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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泽西岛上的其他三百多名流亡者，雨果的手头是阔绰的。他经常对他们给予接济；并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彼此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流亡者并非都是共和党人，其中也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有一次，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叫尤贝尔的人向流亡者求援。他一上岸，就向人们声称自己忠于共和国，对拿破仑破口大骂。他告诉大家，正是因为逃避法国当局的迫害，他才来到了这个小岛。流亡者们对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他们给他提供了帮助，每周从互助储蓄会中提取七法郎支持他的生活。事后人们发现，他竟是法国警察当局派来的密探！
1855年10月27日，英属泽西岛当局正式向雨果下达了逐客令。原来，自从他这个法国的流亡者来到小岛后，这里就不断传出控诉暴君和刽子手的声音。雨果曾致信英国国务活动家帕麦斯顿勋爵，抗议邻近的英属格恩济岛执行的死刑制度；他还不断发表演说，谴责各国的暴君和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英法结盟反对沙俄。英国女皇维多利亚与拿破仑第三你来我往地相互拜访，岛上的流亡者们对此发表文章进行讽刺和揭露。这一次，英属泽西岛当局再也不能容忍了。
雨果被迫迁往格恩济岛。这是一个古老的流放地，比泽西岛更小、更陡峭。雨果全家住在靠近悬崖顶端的一座三层木楼里。在这里，他保持了在泽西岛时的生活习惯。他经常沿着海岸散步，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走访当地的渔民，同他们交谈，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和岛上的历史。更多的时间里，他在埋头写作。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修改诗集《静观集》的校样；写作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和《笑面人》；撰写史诗性的《历代传说》；与各国的革命者如赫尔岑等相互通信，相互声援；一如既往地对各国的暴政和死刑加以谴责……
例如，在1859年，他曾发表《告美利坚合众国书》，要求释放为反抗奴隶制度而被判处绞刑的白人约翰·布朗。1861年，他致信给布特列上尉，谴责英法联军洗劫焚毁中国的圆明园。1866年，他撰文祝贺西班牙共和国成立。1867年，他号召西班牙将自由归还古巴，反对殖民地制度。1869年，他担任了国际和平大会洛桑会议名誉主席。
此时，拿破仑第三在国内早已站稳了脚跟。因此，他搔首弄姿，故作姿态，在1859年颁发了对流亡者包括对维克多·雨果的特赦令。许多流亡者都归国了。雨果非常想念祖国，想念留在祖国的老朋友们。但他不能回去。此时回国就意味着与帝国的妥协与和解。他不想这样做。在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他承认：“责任不允许我回国。我感到很痛苦，但我这一行动是正确的。”
1859年8月18日，英国和比利时的各大报纸上分别刊载了雨果的一则声明：
在法国目前的情况下，我的责任就是毫无保留，不屈不挠，自始自终地表示抗议。
我忠于在良心面前承担的责任，我要在有自由的流亡生活中坚持到底。直到法国恢复自由的时候，我才返回。
维克多·雨果
大笔如椽
《悲惨世界》（上）
自从踏入文坛以来，雨果就一直希望写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社会小说。当他酝酿着撰写《死囚末日记》而去监狱观察和体验囚犯生活的时候；当他经过巴士底广场前面的绞刑柱的时候；当他看见横蛮无理的警察粗暴地追打着街头的妓女的时候；当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时，他在街头目睹起义者英勇地抗击政府军队，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信念的时候；当他从报刊杂志和各种资料中读到一个个令人泣下的故事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就不断萦绕着这个念头了。1840年前，他就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了如下的写作提纲：
一个圣徒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小姑娘的故事……
他给这部小说取名为《不幸的人们》。
1845年，雨果开始撰写这部作品。他曾亲自到巴黎的贫民区和旦尔市的贫民窟进行采访；他还曾在国民议会上发表过《论贫困》的演说。到1848年时，他已写出了其中的若干章节，当时他给这部小说定的名字是《让·特莱让》。后来，由于他投身于革命的斗争之中，无暇顾及此事，这部作品的写作暂时中辍。直到1860年4月26日，那是在他拒绝了拿破仑第三的特赦令而决定继续其国外流亡生活后不久，他打开了他的那只藏有珍贵手稿的铁皮箱子，准备重新开始写作。
说起这口铁皮箱子，它与它的主人一样也是几经劫难。在雨果被当局从泽西岛驱逐而迁至格恩济岛时，在搬迁途中，这只装有《沉思集》、《撒旦的末日》、《上帝》、《街头与森林之歌》以及《悲惨世界》等手稿和札记资料的箱子险些掉入大海之中。在这之前，当雨果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被迫乔装打扮，逃离巴黎时，紧随着他的尤丽叶将这口箱子时时贴在身边，一直将它带到布鲁塞尔……
经历过许许多多磨难的雨果，如今他的写作审视点已不再停留在 1848年的时代了。他不仅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要将自己的所思所历写进他的这部人生大书之中。在提笔之时，他已预见到了这部书的成功。这天，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为了从整体上理解呈现在我想象中的这部作品，为了统一十二年前所写的各章和我预定要描写的主题，我用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而且，一切都应当搞得坚实严整，应当 ‘把目标预先研究清楚’。今天我重新开始了（我希望它不要再被中断）1848年2月21日中断的笔耕。”
为了完成这部书，雨果离齐格恩济岛，前往比利时，来到拿破仑遭受灭顶之灾的滑铁卢战场附近的圣约翰山，在此埋头写作了六个星期，终于写完了最后一页。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满怀喜悦地写道：“今天，1861年6月30日早晨8时30分，灿烂的阳光照耀在我的窗扉上，我写完了《悲惨世界》。”
小说第一卷于1862年4月3日出版。它立即获得了法国人民的喜爱，《悲惨世界》的声名不胫而走；出售该书的书店门口出现了排队的长龙；报刊上出现了大量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出版商付给了雨果三十万法郎以购买此书的十二年版权。这是雨果有生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巨款。不过，附带一提的是，那位年轻的出版商从1862年到1868年的短短六年间，净获纯利五十一万七千法郎。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真实的生活基础或以真人真事作为写作模特。
类似小说中的狄涅城的米里哀主教，雨果认识一个名叫米奥里斯主教的圣徒。米奥里斯身边的人跟雨果讲过一个有关主教和一个苦役犯的故事。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兰的穷人，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处五年苦役。当他刑满释放，回到故乡后，由于带着黄色的身份证，竟没有一家旅馆愿意收留他。在他走投无路之际，他走进了主教的家，受到主教的热情款待。主教还带他去见自己的兄弟米奥里斯将军，请他的弟弟给安置一个工作，后来将军让他留下作了勤务员。
小说中的第三个人物芳汀也有所本。一个严冬的雪夜，雨果参加一个宴会后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街角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女人，她穿着寒伦，在刺骨的寒风下浑身发抖，却嗲声嗲气地招呼着过往的行人——这是一个妓女。此时，一个穿着时髦的纨绔子弟悄悄溜到她的身后，将一个雪团塞进她的衣领里。她尖声喊叫着，奋力反抗着，与那个家伙扭打在一起。警察赶来了，那个纨绔子弟闻声而逃，警察不由分说，却把受害的女人抓了起来。她挣扎着为自己辩解：“放开我！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呀！”但警察毫不理会，一边将她往警察局拖，一边凶狠地说：“快走！你得坐六个月的牢。”雨果默默地跟着他们走进警察局，他看到那女人一进去，就跪在警察局长的脚下，一边抽泣着分辩，一边用手揪自己的头发。雨果再也忍不住了，他将自己所见到的事实真相告诉了警察局长，最后说道：“你们应当抓的是那个男人，而不是这位姑娘。”那位可怜的女人抬起头来，感激地连连说道：“这位先生的心肠真好！真好！”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有着作家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子。马吕斯是雨果青少年时代的肖像。马吕斯和珂赛特一起在卢森堡公园散步，正象当年雨果和安黛尔在费扬提诺修道院的花园里一样。只因风儿将珂赛特的衣裙掀起，露出了白晰的膝盖，马吕斯竟有三天对珂赛特不睬不理，这正是雨果与安黛尔之间发生的事情。马吕斯的父亲彭眉胥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年老赋闲后常常在自己的花园里侍弄花木，他很象雨果自己的父亲——那位郁郁不得志的雨果将军。1832年他所见到的巴黎无产阶级反对七月王朝的巷战场面也进入了他的小说；滑铁卢战役，保皇党人的议论……那一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政治事件，几乎都写进了他的这部煌煌巨著之中。
《悲惨世界》（中）
雨果一生关心政治，投入政治斗争之中。但他过于天真纯朴，不谙政坛的翻云覆雨、尔诈我虞，不懂政客狡诈阴险、玩弄权术的阴谋手段。因此，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节节败退，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当他用笔参与现实斗争，干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为人类正义、自由和进步而斗争的最佳位置和最有效手段。《欧那尼》是这样，《巴黎圣母院》是这样， 《死囚末日记》还是这样；而《悲惨世界》更是这样。
《悲惨世界》序言起首第一句声称：“这是一部宗教性的著作。”如果从宗教的终极性意义上来理解，这正是该书能够得到普天下读者的厚爱、并在法国以至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能流传后世百年不衰的原因所在。正如作者自己所预言的：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文学就是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服务，创作就是要干预现实生活。雨果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谈到创作本书的目的，他在给拉马丁的信中写道：
如果说作一个激进者意味着为理想服务的话，那么我便是激进派……是的，允许贫苦存在的社会，允许地狱存在的宗教，允许战争存在的人类，在我看来是低劣的社会，低劣的人类和低劣的宗教，而我却是要追求崇高的社会，崇高的人类，崇高的宗教，即没有君主政体的崇高的社会，没有边界的崇高的人类，没有手写的教义的崇高的宗教。是的，我要和以谎言作为交易的神甫，以及践踏正义的法官做斗争……是的，只要一个人可以抱有希望，我便希望消灭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恶运；我要痛斥奴隶制，我要消除贫困，根绝愚昧，我要治疗疾病，我要驱散黑暗，我要憎恶仇恨。这便是我的信念，这正是我要写 《悲惨世界》的原因之所在。
在写给《悲惨世界》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商达厄利的信中，他坦率而又充满自豪地承认：“我写这部书确实是为了所有的人。凡是男人愚昧无知、陷于绝望的地方，凡是女人为了一块面包而卖身，以及儿童因为没有学习的书籍与取暖的火炉而痛苦的地方，我的《悲惨世界》都会来敲门，说道：‘开门，我找你们来了！’”
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出现了多达接近一百的人物。有主教、神甫、修女，有法官、警察、议员、将军，有绅士、商人、大学生和出版商，也有小偷、流氓、妓女，还有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穷人百姓和下层人民；小说中还有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代表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拿破仑和威灵顿。通过这些人物所反映和表现的社会生活面是广阔而宏大的，它构成十九世纪法国的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小说还描写了那一时代最突出、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如1815年拿破仑的滑铁卢之战，复辟王朝的反动，1830年复辟王朝的覆灭，七月王朝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1832年的共和党人起义，巴黎街头的街垒和巷战等等。其中，滑铁卢战役就占了小说第二部的整整一卷；而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