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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终于顺利地见到了两宫太后，叔嫂密谋妥当，他又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在热河内外转悠了好几天，才于六天后踏上归途。
恭亲王前脚刚走，热河行宫里面就闹翻了天。
八月初六，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递交了一份奏章，在奏章中，他建议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另选皇族近支亲王加入辅政行列，为小皇帝选择师傅，避免高级官员欺凌小皇帝。
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董元淳上书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近支亲王辅政等等，其实都是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叔嫂密谋之后达成的政治交易。因为这位山东监察御史董元淳，正是恭王派干将吏部尚书周祖培的门生。
这道奏章戳了八大臣的肠子，却非常切合两宫太后的意愿，一呈上去就立即被西太后给扣了下来，八大臣屡次派人索要都没能拿回。
八月十一日，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召见了八大臣，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
八大臣当然知道两宫太后打的是什么算盘，立即反唇相讥。两个女人一次最多只能同时说两句话，八大臣却能同时说出八句话，不但“声震殿陛”盖过了两宫太后细弱的嗓音，还字字句句都直刺两宫太后身为女子，尤其是懿贵妃不过是皇帝的妾室，只有侍奉皇帝寝居的资格。并公然宣称：“请太后看奏章就已经是多余的了！”直将东太后气得眼泪直流，小皇帝载淳则当场被八个壮硕男人的吼叫声给吓得钻进东太后怀里，并且毫不含糊地尿了裤子。
吃了这一场亏之后，东太后再也不敢直接面对八大臣了。几天后的第二场争论便只剩了西太后一人单挑八大臣。这一场当然也是太后们输了。
八大臣吵上了瘾，第二天不等宣召，就径自入宫与两宫太后大吵大闹，面对这群不打招呼就直冲进寡妇宫里的男人，两宫太后都气得浑身发抖，几乎晕过去。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太后的尊严，她们再次拒绝了八大臣的强硬要求。
八大臣眼见两个女人还不肯服输，干脆宣布罢工，一切朝政国事都拒不处理，也不移交给太后。无可奈何的东太后首先屈服，并且劝说西太后也做出退让，同意并下发了贬斥董元醇的谕旨。八大臣终于制服了两宫太后和她们身边的小皇帝，不禁得意非凡，肆无忌惮地在人前讥笑两宫太后。
八大臣都可谓是人精，各方面都有相当见识，但被权力蒙住眼睛之后，他们忘形了。对于这一切，热河驻地的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也几乎都预料到了他们的结局，但是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既然文攻不行，那就只能武斗了。于是，两宫太后与奕䜣派将宝押到了咸丰帝灵柩返京的时候。
照肃顺等人的心意，恐怕更愿意一直呆在热河把持小皇帝过日子，但是咸丰帝的灵柩不可能不回京。最终在争论之后，回銮的日子定在了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在这个时候，宫廷的老制度帮了两宫太后的一个大忙：按规矩，小皇帝做为孝子，太后们做为未亡人，先要在热河避暑山庄门前跪送咸丰帝的灵柩启程，然后要提前抄小路返回北京，在皇宫门外跪接灵柩。而咸丰帝的灵柩则要摆出浩荡的仪仗，在辅政重臣和皇族近支王公们的护送下缓缓返京。
在选择护送灵柩者的时候，两宫太后已经埋下了伏笔，安排下了西太后妹夫醇郡王奕譞这个“自己人”与肃顺等共同扶灵。对于这个安排，八大臣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因为醇郡王既非明显的奕䜣派，更是咸丰帝的亲弟弟。
在带着小皇帝先期返京的时候，西太后聪明地决定不辞辛苦日夜赶路，只花了五天时间就赶回了北京，两宫太后中途甚至还在京郊石槽与恭亲王秘密会见过一次，议定了返京后的章程。
九月二十九日午时（11月1日12时），两宫太后的轿子到达北京德胜门。一顶轿子是东太后带着小皇帝，一顶轿子是西太后。按照筹划好的算盘，恭亲王奕䜣带着大群王公官员前来迎接，两宫太后虽然疲倦却并不急于返回皇宫（一进宫门要见大臣就不太容易了），而是当场就由两宫太后公开向众人控诉八大臣凌辱孤儿寡母的行径。在奕䜣派和两宫太后的配合下，很容易就使众人群情激奋，公誓要与八大臣势不两立。
与此同时，清王朝的各路军将也纳入了奕䜣派拉拢的范围内。其中尤其以三人为主：首当其冲的是兵部侍郎胜保，陪肃顺等人一起护送咸丰帝灵柩返京的两万余名护卫兵士，几乎都是胜保的直系。胜保原本可能成为八大臣的羽翼，然而八大臣却因小失大，只因为可能不知内情的胜保想向小皇帝和皇太后上请安折子，八大臣就异常敏感地给了胜保一个下马威，并且拿他当鸡杀给猴儿看，大骂了一顿还要写认罪书，反倒把胜保生生地逼进了奕䜣派里。其次是实力最强的曾国藩，他当时以兵部尚书衔兼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肃顺曾经派自己的汉官亲信王恺运赶往祁门大营，向正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曾国藩示好请盟。做为有志光大儒学的汉官，曾国藩异常反感太后理政；然而做为官场战场老姜，他却聪明地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两不相帮策略。最后一位重要将领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这位就更不用说了，本是一个没落子弟，却被道光帝选为王爷过继子而平步青云，又是扶保咸丰帝的顾命大臣，满心满眼就只知“皇帝”二字，根本就不买八大臣的帐。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两道奏章同时送到两宫太后的手里。一道出自文臣之手，由大学士贾桢与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一道出自武将之手，作者正是直系兵马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两道奏章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以近支亲王辅政的。
武将与文官都倒向了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八大臣的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自认为在咸丰帝遗诏在手并且已制服两宫太后“女流之辈”的八大臣们自己，却对发生在不远处的一切都茫然无知。
就在两道奏章送达的当天，两宫太后急召众臣会议。辅政八大臣中已先期到达北京的载垣、端华也同时进宫。两人一见太后们竟敢召见八大臣的政敌臣子，顿时习惯成自然地当场向太后发作。结果正好被当众抓住把柄，被以大逆不道罪名抓了起来。随即两宫太后又以小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道密旨给正在护送灵柩路上（密云县）的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让他们立即抓拿肃顺等人。
九月三十日夜，仁寿和奕譞等到肃顺带着两个小妾安寝之后，立即带着大队人马破门而入，将肃顺当场活捉。并且顺理成章地给他加了一项“大孝期间违制寻欢”的罪名。被抓了个现行的肃顺自知死到临头，不禁破口大骂：“悔不该早治此婢（指叶赫那拉氏）！”然而再骂也没有用，他再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辅政大臣被捉，毕竟是一件大事，何况他们也多年经营自成帮派。两宫太后和奕䜣担心夜长梦多，仅仅过了六天，处理结果就出来了：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处斩。
这场政变，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䜣取得了胜利。十月初九（11月11日），六岁的小皇帝载淳于太和殿登基，八大臣定下的“祺祥”年号被废除，“同治”年号诞生。两宫太后则得到了垂帘听政的权力。至于恭亲王奕䜣更是炙手可热，同时兼任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爱新觉罗氏族长）。奕䜣的亲信大学士桂良（奕䜣老丈人）、户部尚书沈光霖、户部右侍郎宝洌奔嫒尉Υ蟪迹桦退律偾洳茇圭虺晌蟪忌闲凶摺＞土叁�年仅六岁的女儿，都于当年十二月被西太后收为养女，封为“荣寿固伦公主”，享受皇后嫡女的待遇。
然而，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并没有忘记奕䜣是自己丈夫咸丰帝的最大政敌。在为了眼前政治利益厚待奕䜣派的同时，精明并富于政治眼光的西太后已经在预防奕䜣有朝一日成为“肃顺第二”的可能，开始为自己收服人心。肃顺等三人死后，在奕䜣主持的王大臣会议上，辅政八大臣所剩下的五个：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原本是被议定为“革职发配新疆”的，这个议案却没能过得了西太后的关。她免去了此五人发配新疆的处分。除此之外，她也没有大搞株连，连内宫中原本帮着八大臣欺负寡妇太后的太监，她也只处分了十余人，还将肃顺等人家中抄得的书信及帐薄统统“公开焚毁，毋庸呈览”，为两宫太后赢得了“恩泽惠下”的名声，轻易地得到了众王公大臣对太后垂帘的心服口服，并迅速使太后成为能与奕䜣派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力量。
掌握权力，对东太后慈安来说只是生活的保证，并不是生活的内容，而且她对政治也没有那个精力和兴趣，理政对她来说是个苦差事。虽然两宫太后同时临朝，但是送呈上去的奏章，却几乎都是归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批阅的。时间长了，西太后手里掌握的权力便越来越大，而两宫太后与小皇帝之间则以慈安太后更为亲近，而慈禧与亲生儿子同治帝之间的母子之情却越来越淡漠。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并不仅仅是因为西太后热衷权力，而是与清王朝的宫廷制度大有关系。
在东太后钮祜禄氏面前，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在宗族间的地位仅仅是个妾室，她所生的儿子首先是要认东太后为母的。按照清宫规定，所有的皇子公主出生之后不能留在生母身边，而是要立即交给指定的保姆奶妈谙达养育，从此以后与生母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偶尔短暂相见，见面时也要摆出接人待物的外交架势，一言一行都必须合乎礼制。母子间是没有什么培养亲情的可能的。同治帝幼冲即位，倒是经常能与母亲们见面，但在嫡母和生母间，慈安太后做为咸丰帝的嫡妻，更有资格抚养和接近小皇帝，叶赫那拉氏虽是生母却为庶室，是必须将这些机会让给丈夫正妻的，同治帝自然更亲近嫡母。这也就埋下了同治帝后来的家庭悲剧根子。
慈安太后既然更多的专注于宫廷内家庭生活，理政之事自然就多数交给了慈禧太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太后的权力越来越大，胆量越来越大，对于如何运用权术也越来越谙熟。
云南人何桂清第一个撞到慈禧手里。咸丰十一年（公元1860）五月十九日，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攻克丹阳，身在常州的清军大将何桂清大惊失色，以筹饷的名义弃城出逃苏州。常州士绅挡路顶香跪请何桂清留守，何竟命亲兵开枪，当场致死士绅十九人。几天后常州失陷，生灵涂炭。激起公愤的何桂清逃往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拒其入城并向清廷上书弹劾何桂清，何又逃往上海。此后苏州失陷。徐有壬跳水自尽，死前留下遗折，仍然请求严惩何桂清。江苏绅民对何桂清尤为痛恨，都要求处死。尽管如此，何桂清仍然在朝廷中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的生死也关系着朝政大局，关系着各支兵马彼此牵制抗衡的局面。于是，何桂清之事一搁置就是两年。同治元年，何桂清终于入狱，然而也惹来了以大学士祁俊藻为首的十七人上疏搭救。然而慈禧太后并没有就此收手。当年冬天，何桂清问斩。慈禧太后一举立威并兼收民心。
另一件立威之事发生在同治二年。在“辛酉政变”中立下大功的胜保由于擅自调兵，不再完全驯服，尽管他“有无敌御侮之功，无失地丧师之罪”，慈禧太后仍然颁下了赐死胜保的诏令。
随着慈禧太后在权力和权力各方面的成熟，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治四年（公元1865）春天，奕䜣终于败下阵来，被两宫太后以“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的罪名，一道谕旨罢免了所有职务。
这当然只是个显露手段的花招而已。谕旨下过之后，以西太后妹夫醇郡王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就象约好了似的纷纷上书请饶，几天后，两宫太后终于发了慈悲，命奕䜣“仍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终于尝到了慈禧太后的厉害，知道自己旧日的权力地盘已经失守，立即进宫痛哭请罪，并且主动要求将女儿荣寿公主的封号降级。两宫太后对奕䜣的态度表示满意，又降旨说“王亲信重臣，相关休戚，期望既厚，责备不得不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经此一役，奕䜣老实了很多，同时也意识到慈禧在其中起的作用，遂着意保持与慈安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