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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 作者:[智利]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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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也不知道,”我说。
  “真的吗?”
  “你们在说什么?”妈妈问道,她还在勤劳地擦拭着盘子。
  “我们在说德语。”我回答。
  “我知道你们在说德语。你们究竟在讲什么?”
  “等一会儿,”我对电话里的那个家伙说。我遮住话筒。“妈妈,让我好好打电话,行吗?”
  我妈妈严肃地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母亲的关爱,她穿过走廊,离开了屋子。
  “喂?”我说。
  “喂!怎么回事?”
  “没什么。”
  “那好,”他说,“我是米切尔。”
  我掩饰地问道:“米切尔是哪位?”
  “冷静点儿,没什么。这并不重要。我是汉斯的哥哥。”
  “我不认识这个人。”
  “好吧,我给你打电话不是和你讨论你认识谁或不认识谁的问题。我弟弟现在在医院里。”
  我只是呼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知道他进医院了吗?”
  我看着走廊,怕妈妈突然出现。我的心怦怦直跳,好像空气稀少一般。“很严重,”他说。“很严重,”他重复了一下。
  我想说:“真的吗?”但是我的喉咙发不出声音。
  “我打电话的目的是告诉你,我会把你对待汉斯的行为加到你身上。”
  “是的,”我说。
  突然之间,我忘记了德语。我开始听不懂了。只是不停地重复着是的,是的,脸上的表情简直像个白痴。
  “你在哪儿?我要教训你一顿。”
  “是的,”我说。
  “要是汉斯死了,在警察抓你之前,我就会杀了你的。知道吗?”
  “是的。”
  “明白吗?”
  “是的。”
  “只要你离开家门一步,我就会收拾你,把你碎尸万段。听到了吗?智利人。”
  “是的。”
  “有种的话,咱们今天下午决斗,怎么样?5点钟,在美丽大街地铁站碰面。”
  我看了看表。
  “不,”我说。
  “你害怕了?”
  汗水浸湿了话筒。它仿佛是巧克力做的,慢慢地熔化。米切尔静了下来,我只能听到他的呼吸。突然之间,我想到了一个谈话的题目。我想问候一下他那可怜的弟弟。
  “你弟弟进了哪家医院?”我问。
  “就是你将要进的那家,小流氓。”
  “别这样,米切尔。认真一点。”
  “你还想带着鲜花和巧克力去看他不成?”
  “不我只想知道一下。”
  “他很严重。不能说话。我现在就想收拾你。”
  此时,我好像从梦中惊醒。似乎别人往我头上泼了一盆水一样:米切尔是从哪儿弄来我的电话号码的?我眨着眼睛,想了几秒钟,多亏了荷马逻辑思维的帮助,我得出结论:一定是我那个忠诚的情人苏菲娅·布劳恩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我的脑子里面,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外,就只剩下个疑问:米切尔是怎样从苏菲娅手中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对她拳打脚踢,这倒像他的作风,还是亲吻,温存,摸摸她这里,再摸摸她那里?
  一种比刀伤更深更长的悲伤刺痛了我。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和第一次背叛。如果一个人有了这种体验,那么他都可以去创作歌曲了。我甚至在想著名的诗人和思想家乌多·于尔根斯会不会写一首诗,诗中的女孩不仅侮辱了恋人,而且还把他的电话给了一个恶棍,让他找到他,教训他。在我的想像中,米切尔是一具和我完全不同的人:他闯进苏菲娅家里,撩起她的裙子,打开电视,伴随着音乐,她把我的藏身之处给了他。我确定我在桌子边得到的东西,米切尔在一分钟之内都享受到了。我确定他会很高,很帅,穿戴得体,拳头比铁还硬。
  你们觉得我想过去见苏菲娅,然后教训一下这个叛徒吗?没有,我呆在电话旁边,非常难过,不可自拔。
  “好吧,智利人,你来还是不来?”
  “不,”我说。
  “那么,等我抓住你……”
  “……就会教训我一顿。你早就和我说过了。”
  “那么……”
  “你一个人?还有别人吗?”
  我突然挂上了电话,就像打破一只鸡蛋,等待着从电话线里出来的拳打脚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最后几句话时那么勇敢,但是我现在就像在打架和踢足球一样,呼吸急促。
  这一天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监视着窗户。有的时候,我看着鸭子和鸽子在河上飞过,却没一点心思看电视或是读杂志。后来,我打开了收音机,边听歌曲,边画苏菲娅的肖像。
  爸爸回来了,他关掉了收音机,开始给同志们打电话,因为明天就是9月11日。另外,他很生气,智利人意见不一,结果居然要举行两个反对军政府的游行。我对此不感兴趣,尽管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每次聚会,还是要整晚争吵。我起来喝汤,在那之前,我撕碎了苏菲娅的照片,把它扔进了纸篓。
  我睡不着。我看着反射在天花板上的河流,脑子里画着图画,但是没有用。我第一次觉察到睡觉的意义。我只希望在梦中飘来一朵乌云,带我远离这个家,这个城市。
  天亮的时候,我才睡了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闹钟响了,妈妈穿着晨衣,给我们做早餐。
  我好像听到了起床的乐曲:我赤裸着跑到窗口,看着街角,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我想告诉妈妈我生病了。我因为胃疼彻夜未眠而且去了好多次厕所。我走进厨房,和她说我病了,但是我爸爸冲我大喊,要我去洗漱,然后去学校。他向我做了一个出色的爱国演说,告诉我在9月11日生病有很多弊端。他跟着我来到洗漱室,对我说如果因为肚子疼就要死要活的话,想想那些父母被囚禁,饿着肚子的孩子,就会感觉好一点的。
  我想关上门,安安静静地梳头,但是爸爸站在我旁边,对我说我应该参加游行,和所有的人一起呼喊,不能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父亲令我心烦意乱,因为他总是重复一件我已经牢记在心的事情。梳好了头发,我把手指插入发中,又把它弄乱了。我觉得那些头发梳得溜光的人非常装腔作势。
  我弟弟经常带三明治到学校去吃,妈妈用绿色的餐纸把三明治包好。但是他太贪吃了,总是在街角就打开,享起口福。然后在课间,他吃同学的三明治。他期待地看着别人,直到别人给他一小块三明治才罢休。
  就在我弟弟打开三明治那一刹那,我感觉到有人在跟踪我们。好像突然之间我自己的影子沉重起来,又好像突然之间天塌了下来,压到了我的后背。
  “我们得快点走,”我扯着达尼埃尔的胳膊肘,对他说。
  “为什么?现在还早着呢。”
  “别看后面,有人在跟踪我们。”
  我按着他的后脑勺,说了这番话,因为总是我说东,他就去做西。然后我不得不使劲拽着他的后脑勺,因为他狂奔起来。我也刹没住脚,拉着他跑了半个街区。
  “放开我,”他说,“这样我没法咽下三明治了。”
  “我会放开你。但是别看后面。要是你敢再跑,我就用书包打破你的脑袋。”
  “他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因为有个人想打我。”
  “为什么?”
  “别说话。”
  “不过,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
  “你偷了东西了?”
  我不得不打了他一拳。
  “我说过了,不许说话。”
  我们走得很快,我像平常天冷的时候那样缩着肩。但是天气很好。要是我没有那些麻烦,我一定会吹着品哨,看着那些鸟儿慢慢地飞过。
  “为什么不报警?”
  “我不能。”
  “但是,为什么?”
  “给我一块三明治。”
  我得到了一小块三明治,漫不经心地咀嚼着。我没想咽下去。我咽不下去。衬衫的领子好像是水泥制成的。而相反,我的腿却轻飘飘的。
  “你想让我偷偷地看看后面吗?”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吧。你装作看后面的车,注意点,好吗?”
  “好的。”
  “看看一共有多少人。”
  “好的。”
  “我们现在过马路。”
  我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带他在停满车辆的马路上穿过。我不想看到他是怎么向后看的。
  “你看到了吗?”
  “是的。”
  “有多少人?”
  “就一个。”
  “长得怎么样?”
  “很高大。”
  “多高?”
  “很高。”
  “别跟傻瓜一样。比爸爸还高吗?”
  “没有,那倒没有。”
  “比我呢?”
  “比你高。他应该有女朋友了。”
  “他有十七岁吗?”
  “可能有。”
  在口中嚼了半天的面包终于被我吐掉了,我文明而又优雅地将它吐在了垃圾箱里。
  “你会挨揍吗?”
  “他抓到我,就会揍我。他穿什么衣服?”
  “他穿了一件皮夹克,戴了一顶连耳的帽子。”
  “偷偷地看看,告诉我他离我们是近还是远?”
  达尼搔搔头,看着后面,好像看着天上的慧星。我弟弟是个很谨慎的人。
  “怎么样?”
  “和原来一样。”
  “在原来的地方?”
  “在原来的地方。你得救了,我们到学校了。”
  我突然想起,要是他不打我,而是向学校主任告状的话,岂不是更糟糕?我不由得想像着一边晒太阳,一边听训斥的情景。
  我穿过校园,没有向任何人问好,径直走上了二楼的大厅,我探出头向外,只露出一只眼睛。
  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手插在兜里,站在栅栏前,盯着每一个进去的学生。他并不比我高多少,但也许是身穿皮外衣的缘故,他看上去很壮。我下来走进教室,整个早晨都无法集中精力。最后一节课,我走到彼得·舒尔茨旁边,询问他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回家,我会借给他最新一期的《活力》杂志。我选择了彼得,并不是因为他是最善良的,而是因为我们都叫他“千米先生”。他差不多有柱子那么高,腰身比酒桶还粗。
  我想是我的恐惧感应了电话。我一进家门,电话就响了。那个米切尔好像算着时间追踪我的脚步一样。很遗憾我不能通过电话展示彼得·舒尔茨的威武。
  “智利人?”
  “是的。”
  “你好吗?”
  “很好,谢谢。”
  正如诸位看到的那样,这是一场再礼貌不过的对话。就像他可能会马上邀请我去喝咖啡,品尝饼干一样。
  “你呢?”我说。
  “我也很好。我很高兴,因为我就要教训你了。我要把你踢成瘫子,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很困难,”我说。
  我总是这样,舌头比思想跑得快。
  “你不相信?我要把你撕成碎片!”
  “哦,是吗?你一个人还是一起上?”
  事已至此,我颤抖得几乎拿不住电话,但是我说完最后一句后,电话里面一片寂静。
  “喂?”我说。
  “听着,智利人。今天下午5点我到你家门口找你决斗。我们单对单打一场。”
  “今天不行,”我说。
  “那就明天。明天5点。”
  “随你便,”我说。然后挂断电话。
  我不知道是否说过我擅长把事情累积起来。突然之间,这一年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又突然之间,一天之内所有的事情都降临在我头上。9月11日,在克罗依茨贝格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智利人教那些德国人喊我们在智利使用的口号。他们学会了“团结的人民,不可能被打败”、“人民联盟,上台”,还有“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和我们同在”。他们好像只知道一个口号:“国际团结”。
  那天对我们家来讲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我爸爸将在赫尔曼广场做了一场演讲。他们还为他安排了一位女翻译。她看上去很友好。我的父亲说上三句智利就会到感情,两分钟后,他就开始了声嘶力竭的呼喊,五分钟之后,他便涕泪横流。好在他得给翻译留出时间,这样他才可以调整呼吸和擤鼻子。我爸爸的演讲非常生动。我觉得他是一个善于把事情告诉别人的专家。你们一定要记住我爸爸的名字,等到他不爱思考的那天,他一定会成为议员的。
  我爸爸说皮诺切特现在举步维艰。这得感谢国际团结,智利是个英雄辈出的国家。他还讲到那些被捕和受酷刑的同志,他高举拳头,高呼“我们必胜”,结束了演讲,听众的掌声足足响了半个小时。我想跑到舞台上祝贺他,但是人太多了,我过不去。当时大家齐声高呼着“国际团结”,主持集会的那个德国人拿起麦克风,他说“国际团结”的确很有道理,不过现在到了捐款的时间了。
  乌尔斯看着大家拿出钱来支持抵抗运动,就在说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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