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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马吕斯》。马吕斯的父亲彭眉胥原是拿破仑手下的上校，在滑铁卢战役中身负重伤，并被德纳第盗去金表和钱包。波旁王朝复辟后，他政治失意，生活潦倒。儿子马吕斯由其外祖父吉诺曼抚养。吉诺曼是保王党，他不许马吕斯与其父接近，并拼命灌输保皇思想。但彭眉胥的去世教育了马吕斯，他开始崇拜拿破仑，并因此导致他与外祖父的决裂。他出走之后，与共和派大学生的秘密团体“人民之友”接触，并参加了其活动，从而促使他形成了共和主义的信仰。
到了1831年。马吕斯经常在公园中遇见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少女散步，这是冉阿让和珂赛特。他们已经从修道院中出来，隐居在巴黎，并继续行善。马吕斯爱上了美丽的珂赛特，但冉阿让处事谨慎，立即小心地避开了他。冉阿让满怀同情地帮助穷困的容德雷特一家，却不料容德雷特就是德纳第。德纳第破产后流落到巴黎，隐姓埋名住在贫民窟，专以乞讨、行骗和偷盗为生。他发现这个慈善家就是当年的冉阿让，于是设下圈套准备敲诈冉阿让。马吕斯事先知悉此事，并通知了警方。正当德纳第和他的同伙快要得手之时，警方及时赶来；跟随而来的沙威因忙于对付这一群恶棍而未发现被勒索者正是他千方百计追捕的对象，冉阿让趁乱携珂赛特逃了出去。
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与圣丹尼街的英雄血》。1832年的巴黎气氛十分紧张，这是共和党人起义，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冉阿让此时为了逃避追捕，已迁居卜吕梅街。马吕斯又遇见了珂赛特，两人热烈地相爱了。马吕斯请求外祖父同意他们的婚姻，却遭到了严辞拒绝。这时爆发了人民起义，城市中洋溢着革命的气氛。马吕斯热烈拥护共和主义，同时受到爱情上的挫折，遂投入了圣丹尼街头的战斗。斗争十分惨烈，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街垒。在这一部中，雨果以大量的篇幅，满怀激情地再现了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的真实画面。
第五部《冉阿让》。1848年6月，巴黎再次爆发革命。起义者与反动军队在街头对垒，战斗非常激烈。一个名叫伽弗洛什的少年，在枪林弹雨中跑来跑去。他一边唱着歌儿，一边提着篮子捡拾子弹。最后，他倒下了，罪恶的子弹夺走了他的生命。马吕斯身负重伤；冉阿让此时也加入了保卫街垒的战斗。沙威混进街垒被起义者抓住，由冉阿让负责处决；但冉阿让却将这个对他穷追不舍的死对头放走了。政府军队占居了绝对优势，起义即将失败；共和主义者纷纷倒下。冉阿让背着马吕斯从下水道逃出，却遇见了沙威。沙威再也不忍抓捕冉阿让，放走了他和马吕斯；但沙威自己则无法克服法律职责与道义良心之间的矛盾，最后投入塞纳河自尽。
冉阿让将马吕斯送回他外祖父的家中，外祖父终于同意了外孙与珂赛特的婚事。冉阿让拿出全部存款作为珂赛特的嫁妆，并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马吕斯；但却遭到了马吕斯的误解。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与冉阿让的关系日益冷淡，冉阿让在痛苦和孤独中重病缠身。德纳第察觉马吕斯的妻子就是当年寄养在他家的珂赛特，便向马吕斯告发了珂赛特与冉阿让的关系，企图以此勒索钱财。马吕斯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后，十分感动，同妻子一道去寻访恩人。当他们找到冉阿让时，后者已经生命垂危。他将珂赛特从前曾穿过的一套衣服和卞福汝主教送给他的一对银烛台留给了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并在他们的怀抱中微笑着死去。
人生的艺术和艺术的人生
《悲惨世界》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曾心情激动地读过这部大著；它至今仍然受到世界各国包括中国读者的喜爱和赞赏。雨果的目的非常明确：文学是人生的艺术，他是为人生而写作。不仅如此，雨果自己的人生也是艺术的人生，他用自身的实践去追求和履行自己创作中所努力倡导的精神；他也将自己艺术化的人生即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经历和体验，融注于自己的人生的艺术即文学创作之中。这是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悲惨世界》能够永久地载入世界文学宝库的秘密所在。
《悲惨世界》陆续出版后不久，雨果又写出了长篇文论《莎士比亚论》（1864年出版）。在这本艺术著作中，雨果修正了自己过去的一些文学理论观点，给浪漫主义重新予以定义和阐释。他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对世界文豪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给予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认识和评论。在浩如瀚海的莎学领域，雨果的《莎士比亚论》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雨果仍旧不断地参与现实人生斗争。他致信日内瓦共和国要求废除死刑；他号召俄国军队不要与起义的波兰作战；他发表致培布拉捍卫者的公开信；他发表关于克里特战争的宣言……
从1863年到1868年，在雨果的家庭生活中接连发生了两件悲痛的事件：女儿小阿黛尔的出走和雨果夫人的去世。在此之前，雨果已经饱尝亲人逝去的痛苦。先是兄长阿贝尔的病逝。阿贝尔性格内向，年轻时与雨果一同爱上了阿黛尔，即后来的雨果夫人。当弟弟成婚的那天晚上，他精神失常了。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被送进精神疗养院，后来在那里悄然死去（1837年）。阿贝尔的精神失常多多少少与雨果有关，哥哥的早逝在雨果的心灵中罩下了一层阴影。更大的打击则是1843年长女莱奥波勒蒂娜与其丈夫的双双溺死。莱奥波勒蒂娜是他最喜爱的女儿。此事发生后雨果在很长的时间里沉溺在悲痛之中，恶劣的心境使他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停止了写作。
小阿黛尔是趁母亲不在的时候突然离开格恩济岛的。她性格忧郁孤僻，却喜欢音乐。追求她的男子很多，但她却偏偏爱上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军官。那时她还在泽西岛，她是在一个新年松树晚会上遇上她心目中的这位“白马王子”的。小阿黛尔从此固执地爱上了军官。这次，她是得知军官的驻地之后尾随而去的。她不久从加拿大给雨果写来了一封信。随后她又通知父母，说她已在驻军所在地与军官举行了婚礼。郁郁寡欢、性格内向的姑娘往往一见钟情，但也多半是一厢情愿。事后雨果才得知，原来那英国军官并不爱小阿黛尔，并且在她追逐到加拿大后还好几次劝过她回家。他自己也已经结了婚，而且很快就要做父亲了。为了让小阿黛尔死心，他还特意带着妻子从小阿黛尔住处的窗前经过。可是小阿黛尔完全沉溺于幻想之中，于是就有了她与军官结婚的消息；雨果还因此特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洗刷女儿私奔的坏名声。小阿黛尔后来一直没有回到父母身边，她执拗地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而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
雨果夫人于1868年8月27日因脑溢血去世。死前她很幸福，这一点令雨果感到宽慰。他们共同经历了四十六年的风风雨雨，其间有过龃龉和矛盾；感情上也一度出现过危机。但他们毕竟挺过来了。雨果夫人后来也终于接纳了尤丽叶，让她象自家人一样来到家里。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能够体会和理解那颗历经磨难而痴情不改的忠贞心灵，也看到了尤丽叶对雨果的宝贵价值——因为她明白，自己有的，尤丽叶未必没有；自己没有的，却正是尤丽叶所有的。作为雨果的结发妻子，她也爱着自己的丈夫。那天为妻子送葬时，雨果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他发誓要永远穿着这身黑色的服装。
《海上劳工》
在流亡海岛的日子里，他每天面对大海，同时也观察和体验着岛上渔民的生活。他渐渐熟悉了大海，熟悉了格恩济岛，也熟悉了岛上的人民。他对英吉利海峡群岛的文化习俗和在渔民中口口流传的各种民间传说歌谣材料也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研究。他决心写一部长篇小说，献给他居住的格恩济岛的人民。这部书终于在1866年出版了。它就是《海上劳工》。此书因其主题的新颖和笔调的浪漫而在雨果的创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故事发生在格恩济岛。一个以捕鱼、种地为生的青年吉里亚特爱上了船主勒杰利的侄女苔莉雪特，那是在看到这位美丽乐观的少女在雪地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后开始的。但却遭到了勒杰利的反对。勒杰利在同别人合伙做生意时，被合伙人汉丹拐走了巨款。为了重振旗鼓，他购置了一条当时堪称先进的汽船跑运输生意，并雇了以忠厚老实出名的克里班当船长。汉丹卷款出逃时，被克里班持枪威胁抢走了巨款。克里班为了独吞钱财，策划了汽船触礁的事故，并制造人船俱亡的假象，准备携款潜逃。但他在海岸受到章鱼侵袭，结果葬身海底。勒杰利连连遭受打击，在绝望之余，宣称谁能将尚未受损害的机器从触礁的破船中搬出来，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吉里亚特为了得到她的爱，为了追求理想的婚姻，历尽种种磨难，来到孤岛上。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斗，他终于将机器运了回来；并在与章鱼的殊死搏斗中，找回了苔莉雪特的七万五千法郎嫁妆费。在他的小船安全抵达岸边后，他迫不及待地上了岸。可是当吉里亚特悄悄走进勒杰利的花园，想看一眼自己为之以生命去冒险的心上人时，却发现苔莉雪特正与一位青年拥在一起，这位青年正是他不久前从大海中救起的神甫。勒杰利履行诺言，同意了吉里亚特与苔莉雪特的婚事。然而吉里亚特却主动地放弃了自己与苔莉雪特结婚的权利，成全她与青年神甫的婚事。在他们缔结婚姻时，他为之提供了帮助，还将他母亲留给他未来妻子的珍贵礼物赠给了苔莉雪特。在将这一对去欢度蜜月的新婚夫妇送往远方后，他忧伤地坐在海岸的岩石上，让自己淹没在渐渐涨潮的大海之中。
雨果曾在该小说的序言中指出：“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三大斗争，这三大斗争也是人类三大需要……生活中神秘莫测的困难艰险来自这三部类，人类面临着以迷信的形式、偏见的形式、自然原素的形式出现的障碍，有三种宿命压在我们身上，教义的宿命、法律的宿命和物质事物的宿命。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揭示第一种宿命；在《悲惨世界》中，作者指出第二种宿命；而在本书中则要说明最后一种。”吉里亚特正是作者创造的用以表现人类与自然斗争的代表。小说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大自然的险恶：狂暴的海风、汹涌的波涛、凶残的章鱼、寒冷的夜晚、险峻的礁石，但它们最终都被吉里亚特战而胜之。因此，吉里亚特是人类劳动的伟大代表，是“约伯与普罗米修斯的结合”。同鲁宾逊一样，他以劳动创造了奇迹，通过劳动来克服自然的种种巨大力量。需要强调的是，吉里亚特本身就是一个真实具体的劳动者，因此，本书实际上是一首讴歌人类伟大劳动的颂歌，一首劳动者的颂歌。
不仅如此。吉里亚特的勇敢、智慧和力量来源于爱，来源于他对美的追求。因为爱，他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因为爱，他舍弃一切，成人之美，包括牺牲自己的幸福。因此，《海上劳工》又是一首爱的伟大颂歌：爱能战胜一切，爱能改造一切。雨果通过“爱”的桥梁，把人们引向他崇奉的人道主义的核心。
小说中的汉丹、克里班等恶棍也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他们与吉里亚特的高尚纯洁适成对照。汉丹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的流氓。政治上，他朝三暮四，投机取巧，参加共济会，却又假装信奉天主教，同时拥护王政复辟；生活中，为了攫取财富，他不惜犯罪杀人，卷款潜逃。克里班则是伪善的典型。他的生活信条是：“虚伪是一种投资，魔鬼会付给利息。”靠着伪装忠厚老实，他终于觅得良机，如愿以偿。但这两个人的阴谋最终都未能得逞，并得到了“恶有恶报”的可耻下场。作者通过对汉丹等人物形象的塑造，谴责了邪恶的人性，同时通过他们与统治者千丝万缕的联系，间接地批判了现实社会及其统治者。“我笑，这意思是我在哭”
从 1866年起，雨果开始收集素材，准备写一部揭露封建政治制度的小说。他拥护共和政体，因此觉得有必要将专制政体的残酷和罪恶加以清算。他找来了大量资料，阅读了不少关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