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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需看几个例子就能感觉到不同权力集团精英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影响。在写作本书的时候，高盛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高盛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小布什政府的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弗里德曼，范妮梅金融公司前任负责人、*党总统候选人的高级顾问詹姆斯？约翰逊。在高盛公司内部，我们发现了很多的前任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前副国务卿鲍勃？霍尔马特、前财政部副部长约翰？罗格斯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任行长杰拉德？科里根。
其他的大公司也一样。摩根士丹利的董事会有白宫办公厅前主任厄斯金？鲍尔斯，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劳拉？泰森，证券交易委员会前首席会计师唐纳德？尼古拉森。花旗银行的董事会有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约翰？道奇和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雷曼兄弟的董事会有进出口银行前行长约翰？美康伯和前海军少将马沙？约翰逊？伊万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聘用前政府官员最多的是美国国际集团，包括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前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菲尔德斯坦、前任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前任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证券交易委员会前首席会计师迈克尔？萨顿，和前“能源沙皇”弗兰克？扎布。
当然，名单不限于美国，和重要金融机构有联系的国际领导人的名单也很长。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离开首相府以后加入了凯雷投资集团，秘鲁前总理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加入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2006年，我在达沃斯主持一个欢迎巴基斯坦总理阿齐兹的小组会，他在绿厅和我们闲谈时提到了他在花旗银行工作的经历对他进入政坛有很大帮助。
这些人在政府和公司之间的旋转门进进出出，即使他们为避免利益冲突尽了最大努力，人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样两个联合体的世界观正在相互融合。美国决策机构的上层是一个小集团，该集团的许多成员在政府任职前后都会在国际化和高薪酬的商业组织里工作。所以，少数几个全球大公司的议事日程能和美国政府高层的政见产生共鸣。这也填补了由于美国公众和一些当选议员的无知而造成的权力真空中的一部分，导致的结果是立法过于偏向金融机构。在本书写作时，有项政策争议很大，私募股权公司设法说服了国会把公司的“附带收益”看作“资本收益”而不是“普通收入”，造成巨额的税收减免（从45％直降到15％）。许多人，就连沃伦？巴菲特等金融界的领袖，都把这看成极大的不公平，反对派已经发起攻击。
由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权力都很大，因此美国金融界的旋转门现象能产生全球性的影响。这个集团广泛地进行政策安排，如开放边界，放松管制，降低税收。该集团还赞成债务重整，对坏债进行紧急援助，如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后美国实施的“布雷迪计划”①；1994年年末到1995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②期间，美国进行干预以避免墨西哥发生金融灾难。在许多方面，这并不是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因为只有一个集团，它的某个成员从这一项工作转到另一项工作。这个集团的成员熟悉全球局势，受过良好的教育，消息灵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成功的。毫不奇怪，他们提倡的许多东西是好的，值得贯彻。但是，制度中的平衡手段在哪里？许多人会受到这些决策的影响，如纳税人必须为一些紧急援助买单，填补因私募股权公司里的富有投资商减免税款造成的财政窟窿，*的监督又在哪里？难以想象，由一个既不懂金融业也不懂全球局势的国会发挥监督者的作用会是怎样的情形。显然，依赖这个由金融精英集团提供大部分高级决策人员的行政部门更不可靠。
某一天下午，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离白宫仅两个街区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现在，议员同商界人士、技术人员对全球经济管理的认识的差距如大西洋一样大。换句话说，你见过几个议员对世界运作的了解能比得上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以说，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问题——全球经济运作如此复杂，政府如何管理这些你不懂的东西？如果政府做不到，商界介入是很自然的。这是否就是原本所设想的，是否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有待大家深入思考。”
《超级精英》 第三部分 不对称的时代：巨头的衰落和影子武士的崛起（…
绿色不只是军衣的颜色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期结束以后，吉姆？琼斯将军常常直言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一些政策，并拒绝了担任副国务卿和其他司令部职务的邀请。相反，他进了私营部门，被美国商会请去领导一个重要能源政策项目，还加入了做医疗产品的英维康公司的董事会。在这方面，他和许多军界同行有同有异。很多人退役后会继续担任企业高管。的确，许多人踏进了旋转门，进入国防工业。尽管许多人断言，由于制定了规范潜在利益冲突的立法，旋转门的现象已经比过去减少了。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哪个公司会不愿聘请最熟悉这个领域并且经验丰富的人呢？美国第十三大国防承包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一位高管说：“有谁能比托尼？兹尼更了解地面部队的需要，并为我们出谋划策呢？”另一位高级国防承包商说：“人们经常谈起影子政府，我可以告诉你们，那是真的。在每一个领域，我们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极为深厚。”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军事领导人离开部队以后，需要挣钱维持生活。他们不应该因选择另一种方式为国家服务而受到惩罚——他们的国家也不应该浪费国家在他们身上投资并培养的专业知识或经验。既然如此，军事领导人的人际关系网轻易就能转到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自利交易中，这种交易——在过去，在世界各国——已经导致开支过度、时间拖延、系统缺失和明目张胆的*。类似情况出现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对在外交政策里起重要作用的军火销售产生影响，导致某些象征性的交易受到格外的重视，有时候这些交易对相关国家也许并不是最佳选择，但却能满足国防工业部门的利益。例如，2007年美国开始和沙特*商谈一笔200亿美元、长达10年的军火交易，作为制衡伊朗在波斯湾势力的一种手段。虽然这项计划在本书写作时仍然在国会审核阶段，但是在这笔交易中，沙特想买，美国军火制造商想卖，但是以色列等其他国家却对交易中的精备武器提出异议，因为以色列人把它看成是美国给沙特人一种新的威胁性的作战能力。
在军方、企业和政府之间寻找平衡的挑战中有一项核心制度，这项制度在前面已经提到，长期以来，该制度混淆了国防工业中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界限。拿太平洋司令部的5任司令官来说，现任司令的前任托马斯？法戈海军上将是一位精悍的潜艇军官（法戈是位标准的潜艇军官，斯科特？格伦在电影《猎杀红色十月》中扮演的巴特？曼库索上尉就是以当时的潜艇司令法戈作为角色的原型）。当法戈从海军退役时，他成为特雷克斯公司的总裁，洛埃艾公司和赛格系统公司的董事长，还加入了夏威夷控股公司和夏威夷电器工业公司的董事会。太平洋司令部的总部就设在夏威夷瓦胡岛上。
法戈的前任丹尼斯？布莱尔退役后加入颇有影响力的国防分析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还加入了两家国防承包公司——扩展数据输出（首席执行官）公司和泰科国际公司董事会。然而不幸的是，有人发现该所撰写了关于F22“猛禽”喷气式战斗机工程的发展前景的政府报告，而且首席执行官公司恰好是为F22制造零部件的承包商，有人因此指责布莱尔没有做好利益回避。其实在品行上，布莱尔一直洁身自好，了解内情的观察家认为布莱尔的问题出在对各方形势缺少足够的认识，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正说明了军方和企业的某些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关的问题的许多方面。
《超级精英》 第三部分 信息超级精英：思想的权力（1）
布莱尔的前任约瑟夫？普理赫海军上将，目前是美林、福陆工程公司、艾默生电气、沃尼克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和国防承包商戴恩国际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太平洋司令部另一位总司令查尔斯？拉尔森是世界上第三大国防承包商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董事会成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事人受益无穷。这种现象原本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它有助于维护上层人的权力，不管他们是在军界、政界还是在企业界。
上层国防承包商的董事会里存在类似的关系联结。以“三巨头”为例：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诺思罗普？格鲁曼。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防承包商，是一家巨型公司，仅2006年就获得360亿美元收入。在该公司的董事会里，你会发现国防部前任次长“皮特”？奥尔德里奇、战略司令部前司令詹姆斯？埃利斯海军上将、国土安全部前副部长兼海岸警卫队司令詹姆斯？洛伊海军上将和驻欧洲最高联合司令部前司令兼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瑟夫？罗尔斯顿。国防承包商中排第二位的是波音公司，它的国防销售额为300亿美元，和商业销售额几乎一样。虽然，它的董事会没有那么多军界和国防部的前任官员，但也包括了琼斯将军、一位白宫办公厅前主任、一位商业部前任部长和一名前任助理国务卿。第三位是诺思罗普？格鲁曼，它的董事会成员包括拉尔森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任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将军、前众议员维克？法齐奥（他曾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兼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奥迪恩。
顾名思义，旋转门就是要不停旋转。许多从企业界来的人花大量时间进入政策制定和采购决策体系里。当罗伯特？盖茨接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任国防部长时，批评家们指出，盖茨曾经是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美国天合汽车集团（国防承包商，现为诺思罗普？格鲁曼的一部分）和另一家承包商查理斯？斯塔克？德雷珀实验室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其实，类似的例子还包括：彼得？蒂斯，曾任洛克希德？马丁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和空军部前任次长；戈登？英格兰，曾任通用动力公司副总裁和海军部长，现任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温，曾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任高级经理，现任空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罗奇，曾任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副总裁，并在2001年到2005年担任空军部长；菲利普？佩里，曾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名说客，现任国土安全部的大律师（他的夫人是副总统切尼的女儿）；鲁迪？德里昂，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和波音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政治权力领域和企业权力领域之间的联系很广泛，而且不限于高层职位。据《纽约时报》报道，“多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经理在国防政策委员会、国防科学委员会和国土安全顾问委员会担任职务，这些委员会协助政府制定军事和情报政策，选择未来的作战武器”。这种联系并不总是涉及正式的职位和任命：波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麦克纳尼与小布什总统的关系从耶鲁大学棒球队队员开始，后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麦克纳尼还参加了2005年招待印度总理辛格的国宴等白宫精英活动。洛克希德？马丁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史蒂文斯也是参加宴会的134位贵宾之一。第二年，史蒂文斯又参加了在坎昆召开的经济圆桌会议，坐在小布什总统旁边，当时的墨西哥总统文森特？福克斯和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也坐在同一桌。
军事和国防工业领域的高层融合在几个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背景相似的人的手里，而且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即他们关注的核心，如国防预算的规模、增加哪些项目、削减哪些项目、当前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