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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比较极端的灾年中能够保证根据地里面的人民群众不会买不到粮食。所以粮价被钉死在两毛五一斤大米的额度上。
只要有五毛钱，就能买两斤大米。按照一家四口来算，这就能保住最基本的生存。这也是根据地的货币能够稳定发行的财政基础。但是这个价位相较其他地区比较低，而且钉死了这个价位之后，粮商在根据地根本没有低买高卖的操作机会了。根本没有粮商肯到根据地做这等买卖的。
“那李寿显同志，你对私营企业的存在是个什么看法？”徐元山问道。和刚才相反，现在成了李寿显成了被询问的一方。
“这个冲突很尖锐。破产的可不仅仅是芜湖地区的私营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现在根据地出现了各种手工作坊和小作坊全面破产的趋势。”李寿显冷着脸答道。
这次没有同志再露出自豪的神色，李寿显说的没错，人民党当前的根据地内部，私营企业，或者说私营作坊的破产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这还真的不是人民党估计要整谁，大家现在都看得比较明白，自打土改完成之后，这些小作坊的破产就已经是一种命中注定的局面。除非政策上有所改变，否则的话现在还在苟延残喘的那些作坊，也挺不到明年。
大家都没想到，很多顽强生存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作坊，就这么短短几年间就会走上如此彻底的破灭。
“我们又不是站在有产者的立场上。他们倒闭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徐元山答道。不过这声音中并没有幸灾乐祸的味道。而是一种真正的无奈。
“出钱买我脑袋的那位，就是芜湖一位开稻谷厂的。人不错。干这事之前也没有什么伤天害理的行径。他这么做，就是真的觉得咱们人民党太霸道，是真的恨我。被捕之后，他还很有一种替天行道的心态呢。”李寿显的声音里面有着一种相当程度的遗憾。
莫道前路无知己一三四极不情愿的妥协（七）
“我一点都不怀疑革命，但是革命到底要把咱们领到什么地方去？这中间要经历什么样的局面？我很希望能够弄明白。”李寿显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你是觉得私营企业不该出现大规模破产么？”徐元山的声音里面充满了意外的味道。人民党党员并不在乎私营企业的生死，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人民党中级干部中公认被陈克看好的年轻干部的代表，徐元山对李寿显提出的问题颇感意外。
“我是觉得咱们之前对事情的预测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是考虑不周详，而不是该不该破产。”李寿显答道。
考虑周详大概是应该的，在座的干部们都没有特别的异议。但是现在主持人民党工作的是陈克，至少到现在为止，陈克的决策还没有闹出过任何超出整体局面控制偏差，所以李寿显的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傻”。
徐元山已经有些明白李寿显为什么要来询问自己了。徐元山提出“允许私营企业介入一定的行业”，让他成为人民党里面颇为“另类”的家伙。但是这并不是说徐元山就真的打算扶植私营企业，而是他觉得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情况下，全靠人民党自己撑起所有的行业，在行政上成本太高。就徐元山的本心而言，他根本不在乎私营企业的生死。在需要私营企业出来参与劳动的时候，有私营企业存在就好了，平日里私营企业与人民党应该是毫无关系的。
正想说话，却见陈克施施然走进了会议室，大家再也顾不上说话，在一片轰隆隆的声音中，同志们纷纷起身。
“都坐。”陈克挥了挥手。所有同志都落座最后，陈克瞅了瞅大家异样的神色，他笑道，“看来我是错过什么事情啊。”
尚远把方才讨论的事情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在最后，他说道：“陈主席，听不少同志说，这个破产是个普遍现象。而且破产的地主士绅貌似对咱们很有恨意。”
“夺人财路胜过杀人父母，这种恨意很正常么。”陈克笑道。
“陈主席，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我是认为咱们得把这种事情安排在计划当中才行。”李寿显说道，“这个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
“私营经济破产，从经济运行的规律上看，这是很正常的。”陈克说道，“我先问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破产？”
立刻有同志答道，“陈主席，你直说吧。讨论太多，很容易发懵。”
“容易发懵。呵呵。”陈克干笑几声，“好吧，我就来说说。”
现在的私营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在粮食加工这个产业上，磨坊、油料加工是这些私营作坊的主力，人民党在粮食生产上的管制直接把他们切断了他们的原材料来源，加上合作社兴办了相同的工厂，这些作坊破产一点都不意外。
简单的说明白了道理，陈克接着说道：“我先说清，政策大方向制定的时候，的确并没有任何针对这些私营企业的考虑。他们破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人民党扭曲了供需。”
历史上斯大林的经济政策，包括后来新中国的初期，包括大萧条之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遇到了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之后，扭曲供需就是最基本的政策之一。如果用更加文雅的词汇来形容，也可以称为“工业反哺农业”。
如果是单纯的为了盈利的话，工业品价格会高到离谱的程度。例如陈克上学时候，政治书上经常谈起的“农业品与工业品的不平等交换”。拉美国家出口几吨香蕉，换了一部半导体收音机。后来随着中国工业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这种说法在中国就逐渐消失了。随之兴起的新说法则是，“外国资本通过操纵大宗商品贸易的价格，从中国玩命的榨取钱财。”对于巴西淡水河公司还有澳大利亚的力拓公司提高铁矿价格的事情，成了资本家掠夺中国财富的罪恶例证。
工业反哺的核心就是，通过压低重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生产工具价格，几乎是不计成本的扩大销售范围，短期内就让生产领域中成本快速降低，生产效率快速提高。能够提供重工业投资的，无疑就只有政府旗下的国有企业。例如在根据地，人民党领导的政府义不容辞的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在根据地里头，铁农具的价格只有根据地外面不到两成的价格。按照正常的贸易模式，消费者是“价高者得”。但是根据地就能够放着眼看着的利润不赚，最优先保障根据地群众能够买到而且使用这些铁质农具。这就是扭曲供需的标准案例。
“私营企业很明显不在咱们扭曲供需的照顾范围之内，他们当然维持不下去了。”陈克最后拿出了一个总结。
“那么这种扭曲供需的政策会维持多久？”李寿显问，得到了这样理论性的解释之后，他的眼睛里面闪闪发亮。
“最理想的状态是这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成本迅速降低，最后的市场销售价格已经与扭曲之后的价格相同。那时候彻底放开价格，私营企业也好，国营企业也好，都一起自由竞争。”陈克答道。
“那得多久？”
“那中间得完成什么样的过程？”
几乎是同时，徐元山与李寿显同时问道。
这两个问句极大的体现出了发问者的个人素质，陈克没有急着回答，而是仔细的看了看两位同志。徐元山毕竟不是一般人，陈克这么一停顿，他已经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徐元山立刻改口，“那中间得完成什么样的过程？”
尚远心中很是赞叹，徐元山一直在后勤部门，见识上比不了李寿显是很正常的，可是徐元山绝不固执己见，知错就改的这种上进，也已经很不得了。扫视了其他同志一圈，有些同志脸上流露出来的是对徐元山的赞许，有些同志脸上却是一种嘲讽的神色。还有些根本就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
宽于待人，严于律己。这是人民党一直宣传的作风，但是这种态度本来就是自身素质的一种体现，徐元山并不觉得自己改口有什么丢人的。这是因为徐元山根本就不认为说错了话与“体面”或者“可耻”有什么关系。所以态度极为端正的李寿显固然很值得器重，但是同样态度端正，只是认识不足的徐元山，至少在现在也是个可造之才。但是那些赞许或者嘲讽的同志，他们的素质就值得考虑了。
想到这里，尚远突然想到，如果自己不是有个好老师，自己的老师如果不是在关键时刻对自己痛斥一番，自己只怕根本认识不到这些事情。想到这里，尚远觉得一阵后怕。而老师李鸿启的教诲又浮上了心头，“看到了自己内的黑暗之处，找到了克服心里头这些暴虐、残酷、无耻的法子。只要当个真正的劳动者，坦坦荡荡的活着。这暴虐就变了勇敢，残酷就变了坚定，无耻就变了谦虚。”
一走神间，尚远就错过了相当的讨论。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讨论内容已经跳转到了“劳动力积累量与私营企业破产的关系上去了。”
“同志们，现在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同时存在两种局面，第一，劳动力的昂贵。第二，劳动力的廉价。普通百姓除了要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外，还要学一门手艺。农忙的时候自然是耕地，而农闲的时候靠手艺赚钱。这种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手艺劳动，就是劳动力的昂贵范畴。毕竟农村的生产范围很窄，就那么几样。我家乡爱说，有智吃智，无智吃力。而吃智的，一般都是属于比较贵的劳动力。在这方面，同样受到了扭曲供需的极大影响。”
以技术含量来说的话，人民党现在辛苦建造的工业体系，无疑是中国国内“智力凝聚”最高的体系。这个体系在根据地里头也是不断扩散的。现在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陶瓷品生产厂，日用的碗筷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由于搪瓷碗开始销售，甚至在不断挤压传统的食品容器市场。国营企业有技术，有资金，有市场，传统的作坊面对这种企业的竞争如果能活下来，这才是真正稀奇的事情。
“至于廉价劳动力，例如女性，老人，当然，也有一部分童工。根据地同样提供了极大的劳动就业机会。饲养业自然不用说了，每年的桑蚕生产期，有力气的去挑担，没力气但是有耐心的去照顾蚕宝宝，力气与耐心都不足，但是愿意学习的，则可以在桑园工作。所以原本极为廉价，甚至根本卖不出去的劳动力，现在都能够通过劳动挣到工资。而且这个工资甚至不少……”陈克侃侃而谈。同志们将其与自己负责的工作一对应，不少同志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些廉价劳动的大收购，同样是作坊破产的重大原因之一。”陈克得出的这个结论让大家又都讶异起来。
“私营作坊，归根结底是要赚钱的。以学徒教手艺为理由，这些作坊里面把工资这部分成本给压缩到极限。但是咱们大量收购廉价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价格普遍上升，其结果就是私营作坊遇到了劳动力供应不足的局面。他们自然无以为继。”
这几年根据地里面的确有这种问题，群众热火朝天的给自己干，直接导致了很多原本只要提供些吃食就能大量招到人的工程变得很难找到劳动力参加。就算是来参加的，也都是些老头老太太，他们与其说是来参加劳动，不如说是为了混口饭，给家里省点。政府货真价实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政府各种灾害里头得多死多少人，又得有多少人倾家荡产。即便如此，人民在能够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将政府抛在一边。对待政府尚且如此，对待私营企业自然更是如此。
这次同志们脸上可没有什么笑容了，根据地的一切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投入到这公共领域的生产中去，不用说别的，光近期规模庞大的基础水利建设工作就不可能及时完工。
“在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束后，我说过，我们现在要面临着一个劳动力极度匮乏的时期。根据地六千多万人口，想建起一个工业化的根据地，我们会面临艰苦的局面，需要我们人民党人率先付出极大的努力。”陈克说道。
沉默中有几声稀稀拉拉的掌声，却没有引起全体同志的热烈鼓掌。陈克的解释让第一线的同志们沉默不语。
陈克很清楚，这些都是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的局面，而陈克自己敢号召人民党的同志们跟着自己一起付出极大的努力，心在回想起来，陈克自己首先得付出极大的代价。如果按照正常的劳动与报酬，陈克现在应该是根据地的首富。不用说别的，诺贝尔奖每个单项的奖金为15万瑞典克朗，当时相当于瑞典一个教授工作20年的薪金。因为是共同获奖，陈克拿到了一半。那也是瑞典教授10年的薪金。这笔钱自然是成了购买机器设备的资金。至于按照外国法律，陈克应该得到的各种专利和股份收入，全部归根据地财政所有。
唯一例外的一笔钱，就是陈克的老丈人何汝明给的五千两，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