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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被历史留下的“逃奴条款”一骨梗住，而一时又达不到取得宪法修正案的合法票数。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历史上出现一个“奇观”，对于一个法律条文的态度，不仅是差不多是数量上一半对一半，而且是两个极端。可是，按照大家原先的约定，要有一大半的人要求修改才能作数。可是，现实偏偏就是“均势力敌”。同时，对于北方大量的反奴隶主义者来说，这又不象其它的法律问题，可以慢慢等待。这不仅是自由关天，甚至是人命关天。所以，“违法行为”急剧增加。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地下铁道”了。这是牵涉到许许多多人的一个“犯法集团”。他们组成网络，有组织地将南方的奴隶一群一群，一站一站地接出来。送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不惜送出国境，一直送到加拿大。“阿姆斯达”号上的那名小黑奴安东尼奥，实际上就是在泰朋的帮助下，利用这个“地下铁道”，顺利跑到加拿大去的。你所熟悉的“汤姆叔的小屋”的作者，也是通过与“地下铁道”的接触，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这本小说的。“地下铁道”最兴旺的年代，恰是从“阿姆斯达”案审理的那一年开始的，直至南北战争爆发。我一直相信，这二者绝不会是毫无关联的。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这些活动的“违法性”，因为这不但在美国历史上很不寻常，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讲，也是它进入了一个危机的信号。那么，这样一个危机是否就一定要导致一场战争这样的“大爆发”，以无数人的生命来换取一个社会变革呢？我想，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回来看当时的美国。从漫长的殖民岁月里，美国从英国的制度中承袭了许多精彩的部分，在它建国的时候，不仅很好地保留了这些遗产，而且使它更彻底更完善了。从美国北方奴隶制问题的逐步解决，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精神主导部分是有相当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的功能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契约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可以在原来已经走出来的路上，作进一步的努力。一方面以最基本的人性原则影响南方。使它逐步改变，从一些比较温和的南方州（如弗吉尼亚）开始，促使它们以州为基础，完成废奴的立法。这并不是一个幻想，因为美国南方最终的改变，还是从这个人性基本立场的醒悟和扭转开始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有新的州加盟美国的时候，争取它们为自由州，以扩大自由州的力量。这一点从“阿姆斯达”案以前，南北双方已经开始在国会较量，应该说，北方还是相当有成效的。从1821年的密苏里妥协开始，划定奴隶制不能越过北纬36度30分。此后，每一次有新的州加盟，就算它也在南方，原来也有奴隶制，北方吸取了以往教训，不再愿意轻易牺牲这样一个原则。因此，后来的每一次新州加盟，都会成为南北双方的一场角力，就象疟疾一样地周期性发作。在“阿姆斯达”案发生的时候，，当时的对峙还是相当均衡，但是后来在北方的竭力争取下，南北战争前夜，论州的数目来说，自由州已经比蓄奴州多了很多。尽管有一些自由州的面积很小，但是，国会参议员是每州两名，这是立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我前面已经提到，宪法修正案的建立，最后也是要以“州”为投票的计票单位的。
即使在逃奴问题上，在北方也在寻求从法律上走通的方法。逃奴问题其实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奴隶从南方逃出来的这一段，这当然是违背当地法律的，然而，这是南方奴隶制本身造成的问题，也是必须随这个制度本身的解决，才能够解决的。而真正困扰北方的是逃奴问题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奴隶逃到北方来之后的那一段。在这一个部分，北方的反奴隶主义者一直在寻求合法地对逃奴进行保护的方式。律师们在持续不断地尝试司法挑战。“阿姆斯达”案，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子而已。同时，随着北方反奴隶制的民意基础的扩大，自由州开始有条件逐步制定法律，使北方人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合法地帮助逃奴。当时，引起一大堆矛盾也引起了一场司法大战。联邦和各州出现了不少针锋相对的立法。例如，国会为了平衡矛盾，几次通过“联邦逃奴法”。北方各自由州则纷纷在自己的州里建立“个人自由法”与之对抗。在这些立法中规定州的官员可以不帮助南方来的奴隶主抓逃奴。北方由于逃奴引起的挑战性案件，可谓是层出不穷。这些案子有不少进入最高法院。
例如，在1842年，就是“阿姆斯达”案结束的第二年，最高法院就又判了一个著名的逃奴案，“摩根案”。你看到这里也许忍不住要问了，美国既然没有户籍制度，流动性又这么大，这逃奴可怎么抓呀？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南方对于逃奴问题特别敏感，对联邦有关逃奴的立法也逼得特别紧的原因。就是因为本来就难抓，如果北方不予配合，甚至协助逃奴的话，那就更没门了。而奴隶的流失，对南方经济是一个打击，对奴隶主则是严重的“财产损失”。所以，在当时应运而生地，出现了一些如私家侦探一样的专业“抓逃奴人”。这个案子，就是由一个叫做普利格的“抓逃奴人”引起的。
1837年，普利格在宾夕法尼亚州，抓住了一名叫做玛格利特。摩根的女黑奴。她从南方逃到宾夕法尼亚，在那里已经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日子。天晓得这个普利格是怎么找到她的。然后，普利格就按照1793年的一个联邦逃奴法，在宾夕法尼亚申请一个押送证明。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宪法中牵涉州与州关系的时候，只是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州必须尊重另一个州的法律。当一个州的奴隶跑到另一个州，后者不能随意就对其它州跑来的人解除劳役身份，对方要求时还必须把人交出。可是，这里有一大堆具体问题。例如，出来抓的往往都不是警察而只是平民。那么当一个平民押着另一个平民，在大街上走，这不是绑架吗？这种情况当然会引起沿途警察的干涉。所以，当逃奴案终于开始成为比较普遍的情况，抓的一方和北方自由州也为此有了不少冲突之后，就要求联邦出来定出一个抓逃奴的执行细则，这个1793年逃奴法，就是这样一个细则性的规定。比如，抓到逃奴之后，必须去当地有关部门，取得一个押送证明，供沿途警察检查，以证明是合法行为，而不是在绑架。所以，那个叫做普利格的“职业捕快”，向宾夕法尼亚的治安法官要求的，就是这么一个押送证明。
可是，你早就知道，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反奴隶制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地区，远在独立战争中就立法废奴了。那里的人是最见不得什么“抓逃奴”的了。所以，当地的治安法官一口回绝了普利格的要求。普利格是靠这个吃饭的，当然不肯轻言放弃。于是，他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没有任何证明文件的情况下，押了玛格利特。摩根和她的孩子们，一路南去，回到了马里兰州。在这些孩子中，有一个还是玛格利特。摩根到了宾夕法尼亚以后才怀上，并且生在这个自由州的。宾夕法尼亚发现以后，尽管人已经被带走了，他们还是决心设法救回这名黑人女奴和她的孩子。于是，根据宾夕法尼亚在1826年建立的“个人自由法”，宾夕法尼亚州到马里兰州的法庭提出诉讼，告普利格“绑架罪”。
经过协商之后，双方同意加快司法程序，使得案子尽早进入联邦最高法院，以确认州一级对于执行联邦逃奴法的细则规定时，究竟又多大的自主权。这是在1842年，“阿姆斯达”的黑人们刚刚离开美国，他们就是在这个法庭获得自由的。但是，我已经在聊 “阿姆斯达”案时提到过，那些黑人之所以获得自由，是因为法庭确定他们本来就不是合法奴隶，然而，这一次的案子，是美国自己长久以来无法解决的逃奴问题的继续，玛格利特。摩根是一个违法逃跑的合法奴隶。这一次最高法院又将怎么判这个案子呢？当时，全国可以说都在那里“拭目以待”。
结果，最高法院的投票是以八比一通过裁决，判定了普利格的胜诉。宣布这个裁决的，又是我们已经在“阿姆斯达”案中已经熟悉了的斯多雷大法官。裁决是这样的：首先，判定“联邦逃奴法”并不违宪。这就是指你已经知道的宪法中三个妥协条款之一的 “逃奴条款”。同时他指出，宾夕法尼亚的“个人自由法”的内容，如果扩大到干扰逃奴的引渡程序的话，那么是违宪的。然后，斯多雷大法官判定，宪法的“逃奴条款”中已经隐含了主人对于重获逃奴的权利，因此，只要在不破坏治安的情况下，平静带回逃奴，即使没有押送证明，也是合法的。但是在最后，斯多雷大法官宣布，各州应该执行联邦法律，但是，如果他们不执行，联邦政府也无权强迫他们执行。理由是，联邦政府没有权利对州一级的官员提出“执行要求”。
在这里，所有人都应该从“阿姆斯达”案胜利的过分沉醉中醒来了。因为，显然这一次大家都清醒地看到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那块“骨头”，依然梗在那里。后来，斯多雷大法官的儿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判词的实质是反奴隶制的。而在美国历史上，这个案子的判决，也还是被作为一个对反奴隶制有利的判例来看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谈起过，最高法院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大法官们在“司法复审”的时候，只能以“是否违宪”作为评判标准。因此，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但是，所有的人也注意到，最高法院判词的最后一部分很不寻常，它指出，联邦政府无权强迫州一级官员执行联邦法。这样，尽管这场官司没能救出一个玛格利特。摩根，但是，从司法挑战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有收获的。因为，这等于给了北方的自由州一个借口。此后，再有逃奴的话，北方州就有了理由，拒绝给南方以应有的配合。而你也知道，在美国，尤其是北方这样一个流动环境中，如果没有这样的配合，抓逃奴的的成功律就将大大降低。很多的未来逃奴，就会从中受益，真正地逃之夭夭。
从这个案子的判决，我们实际上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联邦与州的关系还远远没有理顺，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在法律上作一些试探和探索。就象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它和它那些彼此之间差异那么大的各个成员国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共处和约束，谁心里也没有个底。经常会冒出一些新问题，来考验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
还有一个案子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逃奴案。但是深入去看，从南方黑奴争取自由身份这一角度来说，它和逃奴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处。1854年，也就是距离上面这个故事以及“阿姆斯达”案十几年之后，有一名叫作杰得。斯高特的黑人奴隶，在密苏里州的州法院递了一个状子，告他的主人，申诉自己应该是自由人。当时的密苏里还是一个蓄奴州，怎么会跑出这么一个案子来的呢？
斯高特出生在弗吉尼亚庄园里的一个奴隶家庭。在他37岁的时候，他被卖给了密苏里州的一名随军医生做仆人。两年后的1834年，军队换防，他随着这名军医来到了自由州伊利诺。又过了两年，那是1836年，他和主人的一名女奴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就在那一年，他们一家又随主人换防，来到了另一个自由州威斯康辛。1838年，主人又带着他们一家，搬回了密苏里这个蓄奴州。回到密苏里五年以后，1843年，他们的军医主人去世了。在此之前，主仆之间一直相安无事。伊利诺和威斯康辛这两个州，就是在我前面提到的密苏里妥协中，成为自由州的。
主人去世之后，他们一家被军医的妻子卖给了她的兄弟桑弗德。斯高特一家在桑弗德家又渡过了11年。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故事了。可是就在1854年，斯高特突然向州法院递了诉状，状告桑弗德持有他们作为奴隶是非法的，他要求全家的自由身份。其理由就是，他们一家曾经在1834年到1838年间，曾经在自由州居住过。曾经是自由州的州民。
这个案子是黑人奴隶告上一个蓄奴州的法庭。你根据经验推断，也许会觉得这肯定不会有什么希望。可是，经过审理，由当地居民组成的陪审团，判决黑人斯高特胜诉。这个结果他的主人桑弗德当然不肯接受。于是案子上诉到密苏里州的最高法院，结果州法院的判决被推翻了。这样，当然原告方又不干了，这样，斯高特于是就又告到了联邦法庭。这个时候，桑弗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