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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看，田中义一等老派人物对夺占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运用，远比河本等少壮军官老辣深沉。但日本军部这台战车已经由一批更加年轻、更加野蛮的军官操纵。田中精心规划的不战屈兵之谋略，随着皇姑屯那股冲天的黑烟，化成齑粉。
河本大作也大骂了田中：“田中义一出卖了军部！”
日本也有冤假错案。田中当年参加甲午战争占领朝鲜侵略中国时，河本还在穿开裆裤。田中的“意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意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更是日本军部后来实行的战争步骤。此人可以被称为日军中的施里芬。
第八章、崛起 7、大和民族的血祭
说这样的人“出卖军部”，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田中义一至死不知，不愿与他见面的裕仁天皇，早已定下了用“三羽乌”替换长州藩的决心。
一生从事侵略扩张的田中突然之间变成一件过时的工具，孤家寡人，只有下台。
皇姑屯事件不单单炸翻了一个张作霖或垮掉了一个田中义一内阁。以一个幕僚军官策划一起国际阴谋事件并导致内阁下台为契机，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在黑烟之中腾空而起。
此后日本政治中一再出现的“下克上”现像，自河本大作始。日本军部左右日本政治，则自皇姑屯爆炸案始。这一事件成为日本政治演化的里程碑。
下一个事件的发生已经是必然的了。只不过时间或迟或早。
三年后，它来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第八章、崛起 1、流泪更疯狂
记录在“陆军省格纸”上那份“交代材料”的最后，还有河本大作一句话：“。这个事件后，我要石原中校来关东军帮我。这时，已经开始计划‘九…一八’事变的方策了。”
河本说到的“石原中校”，就是后来在日军中大名鼎鼎的石原莞尔。
如果说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大作的个人活动色彩依然很浓的话，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已经是昭和军阀集团在成熟地集体运作了。
谈“九…一八”事变，必谈三个日军军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三个人没有一个是部队以主官，都是参谋。人们若不知道这些参谋具有多么巨大的能量，就很难理解日本军队为何如此凶残与如此疯狂。
板垣、石原、土肥原三人，被称为“关东军三羽乌”。
巴登巴登“三羽乌”的头子是永田铁山，关东军“三羽乌”的头子是板垣征四郎。
板垣身材矮小，总是服装整洁，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头剃得精光，脸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别显眼；加上有个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颇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像。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他又是一夕会的重要成员，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军阀的一切特点。虽然身份不过一个参谋，但连内阁首相也不放在眼里。军事上则深思细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他与石原莞尔一样，都主张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
板垣征四郎的特点是大刀阔斧，石原莞尔的特点是深谋远虑。一个是关东军的干将，另一个原则是关东军的头脑。
石原是河本大作实施皇姑屯爆炸案后求助的第一人。他长着一付小孩脸，面孔常带忧郁。一旦陷入深思，周围便没有人敢上来打扰他。他还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名声，对部下温和，对长官尖刻。石原给所有上司都起了诨名，而且敢当他们的面使用。这在极讲资历和官阶的日军内部，确实十分反常。石原比板垣小四岁，但比板垣到关东军早半年。1928年10月，他由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而板垣第二年5月才来。
“天不怕地不怕”的石原一踏上中国土地，立刻被大豆、高梁和像绿色海洋般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惊呆了。他的眼睛一直贴在照相机上和望远镜上。头脑中帝国扩张的梦想一下子找到了依托的地方。他似乎喃喃自语、又似乎对身边的人倾诉说：“对这样的地形地势，我们也许得采用海军战术。”
谁也没有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跟谁也再不解释。同僚们都知道他是个极其刻苦、极其舍得下本的人。到了关东军总部旅顺，一连8个月，他的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书籍、研究地图以及和关东军经验丰富的老手谈话上面。一付小孩脸的石原实际是一头凶猛的猎豹。第一眼被他看中的东西，便被紧紧咬住，决不松口。凡是梦想，他就要顽强地把他变成现实。
到中国不满一年，石原进行了三次“参谋旅行”。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作攻占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遭遇战等问题，都在他那个不疲倦的脑子中理出了头绪。后来令裕仁天皇赞叹不已、以“最高机密，应急计划”存入皇家秘密档案的《国家前途转折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就是石原莞尔在侦察旅行的路途中，在巅簸不已的火车上完成的。
第八章、崛起 2、流泪更疯狂
完整的事变蓝图绘制出来了。石原提出的要点是：
一、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的惟一途径。只有对外扩张才能消除国内的不安定局面。为了正义，日本应该果断地行动。即便从历史的关系上来看，满蒙与其说是属于汉民族，莫如说是属于日本民族。
二、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由帝国军队掌握。只有日本占领满洲，才能完全解决满蒙问题。对中国外交也就是对美外交。就是说，要达到上述目的，就要有对美作战的决心。
他还提出了由七个总督来统治中国的方案：长春为满蒙总督，北京为黄河总督，南京为长江总督，武昌为湖广总督，这四个总督由日本军人担任；西安为西方总督，广东为南方总督，重庆为西南总督，这三个总督由中国军人担任。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和从事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以图共存共荣。
连集团的最高负责人板垣征四郎也像普通学生那样，热心听取石原莞尔对“解决满洲问题”的讲述。
西方人在战后评价说，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少壮派中最有创见的战略家。
更是日本陆军中最为刻苦、最为拚命、胃口最大的野心家。看看其“七总督统治中国方案”、“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和从事脑力劳动，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设计，其战略之疯狂已经无以言表。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1922年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势。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扩张上面。回国后任陆军大学教官期间，起草《日本国防的现在和将来》，说“人类的最后斗争，正如日莲（注：日本和尚日莲13世纪自创日莲宗，为日本独创佛教宗派之一）所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斗争’。从军事上来看，它也已迫在眉睫。当飞机能在全世界自由自在飞行之时，也就是这场大斗争开始之时，也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大战”。
历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不论从石原莞尔或是北一辉身上，你都能看到法西斯分子在追求他们理想的时候，是如何之坚忍与刻苦。这些人并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只会狂热地呼喊万岁和砍头那么简单粗暴。
他们越是艰忍刻苦，对别的民族就越是危险。
关东军“三羽乌”的最后一头鸟：土肥原贤二，后面会专门谈及。这里只提一句：1931年8月18日，事变的30天前，这个玩弄阴谋就像主持正义一样庄重的土肥原贤二大佐，由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事变后第三天，他就公开出任奉天市长。
回到先前那个问题：为什么等级极为森严、上级可以抽下级耳光的日本军队中，竟然出现下级军官左右大局、最后甚至越级指挥的现像呢？
对日本统治者来说，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考虑。
首先是那个直接培植、间接支持少壮军官们的裕仁天皇。从河本大作到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们不是参加过宫内的大学寮、就是反长州藩的驻外武官集团，基本都是一夕会或樱会的成员。
天皇乐意与他年龄相仿的这些年青军官在前面打头阵，却不用承担他们失误的责任。所以表面上一切都由参谋们越权直接指挥部队进行，实际一切早已规定停当了。
这也造成日本政局出现一种奇怪的局面：所有人都知道马上要入侵中国东北，但见不到任何指示批复或成文的命令。
事变的准备，是早就开始且有条不紊的。
第八章、崛起 3、流泪更疯狂
1930年11月，永田铁山以陆军省军事课长身份到东北与板垣征四郎面商。板垣征四郎正式提出武力解决，永田表面上装作慎重不明确表态，却答应从日本拨两门240毫米攻打沈阳的巨炮。
1931年7月，这两门充满神秘色彩重型榴弹炮秘密运抵沈阳。它们先由东京兵工厂用火车运到神户。再由神户通过客轮运到旅顺要塞。为不让人们知道是炮，将炮身、炮架拆开，伪装成棺材和澡盆运入沈阳，放置在独立守备队兵营内。
安装也是在夜里进行，佯称是挖井或造游泳池。当东北军派便衣侦察时，日军即加以阻止。除关东军外，这两门巨炮的使命甚至对日本领事馆也保密。大炮的安装由松本炮兵大尉为首的几位专家负责，安装时一律伪装，身穿中国服。预定的目标从安装一开始就对准了：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奉天飞机场。
在大炮运来以前，1931年4月，士兵基本出生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的第二师团调来东北换防，以适应东北作战需要。板垣征四郎在该师团大队长以上干部集会上，讲了一段我们中国人今天也应该牢牢记住的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应该承认，此人对中国研究极深，对长期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了解极深，对中国政治人物和民众的心理把握极深。这即是这些日本侵略者敢于乘虚而入的最大资本。而抗日战争之初我方一败再败，也决不仅仅败在军事力量上。
板垣上述讲话两个月后，6月中旬，日本陆军省《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传达给关东军。
但临门一脚到来时，为准备好失败和随后推御责任，日本也是慌张混乱的。毕竟是要吞并一个数倍于自己领土的地方。而且日本本身的力量也不是很充沛。又处于各种势力的夹缝之中。
1931年6月出现一个机会。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隐瞒身份冒充“农业技师”，前往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地形侦察活动，被东北军关玉衡部逮捕处决。
石原莞尔立即致信陆军省军事课长、一夕会核心人物永田铁山，称最好机会已到；应立即行动。
因准备不足，日本决策层没有敢利用这个机会。
于是板垣征四郎把下一个行动日期定在9月28日。
如果不是消息走漏，“九…一八”事变应该是“九…二八”事变了。
关东军准备炸毁铁路采取战争行动的秘密计划传到了东京。9月15日，军部召开三长官会议，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所谓“陆军三长官”全部出席。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会议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去中国东北，“要他们再隐忍自重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