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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２２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５６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在南宁，１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１月１７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第十九章 离右派“五十米远”
此后不久，１９５８年２月２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毛泽东见到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１９５６年是冒进，右派攻击１９５６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右派分子”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在１９５７年“大鸣大放”时，曾抱怨国务院开会，总是拿出成品。你既然已经出成品，还叫人讨论什么？为此，章伯钧建议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变成“政治设计院”，便于大家在设计时提出意见。
这时，毛泽东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我是主席，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
第二十章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８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出了他的这么一番“雄心壮志”：“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气质，要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跃进”了！
毛泽东提出，要“一天等于二十年”！
毛泽东急于求成。他回国之后，于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５日，写下这么一段话：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这就是说，毛泽东把原本对世界宣布的“十五年赶上英国”，又改为“十年赶上英国”。
才过了两个月，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２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怎样赶上英国呢？
毛泽东以为，工业“以钢为纲”，钢铁产量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标志。于是，毛泽东要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出报告。
当时，英国的钢的年产量为两千二百万吨。
王鹤寿经过“务虚”，起初提出１９６２年中国钢的年产量为１５００万吨。
后来，“解放”了思想，提出在１９６２年可以“争取钢的年产量为两千万吨”。
毛泽东见到报告，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
不过，毛泽东仍对这首“抒情诗”不满足。他给钢铁计划“加码”：到１９６２年，钢的年产量的“第一方案”为２５００万吨，而“第二方案”则为３０００万吨！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１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陈云是这样说的：“６月１９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引者注：指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６月１９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翻一番”，陈云也无奈，冶金工业部部长也只得照办。
不过，由于１９５７年的钢产量实际上是５３５万吨，“翻一番”，也就成了１０７０万吨。
使毛泽东下了“翻一番”的决心，是柯庆施。柯庆施向毛泽东报告说，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在１９５９年钢产量可达到８００万吨。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下了决心，在１９５８年实现全国钢产量１０７０万吨。
后来，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在庐山上谈及闯了“１０７０”这个祸时，这么说道：“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回答：我也有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８００万吨。我全国只搞１０７０万吨。”
第二十一章 全民大炼钢铁
那“１０７０”高指标，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写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１０７０万吨钢而奋斗》。
于是，中国卷起“大炼钢铁”狂潮——全民炼钢铁！
笔者在当时曾发表《写在炉旁的几页日记》，内中写及亲眼目睹许多“大巴士”
行进在湖南山区公路上，椅子上坐的不是人，而是赤铁矿矿石！公路沿线，到处可见冒烟的“土炉子”……
用这种“土炉子”炼铁，据云是陈云提出来的。那是因为当时用正规的炼铁炉，即所谓的“洋炉子”，实在完不成那“１０７０”。然而，那“１０７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决议中公布的，不完成不行。陈云不能不为此想尽办法。如薄一波所忆：“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薄一波则引用毛泽东关于“土炉子”的指示说：“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一百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九十九个都应向它学习。”
就这样，不顾那些土炉子炼出来的生铁尽是费铁，那些炼出来的钢尽是废钢，到了１９５８年年底，《人民日报》居然套红发表报道，声称完成“１０７０”！
其实，后来的调查表明，实际上１９５８年只生产了８００万吨钢，其余的是不能用的废钢。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０日，中共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的议程，是制定１９５９年的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
毛泽东提出１９５９年钢的年产量要比１９５８年“翻两番”，即达到３０００万吨！
毛泽东到了武昌，找人了解对于１９５９年钢铁指标的意见。
这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１６００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
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
毛泽东退了一步，说：“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１０７０万吨，明年搞２１４１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１万吨。”
毛泽东自称这是“压缩空气”，即从原定的翻两番，压缩为翻一番。
其实，这翻一番也是难以完成。
毛泽东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８６９万吨钢到年产１６５５万吨钢，花费了１７年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陈云后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１９５９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１２００万吨至１２５０万吨。
这些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毛泽东只得把１９５９年的钢铁指标再度压缩，降为１８００万吨。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今年搞到１１００万吨，明年翻一番，是２２００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３０００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１８００万吨有无把握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