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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克拉特太太平静了一些，她问道：“你喜欢小的东西吗？喜欢不起眼的小东西吗？”她邀请乔利妮到餐厅去参观古董架，那上面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小人国的东西：小剪子、小顶针、水晶花篮、玩具小人像、刀叉……“其中有些东西，是我从小就有的。爸爸、妈妈，我们全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加利福尼亚，就在海边上，那儿有间商店专门卖这些可爱的小玩意儿。你瞧，这些杯子。”一套放在一个小盘子里的玩具茶杯，在她的手里微微颤抖。“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她是一个名叫福克斯的富裕的小麦种植者唯一的女儿，三个哥哥都把这个妹妹当做掌上明珠。虽然她没有被惯坏，但一帆风顺的成长却令她认为生活就是一系列惬意之事的组合：在堪萨斯州过秋天，在加利福尼亚过夏天，一堆用作礼物的茶具。她十八岁的时候，受一本南丁格尔传记的激发，进入设在堪萨斯州大本德的圣玫瑰医院学习护士专业。她其实并不想当护士，两年以后，她承认，医院的现实，那里的情景和气味，令她感到恶心。然而直到今天，她仍然为没有完成学业获得学位而后悔———“只是想证明，”正如她对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也曾经有所追求。”然而，她遇见了赫伯，并且和他结了婚。赫伯当时是她大哥格伦的大学同学。实际上，因为两家住的地方相距不过二十英里，她早就认识了赫伯，但是克拉特家是普通的农民，从不跟富裕而有教养的福克斯一家来往。然而，赫伯长得很英俊，为人很有责任感，意志坚强，他希望得到邦妮，而她也坠入了情网。
“克拉特先生经常去旅行，”她对乔利妮说，“哦，他总是出发去什么地方。华盛顿、芝加哥、俄克拉荷马，还有堪萨斯城。有时候，他好像从不在家一样。但不管走到哪儿，他总是记着我是多么喜爱这些小东西。”她打开一把小纸扇。“这是他从旧金山给我买的，只花了一便士。但它不是很漂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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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一章 （18）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婚后第二年，伊芙安娜出生了，三年以后，生下了贝弗里。每一次分娩之后，这位年轻的母亲都会经历一次难以形容的情感低潮：悲伤攫住了她，使她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里不停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来回徘徊。贝弗里和南希的出生之间隔了三年，这三年里，每到周末全家便去野餐，夏天还到科罗拉多州去度假，这三年是她真正掌管全家的三年，她是全家快乐的中心。但是，随着南希和凯尼恩的出生，一种产后抑郁症不断重复出现。在儿子出生之后，那种悲伤感就再也无法摆脱了，那种感觉如同一块不知何时会下雨的乌云纠缠不去。此间也曾有过“好日子”，这些日子偶尔延长数周、数月，在这些日子里，她又恢复了“原样”，变成了被朋友们视为珍宝的热情而迷人的邦妮。但即使在最好的日子里，处于最好的状态的时候，她依然无法达到她丈夫日益频繁的社交生活所需要的活跃。“他是爱参加各种组织的人”，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她什么也不是，也不想是。因此，虽然彼此相敬如宾、绝对忠贞，但其实他俩已经开始半分半合了：他选择了一条社会活动的路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她的路线最终却是围绕着医院转。但她并没有万念俱灰，对上帝的信仰在支撑着她，有时一些世俗的东西也补充了她的信仰，使她相信上帝的仁慈即将到来。她从什么地方读到过一种奇迹般的药物，听说过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或者就像最近那样，她开始相信是一条“萎缩的神经”在折磨她。
“小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合上扇子，“不必把它们留在家里。你可以把它们装进一个鞋盒里随身带走。”
“带它们去哪儿呢？”
“哦，去哪儿都行。你也许会出去很长一段时间。”
几年前克拉特太太曾去威奇塔治过两个星期的病，在那儿住了两个月。有位医生认为经历一些事情会有助于她重新获得“充实和有用的感觉”。按照这位医生的建议，她租了一间公寓，然后找了一份工作，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当档案管理员。她丈夫非常同情她，鼓励她大胆地去干，她真是欢喜至极。然而这种欢喜程度对她来说似乎是违反礼俗常规的，结果负罪感的影响最终超过了这次试验的治疗价值。
“也许你永远永不再回家了。所以随身带一点自己的东西总是很重要的，它们是真正属于你的。”
门铃响了，乔利妮的妈妈来了。
克拉特太太说道：“再见，亲爱的，”她把纸扇塞进乔利妮的手里，“这只是一件花了一便士买的东西，但是它很漂亮。”
后来，屋里只剩下克拉特太太独自一人。凯尼恩和克拉特先生去了加登城；杰拉尔德·冯·弗里特一早便离开了；收拾家务的女佣，也是她可以无话不谈的赫尔姆太太周六不工作。她也许应该回到床上去———她太少下床了，以至于可怜的赫尔姆太太必须每星期抢个空给她换两次亚麻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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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二楼有四间卧室，她的那间位于宽敞的走廊的尽头，是最里边的一间。卧室里只有一个摇篮，是她给来访的外孙女买的，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显得空荡荡的。如果摆上帆布床，这个走廊还可以当一间大卧室用。克拉特太太估计，在感恩节期间，这条走廊可以容纳二十位客人，其他客人可以住汽车旅店或邻居家。在克拉特的亲属中，感恩节聚会是一年一度的，大家轮流做东，今年轮到了赫伯，所以必须得作准备。但是正如事有巧合，又碰到了贝弗里的婚礼要准备，克拉特太太对能否经受得住其中的一件一点信心也没有，无论哪一件都必须作出决断。这正是她所不喜欢的，一听就感到恐惧，无论丈夫哪一次出差在外，希望她在他不在时，对农场的事务作出随机应变的判断，这是不堪忍受的，是一个折磨。如果她犯错了怎么办？如果赫伯不高兴了怎么办？最好还是锁上卧室的门，假装什么都没听见，或者，就像她有时说的那样：“我不行。我不知道。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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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她深居简出的那个房间很是简朴，如果不是有一张床的话，来访者也许会认为这间房子一直没人住。一张橡木床，一个胡桃木柜子，一个床头桌，除了灯，一扇挂着窗帘的窗户以及一幅耶稣正在水中行走的画之外，屋子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她并没有把贴身物品搬进屋里，而是和丈夫的东西混放在一起，好像通过保持屋子的冷清，可以减轻她不和丈夫同居的歉疚。柜子上唯一正在使用的抽屉里放着一包克里内克丝牌纸巾，一把电热壶，几件白色的女式睡衣和一些白色棉袜。她总是穿着袜子睡觉，因为她总是觉得冷。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习惯于关着窗户。前年夏天，在一个能把人热化了的八月的星期天，当她独自待在这儿的时候，偶然发生了一件麻烦事。那天来了一些客人，这些朋友是应邀来农场摘桑葚的，苏珊的妈妈威尔玛·基德维尔太太也在其中。像大多数经常受到克拉特夫妇款待的人一样，基德维尔太太也接受了女主人不出现的现实，她以为，像往常一样，邦妮不是“不舒服”，就是“去了威奇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到去果园的时间，基德维尔太太肯定会拒绝；作为一个在城市中出生的女人，一个容易疲倦的女人，她希望呆在屋里。后来，当她正在屋里等待朋友们摘完果实回来时，她听到了恸哭声，这哭声悲伤得令人心碎。“邦妮？”她一边叫着，一边跑上楼去，穿过走廊跑进邦妮的房间。当她打开屋门，屋里聚集的热气像一只突如其来的手，可怕地捂住了她的嘴；她急忙过去想打开窗户。“别动！”邦妮大叫一声，“我不热，我冷。我快冻僵了。天哪，天哪，天哪！”她猛烈地挥动着胳膊。“求你了，天哪，别让别人看见我这样。”基德维尔太太坐到床上；她想用胳膊搂住邦妮，最终邦妮让她搂住了。“威尔玛，”她说道，“我一直听你的，威尔玛，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欢声笑语，过得幸福愉快。而我样样事情都得不到乐趣。包括一生中最好的时期，包括在孩子们身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如意。不久以后，就连凯尼恩也要长大成人，变成一个男子汉。在他的记忆里，我会是什么样呢？像鬼一样，威尔玛。”
此时，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她将惯常穿的印花便服挂在衣橱里，穿上拖地的女睡衣和一双崭新的白色袜子。然后，在临睡前，她把日常戴的眼镜换成一幅阅读时用的眼镜。虽然她订了好几份期刊（《妇女之家》月刊、《麦考斯》、《读者文摘》，以及《卫理公会教徒家庭》半月刊），这些杂志都不在床头桌上面，那上面只放了一本《圣经》。书页中间夹着一张书签，一块紧绷的波纹绸，上面绣着这样的箴言：“谨慎为要，密切注意，并且祈祷：因为你不知道死期何时到来。”
这两个年轻男子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二人拥有许多同样的表面特征。比如，两人都爱吹毛求疵，有洁癖，对于修饰指甲很在意。上午检修汽车后，两人在汽车修理厂的盥洗室里花了大半个钟头梳洗打扮。身上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裤的迪克和他穿好衣服时判若两人。穿着衣服时，他看起来像一个身体瘦弱、胸部凹陷、身材中等的金发年轻人；但脱下衣服后则看出来他绝不是那种人，相反倒显现出一个次重量级拳击手的身材。一个咧着嘴狞笑的蓝色猫脸文身覆盖在他的右手上，一只肩膀上还刺着一朵盛开的蓝玫瑰。更多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标记装饰着他的胳臂和躯干：一个龙头，张开的大嘴里有一个人的骷髅；乳房丰满的裸体画；一个挥舞着干草叉的小鬼；在潦草的十字架的旁边是“和平”两个字，还放射出神圣的光线；两件表达感情的混合物：一个是一束献给父母的鲜花，另一个是纪念迪克和卡罗尔之间爱情的心形图案。他十九岁时和卡罗尔结婚，六年后，他为了和另一个年轻的女士“去做正确的事”而和她分手了。那位女士成了他最小的儿子的母亲。（“我有三个孩子，我绝对会好好照顾他们，”在申请假释时他曾这样写道，“我妻子再婚了。我已经结了两次婚，所以我不想和我的第二任妻子再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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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1）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令人印象深刻的既非迪克的体格，也非全身用墨水画的艺术品，而是他那张脸，那张各个部分搭配错位的脸。他的脑袋就像一个苹果被从中间平分为两半，然后偏离中心的小部分被凑合在一起。他曾出过事，排列不整的五官是1950年一次车祸的结果。那次车祸使他的长下巴和窄脸翘了起来，左半边脸比右半边低，结果嘴唇变歪了，鼻子也斜了，而他的两只眼睛不但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而且连大小也不一样了，左眼完全弯曲，斜视的眼睛流露出恶毒、令人作呕的神情，虽然这不是他故意如此。似乎这是他本性深处沉渣泛起的警告信号。但是佩里对他说：“这只眼睛并不重要。因为你有一个迷人的微笑，这一笑真起作用啊。”的确，微笑的动作使他的脸的各部分回到了正确的位置上，使人可以辨认出并未失常的人性：一种带有美国派头的“好小伙”，留着成年人的平头，头脑很清楚但并不聪明。（实际上，他非常聪明。监狱给他做的智商测验评分为一百三十；在监狱内外，一般人的得分在九十到一百一十之间。）
佩里也一样有残疾，他在一次摩托车车祸中受的伤比迪克的伤还要严重，他在华盛顿州立医院和另外一家医院里住了半年，只能拄着拐杖。虽然这起车祸发生在1952年，但他那条五处受伤、变瘸变短的腿令他疼得成了阿司匹林成瘾者。虽然他的文身比迪克少，但却更为精致，不是那种业余爱好者自我陶醉的作品，而是火奴鲁鲁和横滨文身大师创作的艺术杰作。“小甜饼”是一个他住院时对他很友好的护士的名字，他把它刺在了右肩头；在左肩上刺着一头蓝皮、黄眼、红牙，正在咆哮的老虎；胳膊上刺着一条盘在匕首上、正在吐信子的蛇，其他地方刺着隐约可见的骷髅、墓碑和一朵盛开的菊花。
“好啦，美女，放下梳子。”迪克说道，他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