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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惊呼红军追来了，随从再三劝解也不能稍安。
此役彭德怀不仅创下红军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而且创造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攻下省会的惟一战例。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对斯诺说，此役“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从此一提彭德怀，便令何键胆寒。
第五章 、 “围剿” 32、战场与战将
大革命中共产党人最恨的，除了蒋介石，便是何键。蒋介石反共最著名的，是“三…二○”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何键反共最著名的，也有“五…二一”马日事变，和“六…二九”通电“清党”；两湖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死于何键之手者，不计其数。对罗霄山脉的工农武装割据，何键比蒋介石早两年多就开始“清剿”。他向浏阳县长彭源瀚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向宁远清乡督察员欧冠说，“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
当时各省之中，惟何健在湖南设立“铲共法院”。
甚至还专门派人挖了毛泽东的祖坟。
如此一个反共的凶神恶煞，却被彭德怀弄得魂飞魂散。
对何键这个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彭德怀却未完全解恨。30年多后彭德怀自己身陷囹圄，挨完造反派拳打脚踢的批斗回到囚室，仍然用笔写下当年未了之恨：“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即使成了囚徒，仍令对手胆寒。
大将军雄风，气贯长虹！
蒋介石也很快认识了彭德怀。
1931年5月，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叔父黄汉湘为江西宣抚使，进驻南昌，想策反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的黄公略；再通过黄公略动摇彭德怀。黄汉湘派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黄梅庄，携蒋介石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根据地。彭德怀与黄公略在湘军即情同手足，对黄梅庄摆宴招待。席间套出口风，知道其为蒋招降而来，随即下令将黄梅庄处决。砍下的脑袋用石灰腌上，盛在篮子内封严，交其随从带回。随从还以为黄梅庄到苏区会其弟去了，不知道带回了他的人头。
蒋介石从此除了提高对红军高级将领的缉拿价码外，再不搞什么“宣抚”。
对敌斗争狠、毫不留情，是彭德怀一大特点。红三军团善攻坚，善打硬仗，在恶劣条件下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无一不打上彭德怀的烙印。他与何键血战。与蔡庭锴血战。与陈诚血战。与蒋鼎文血战。与每一个深入苏区的敌军将领血战。哪一个国民党将领，也没有被他放在眼里。
对自己的战友却不然。
例如对林彪。
1929年初，彭德怀率部坚守井冈山，部队损失很大。4月与红四军会合后，根据彭德怀的要求，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调拨部分干部和枪枝补充彭德怀部。
林彪调给彭德怀了一部分坏枪。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
第五章 、 “围剿” 33、战场与战将
彭德怀却并不念念不忘这类事情。对红四军中的八一南昌起义骨干、特别是前身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他充满敬佩。1928年12月11日，在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胜利会师大会上，彭德怀就提出红四军是五军的老大哥，号召自己率领的五军向四军学习。
一言九鼎。即使后来比自己小9岁的林彪出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对以红四军发展起来一军团仍以大哥相称。
1933年底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团村战斗，一军团执行其他任务未能参加，使战果不能扩大。带病参战的彭德怀万般遗憾，赋诗一首：
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大哥，即指红一军团。
作为一位著名战将，彭德怀还有一大特点：终生不改其本色。
师哲在其自述中有一段精彩回忆，记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彭德怀：“一个炎热的下午，押解一批俘虏军官的队伍在村边树下休息，从西边走来两个人：前者为青年，身背短枪，牵着马；数十步外为中年，50岁左右，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破烂不堪，用麻绳绑在脚面上，走路却非常稳健有力。一挑水农民正在树下歇息，中年人笑呵呵走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农民说：’‘你尽量喝吧。’中年人便倾下身去，从桶里狠喝了几口水，然后谢过农民，继续赶路。路边坐的俘虏中有认出中年人者，指背影说：‘那就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其他国民党将校俘虏大惊失色，起来呆视半晌，直到背影不见，感慨万分地挤出一句话：他们怎能不胜利！我们怎能不失败！”
对彭德怀来说，爱他的、恨他的、敬他的、毁他的都应记住这句话：本色最无敌。
彭德怀与林彪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静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林彪比彭德怀资格浅。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会师大会上，朱、毛、彭都在主席台上讲话，林彪还只能坐台下听。听着听着，讲台塌了。台下人都说刚会师就坍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大声一句：不要紧，台坍了搭起来再干嘛！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热烈的情绪又恢复过来。
林彪也在台下鼓掌。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
第五章 、 “围剿” 34、战场与战将
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拚，三军团伤亡2700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1/4；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个人署名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
“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具体用何种形式，“主要地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
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在信的最后，林彪写道：“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第五章 、 “围剿” 35、战场与战将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情况汇报后决定：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
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领的连队。
耒阳被一举攻克。
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军事才能。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那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
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
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认识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要调查研究。对于敌情、地形、部队的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间断。
四，要有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
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
六、要及时下达决心。
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
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
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当然若以为以上9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要”：要面对失败。
他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第五章 、 “围剿” 36、战场与战将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二团守井冈山，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
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
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如同他在第一个“要”中所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但偏偏没有做到这第一个“要”。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成了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