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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一壶月光下酒
**t*xt*小*说*天*堂
文林清玄
煮雪如果真有其事，别的东西也可以留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空瓶把今夜的桂花香装起来，等桂花谢了，秋天过去，再打开瓶盖，细细品尝。
把初恋的温馨用一个精致的琉璃盒子盛装，等到青春过尽垂垂老矣的时候，掀开盒盖，扑面一股热流，足以使我们老怀堪慰。
这其中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趣，譬如将月光装在酒壶里，用文火一起温来喝……此中有真意，乃是酒仙的境界。
有一次与朋友住在狮头山，每天黄昏时候在刻着“即心是佛”的大石头下开怀痛饮，常喝到月色满布才回到和尚庙睡觉，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最后一天我们都喝得有点醉了，携着酒壶下山，走到山下时顿觉胸中都是山香云气，酒气不知道跑到何方，才知道喝酒原有这样的境界。
有时候抽象的事物也可以让我们感知，有时候实体的事物也能转眼化为无形，岁月当是明证，我们活的时候真正感觉到自已是存在的，岁月的脚步一走过，转眼便如云烟无形。但是，这些消逝于无形的往事，却可以拿来下酒，酒后便会浮现出来。
喝酒是有哲学的，准备许多下酒菜，喝得杯盘狼藉是下乘的喝法；几粒花生米一盘豆腐干，和三五好友天南地北是中乘的喝法；一个人独斟自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上乘的喝法。
关于上乘的喝法，春天的时候可以面对满园怒放的杜鹃细饮五加皮；夏天的时候，在满树狂花中痛饮啤酒；秋日薄暮，用菊花煮竹叶青，人与海棠俱醉；冬寒时节则面对篱笆间的忍冬花，用腊梅温一壶大曲。这种种，就到了无物不可下酒的境界。
当然，诗词也可以下酒。俞文豹在《历代诗余》引《吹剑录》谈到一个故事，提到苏东坡有一次在玉堂日，有一幕士善歌，东坡因问曰：“我词何如柳七（即柳永）？”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这个故事也能引用到饮酒上来，喝淡酒的时候，宜读李清照；喝甜酒时，宜读柳永；喝烈酒则大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应饮高梁小口；读放翁，应大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马祖老酒煮姜汁到出怨苦味时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细品皆可。
喝纯酒自然有真味，但酒中别掺物事也自有情趣。我有一位朋友善做葡萄酒，酿酒时以秋天桂花围塞，酒成之际，桂香袅袅，直似天品。
我们读唐宋诗词，乃知饮酒不是容易的事，遥想李白当年斗酒诗百篇，气势如奔雷，做诗则如长鲸吸百川，可以知道这年头饮酒的人实在没有气魄。现代人饮酒讲格调，不讲诗酒。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提过杨诚斋的话：“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辨。”在秦楼酒馆饮酒作乐，这是格调，能把去年的月光温到今年才下酒，这是风趣，也是性灵，其中是有几分天分的。
《维摩经》里有一段天女散花的记载，正在菩萨为弟子讲经的时候，天女出现了，在菩萨与弟子之间遍洒鲜花，散布在菩萨身上的花全落在地上，散布在弟子身上的花却像粘茄吃谒巧砩希茏用遣缓靡馑迹蒙窳ο胧顾袈湟膊坏袈洹Ｏ膳担骸肮壑钇腥ú蛔耪撸讯弦磺蟹直鹣牍省Ｆ┤纾宋肥保侨说闷浔恪Ｈ缡堑茏游飞拦剩⑸⑾恪⑽叮サ闷浔阋病Ｒ牙胛氛撸磺形逵晕弈芪病＝嵯拔淳。ㄗ派矶＝嵯熬≌撸ú蛔乓病！�
这也是非关格调，而是性灵。佛家讲究酒、色、财、气四大皆空，我觉得，渴酒到极处几可达佛家境界，试问，若能忍把浮名，换作浅酌低唱，即使天女来散花也不能着身，荣辱皆忘，前尘往事化成一缕轻烟，尽成因果，不正是佛家所谓苦修深修的境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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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之于我
txt小说…天堂
文henry
我从高中时代开始听古典音乐，到现在有十几年了。说来《傅雷家书》对我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时天天在中国古典音乐论坛泡着，听众人谈论音乐会、唱片、艺术家，聊中西文化比较，自然对傅雷和他的音乐评论不会陌生。那是我出国后思想和精神层面的成长最重要、给我烙印最深的时期，也是一断无忧无虑其乐融融的时光，但我始终从未对这本书和这个人写过什么东西，也许是因为接触的很多，家常便饭了，反而不太在意。感谢多年以后的这次读书会＇1＇，让我终于有机会能坐下来聊聊我对这本书的认识了。
这本《家书》对中国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乐迷来说，几乎无人不晓，正巧这批人也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西方文化阵阵飘香般从渐渐敞开的家门外传进来，使很多精神饥渴的年青人真正地心动了一把，陶醉了一把。抛开那些在今天看来苛刻的教子观念不谈，对大多数乐迷来说，这本《家书》里最有价值的地方可能是他们父子间对艺术的真诚交流。傅雷对众多音乐家和音乐作品的见解，在我们看来，是可以拿来与作品对照着听、对照着读的，也因此，它可以作为很好的艺术启蒙读物。我现在看傅雷当年的一些议论，其实并不比一些资深乐迷见解更独到更深刻，傅雷的评论也只是一家之言。即便如此，我们应该明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全中国还有那么一个家庭对艺术尤其是西方艺术有如此的执著和热情，还有那样的家长那么在乎子女精神世界的成长，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难得。正如陈丹青会感慨，现在恐怕很难找到“那样的家长给子女写那样的家书了。”
如mhh所说，傅聪很少给父亲回信，她提出了两个客观原因，这些都很有道理。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即他们父子二人的关系向来不好。这是因为傅雷先生的性格是那种传统文人士大夫型的，刚毅、秉直、疾恶如仇，而且家教甚严。这个时候如果儿子遗传了这种性格，那么两个性格都有棱角的人在一起就会很痛苦。而且我认为傅聪性格中应该会有叛逆因素，他是在那种传统的“棒打出孝子”观念影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父子关系是很难调和的，这些我们可以从《家书》中傅聪母亲的话里读出来。傅雷这种性格，也是后来酿成他的人生悲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是一个烈士型的人物，一个悲剧式的英雄，正像他译笔下的贝多芬和约翰·克里斯托夫一样，始终与命运纠缠在一起，而他心中敬仰的可能也是这样的人物，对这些理想型人格的仰慕和想像反过来又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他自己的人格。始终令人难以忘记的是他在《贝多芬传》序言里说的那句著名的话：“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 惟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 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他最终通过自己的人生对这段话作了一个最好的诠释。后来这段话被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中绝食的学生们用在绝食誓言中，不会是偶然。
说说傅聪。我个人认为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钢琴家，在今天的中国乐坛，如果还有大师的话，那我想就是傅聪了吧。中国当然还有郎朗、李云迪、陈萨，这些年轻人当然才华横溢，可他们毕竟年轻，我的感觉是年青人最好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光环，否则会毁了他们。当年海菲茨说，“神童”这个词不知道毁了多少青年才俊，着实道出了文艺界的一些真相。对于艺术家来说，我想更重要的是人生经历、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因为这些东西给一个人的艺术增加了厚度和广度，使它变得更加浓厚、沉淀、值得玩味、经得住推敲。就像酒一样，年头越久，香味儿就越淳。我们看傅聪先生，他就是这样一位饱经沧桑的人。他虽然多年不在国内，但从五十年代开始，家里就不断地遭遇打击，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摧残，最终以家破人亡收尾。这对他来说，在心理和精神上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是我们常人想像不到的。何况他常年漂流海外，家庭的劫难，再加上游子的思乡之情，身在异域的文化冲突，自己婚姻生活的失败，当这些因素加诸在一人身上时，它们就可能对这个人产生某种“化学反应”，锻造和锤炼他的灵魂，所谓百炼成钢。
我非常幸运，2013年春天在青岛看过他的一场音乐会。他弹的是德奥作曲家的晚期作品，一首贝多芬晚期奏鸣曲，一首舒伯特晚期奏鸣曲，还有几首斯卡拉蒂奏鸣曲。年逾八十岁的傅聪先生，以沉静地姿态，将贝多芬晚期奏鸣曲的内敛和自省表现出来。那是何等的淡定和从容，几乎像演奏者在述说自己的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毫无夸张和惺惺作态，也无少年人的轻率和张狂。须知这是年逾八十的老人在演奏同样处在人生晚景的作曲家的作品，这是贝多芬的绝唱，恐怕也是傅聪自己的挽歌。他的斯卡拉蒂也有一股纯真清澈之气，真似“识尽愁滋味”的过来人，将过去留给了过去，在人面前却只是淡淡一笑，道声“天气凉了。”最后一首曲子弹完，傅聪起身向全场观众谢幕，他看着观众，微微地点头、微笑、走入幕后，情绪始终是平和的。
值得注意的是，那次读书会上，mhh最后问在场的朋友里有谁读过这本《家书》，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什么人举手，看来现在连这本通俗易懂的书也渐渐无人问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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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硬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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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荠麦青青
说起硬骨头这回事，过去的中国人里绝不匮乏，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里，这样的例子唾手可取。宁折不弯，宁死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样的铁骨铮铮带着凛冽的寒光和猎猎的风声，堪称历史丰碑上最坚硬的花岗石。
文革期间，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双双自缢；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先生自投太平湖；更有一代巨星上官云珠不堪侮辱跳楼自杀。众所周知，在这份令人触目惊心的名单上还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他们无疑都是骨头硬的人，残酷的批斗，卑劣的诬陷，人格的凌辱，无所不用其极的整人手段，最终使他们以蹈死不顾的姿态做出了永不屈服的抗争和控诉。
与此同时，另一位作家沈从文，文革时被勒令去打扫天安门城楼的女厕所，那些气势汹汹迫害他的人认为这样就可以羞辱一个大文豪，就能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他。但沈从文默不作声地接受了任务，每天神情淡然地去清扫，而且将诸厕清理得干干净净。“他像摩挲每一件青铜器一样摩挲着每座马桶。”他被下放到咸宁农村时，遭遇的种种不堪自不待言，但他写信给他的表侄——画家黄永玉时对此却全无提及，他只道“这里的荷花真好，你若来……”
半世为人，他真正痴迷的是小说，那本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边城》，为所有的中国人构筑了一方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最纯净的人性桃花源，但这片桃花源最终却没有护佑得了他。50年代初，神州大地似乎到处都充满了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景象，但中国的政治空气里已经隐隐出现了异样的味道，沈从文的儿子不理解父亲，他认为父亲的小说过时了，为什么不能学学农民作家赵树理？连妻子也希望他能按照时代和党的要求去创作，去写那些政治正确、前途大好至少不会惹来麻烦和祸端的作品。其实从1949年后，他就基本“背弃”了自己热爱了大半辈子的小说，转而去从事与他一生所好大异其趣的古代服饰研究。他如此选择与其说是为明哲保身，还自己一个宁静的世界，不如说，更深的动机，也许仅仅是他不肯、更不屑去做那些与他的清白良心背道而驰的事情。所以，他宁愿去故纸堆中寻幽揽胜。有时，与某些丑陋和狰狞的人类相比，与那些穷凶极恶的跳梁小丑和魑魅魍魉相比，他一定是觉得凝聚着东方独特审美和智慧的古典服饰倒是有趣和有爱得多。然而沈从文虽筚路蓝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