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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后来写道：“对我们来说，老雨果的名字总是和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在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中，他是唯一获得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这种荣誉的人。”
年过八旬，老雨果的精力和体魄渐渐不如从前了。尤利叶·德鲁埃的去世，更加速了他的衰弱。尤利叶死于1883年5月11日，享年七十七岁。她追随雨果五十年，与雨果相爱五十年，虽然从未享有妻子的名份，但却是真正风雨同舟的爱人。在雨果的几乎所有重要书稿中，都洒有她辛勤劳作的汗水；在雨果最艰难、最危险的日子里，总是她伴随在雨果的身边。但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虚伪礼仪规范，却只能让她处于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尊荣的窘迫地位。当雨果走上讲坛和舞台接受鲜花和欢呼时，她只能远远地站在人群边上默默露出欣慰的微笑……但她毕竟是幸福的。就在她去世前的这一年二月，老雨果将一张签有自己亲笔题词的照片赠送给她，以纪念他俩五十年相爱的珍贵情感。那张照片的背面题写着如下的字句：“相爱五十年，这就是最美满的伉俪。”
如今，尤利叶先他而去了，老雨果感到了生命的迫力和精神的孤独。他在诗中吐露心曲：
再也看不到她了，叫我怎么活？
往后的岁月是一副沉重的负担，主啊，我求你，一天也别让我等待，请你快快召唤，快快把我召去吧！
他仍然照常参加平时的各种活动，照常在自己的红色沙龙里接待各种客人，但他往往保持沉默，他那深邃的眼神常常注视着某个未知的深处……
他开始日益关注身边子女和亲人的生活，他更加关注穷人的生活。早在流亡时期，他就将日常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资助周围的穷人；从1862年起，他每周招待圣皮埃尔港的四十个穷苦儿童一顿晚餐。两年前，他就立下遗嘱，留下四万法郎给穷人，并将自己的全部文稿献给巴黎国家图书馆；并希望死后用装载穷人的灵车将他送往公墓埋葬。尤利叶死后，他进一步修改了遗嘱，把留给穷人的钱增加到五万法郎，并重申了用穷人的灵车送葬的要求，拒绝任何教会为其葬礼服务。
1885年5月15日，雨果感染了肺炎——这是一种最易使老人丧生的疾病。他预感到了死神的降临。他唤来了孙于乔治和孙女让娜，向他们告别。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看见了漆黑的光。”这是他生前最后的一句话。
5月22日夜晚，据罗曼·罗兰记载，当夜巴黎上空暴雨大作，电闪雷鸣，冰雹倾盆而下。就在这一天夜里，在暴风雨最激烈的时刻，维克多·雨果溘然长逝，终年八十三岁。
次日，法国宣布为雨果进行国葬。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全体代表为之休会，以示哀悼；埃洛大街和埃洛广场被以雨果的名字重新命名；参众两院迅速通过了雨果灵柩安葬先贤祠的决议。
5月31日夜里，人们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明星广场上搭起了灵台，十二个青年诗人组成了仪仗队，无数的人们在为不朽的诗人守灵，每一个人都在朗诵雨果的诗歌；到处堆满了鲜花和花圈，到处闪烁着盔甲和灯光。6月1日清晨，伴随着隆隆的鸣炮声，“几辆平板车和一辆只有两个白玫瑰小花环的未加装饰的黑色灵车”出现了。没有牧师，没有主教，没有唱诗班；但是在黑色灵车的后面，却有两百万送葬的人们……
伟大的死者七年前曾在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过下面一段演辞，精辟地概括了那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战斗一生。就让我们以它来作为对诗人自己的盖棺论定，并借此表达对这位终身以信奉真理、光明、正义和良心为上帝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崇敬之情：“他虽死犹生。他离开了我们。他经历了长年的忧患，饱尝了创作的艰辛，肩负着最光荣而又最危险的责任，即他预先提出并主动承担的、力图将人们的良心引向正道所负的责任。他离去了，伴随着他的是诅咒和祝福——过去时代的诅咒，未来时代的祝福。这是体现光荣的两种很好的形式。他在弥留之际所听见的，一方面是同代人和后辈人的热烈欢呼，另一方面则是无情的过去时代发泄在与其作斗争的人们身上的那种仇恨的狂叫和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