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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2-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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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朝圣般的活动期间,她本不愿受到任何打扰,可运气不佳,偏偏有一回在沙滩上遇到了打从贡布雷来的一位太太,身后跟着她的几个女儿。我想她叫普桑夫人。可我们私下总是戏称她为“有你好瞧的”,因为她警告女儿们当心闯祸时,张口闭口总是这句话,比如她冲着一个总揉眼睛的女儿喊道:“等你得了眼炎,有你好瞧的。”她从老远见到我妈妈,就声泪俱下,没完没了地问候起来,可看那派头,不象是表示慰问,而是象教训人。她生活在贡布雷的一座深宅大院里,几乎与世隔绝,觉得世上什么东西都不够温柔,甚至连法语词和人地名都要软化一番。她认为将斟饮料的银具叫作“居伊尔”过分生硬,于是便称“戈伊”;她唯恐直呼“费纳龙”而对《忒勒玛科斯》和蔼可亲的作者有所不恭——我自己也一样,心甘情愿地把最聪慧、最温和、最忠厚的贝特朗·德·费纳龙当作最亲爱的朋友,凡与他相识的人,都永远忘不了他——从来都称呼他“费内龙”觉得“内”这个音增添了几分柔和。这位普桑夫人的女婿就不那么温和了,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原是贡布雷的一位证人,提着银箱一走了之,让我姨夫损失了偌大一笔财产。但是,贡布雷的大部分居民与他家的其他成员相处还很和睦,并未因此造成关系紧张,大家倒对普桑夫人表示同情。她从不接待客人,但大家每次打从她家栅栏门前经过,都少不了留步驻足,对花园的浓荫翠绿欣赏一番,但却看不清里面别的东西。在巴尔贝克,她并不怎么碍我们的事,我也只遇到她一次,当时她正训斥在咬指甲的女儿:“等到你手指流脓,有你好瞧的。”
  妈妈在海滩读书时,我便独自呆在房间。我回想起外祖母一生中的最后时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回想起她最后一次出外漫步,我们陪伴她一起走过的楼梯门,这扇门一直保持原样,始终大敞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间的其他东西仿佛并不真实存在,我内心的痛苦象毒剂一般,将它们全都毒死了。后来,我母亲硬要我出门走走。当初的第一个夜晚,我等候着外祖母到来,曾独自沿街走到迪盖—特鲁安纪念碑,然而,如今在这条街上,我每次举步,娱乐场某一早已忘却的情景便象一阵难以抵拦的逆风,阻拦着我向前迈进;我垂下眼帘,不看任何东西。等我恢复了几分体力,便返身向旅馆走去,我心里清楚,不论我等待多久,从此再也不可能在旅馆与外祖母重逢,想当初我抵达的第一天夜里便与外祖母相见了。由于我到旅馆后才初次出门,有许多我尚未见过面的陌生仆人好奇地盯着我看。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站立在旅馆门口,摘下帽子向我致意,继而又很快戴到头上,动作灵巧利索。我想准是埃梅有过吩咐,拿他的话说,早已“下令”,对我要倍加敬重。可就在这同一时刻,我发现服务员又向另一位进门的客人脱帽致意。事实是,这位年轻小伙子在生活中只知脱帽,戴帽,动作无懈可击。一旦明白了自己别无能耐,唯在这方面出类拔萃,他每天便忠于职守,尽量多多脱帽,为此赢得了客人不便表露,但却普遍存在的好感,也引起了门房的特别喜欢,门房负有雇用服务员的重任,迄此为止,除了这位难得的小伙子,还未能找到一位适应的,谁来干不了一星期,准被撵走,埃梅对此大惑不解,吃惊地说:“可是,干这等差使,只要让他们有礼貌就行,不该这么难呀。”经理也严格要求他们务必“到职到位”,意思是要他们必须呆在岗位上,说不定是想要他们保持“堂堂仪表”,只是不会运用这一词语而已。旅馆后面那片开阔的草坪,旧貌已经改观,新修了几个花坛,鲜花盛开,但原先的一丛异域小灌木被移走了,连第一年守着草坪入口处的那位小厮也不见了踪影,他曾以柔如幼茎的身躯、颜色稀奇的秀发,在外观上为入口处增添了光彩。他终于效法两位哥哥和一位当打字员的姐姐,跟波兰的一个伯爵夫人走了,当了她的私人秘书,他哥哥和姐姐都是因为魅力不凡,在旅馆被来自不同国度的男女名流迷上后挖走的。他们走后,只有小弟弟孤单单一人留在旅馆,因为他斜眼,谁也不想要他。适逢那位波兰伯爵夫人和他两个哥哥的保护人来到巴尔贝克,在旅馆下榻,小住一段时日,他喜气洋洋。尽管他打心眼里嫉妒两位哥哥,但也爱着他俩,尽可好好利用这几个星期,培养培养骨肉之情。丰特弗洛尔特女修道院院长不是这样经常离开修女们,去分享路易十四给她胞妹莫特马尔的盛情招待吗?女修道院院长的胞妹是德·蒙代斯邦夫人,是路易十四的情妇。那时,小伙子到巴尔贝克才不到一年,对我尚不熟悉,可听到比他老一些的服务员招呼我时在先生两字之前加上我的姓氏,便立即模仿他们的样子,第一次称呼我时就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或许是因为向一位他认定知名的人士显示了自己的学识,或许是因为遵循了五分种前尚不知晓,但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不得违反的惯用礼节。这家大旅馆对某些人可能会产生诱惑力,对此我完全明白。它就象是一个高高搭起的大舞台,众多的角色纷纷粉墨登场,甚至连置景处也热闹非凡。虽然旅客只不过是某种观众,但无时无刻不加入到表演中去,仿佛观众的生活展现在舞台豪华的场景中,而不象在剧院,只有演员在台上演戏。打网球的尽可身著白色法兰绒上装回旅馆,门房却非要穿上绣有银饰带的蓝色制服才能把信交给他。倘若这位打网球的不愿爬楼,那也仍然离不开演员,身边就有那么一位衣着同样华丽的司机开电梯。楼层的走廊掩护着贴身侍女与报信女仆,躲避纠缠,在海上时,她们就象雅典娜女神节舞台上的沿幕一般美丽,热衷于与漂亮的女仆厮混的人总是七弯八拐,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她们的小房间来,楼下,占统治地位的是男性,由于有那一帮子无所事事、年纪过小的男仆,整个旅馆活脱脱象一部已经成形、永远重复演出的犹太基督教悲剧。因此,一见到他们,我往往情不自禁地在心底默诵起拉辛的诗句,这一回,不再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邸,德·福古贝盯着向德·夏吕斯先生致意的大使馆秘书时,浮现在我脑际的《爱丝苔尔》剧中那几句话,而是《阿达莉》剧中的诗行,因为一踏进在十七世纪被称为门厅的大厅,便见熙熙攘攘立着“一大群”年轻服务员,尤其在用点心的时刻,活象拉辛剧中合唱队的年轻的犹太人。当阿达莉问小王子“您到底做何事”时,如果若阿斯虽含糊其辞,但总算也作了回答的话,我可不相信这帮服务员中有谁能够作答,因为他们实在无所事事。若有人象年迈的王后询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所有关闭在这个场所的人们,
  一个个到底在忙些什么事情?”
  他最多只能回答:
  “我在观看礼仪的豪华场面,
  同时,我也在为此作点奉献。”
  有时,年轻演员中走出一位漂亮的小伙子,向更为重要的某个人物迎去,继又回到合唱队中,除非在静思松弛的时刻,不然,一个个无不在共同变换着各种姿态,显得毕恭毕敬,日复一日地在装扮门面,但纯属徒劳无益。除“假日”外,他们对“上流社会总是敬而远之”,从不踏入教堂广场一步,平时,过的是苦行僧般的日子,与《阿达莉》中的利末人别无二致。看着这“一群忠实的年轻人”披丽毯踢踏起舞,我不禁自问踏入的是巴尔贝克大旅馆还是所罗门殿堂。
  我径自上楼回到房间。象往常一样,我的思绪从外祖母重病染身、弥留人间的日子,从我重新经受、不断加剧的痛苦中挣脱了出来。之所以说不断加剧,是因为当我们以为仅仅在再现一位亲人的痛苦时,实际上,我们的怜悯心已经夸大了这份痛苦;但是,也许真正可靠的的正是这种恻隐之心,它比经受痛苦的人们对痛苦的意识更为可靠,因为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看不见自己的生活之苦,而恻隐之心却看得一清二楚,为他们的凄苦而悲痛绝望。然而,如果我当时就清楚长时间来我一直不了解的一切,知道外祖母在临终前夕,神志完全清醒,确信我不在场的时刻,曾握住妈妈的手,贴上自己滚烫的双唇,对她说:“永别了,我的女儿,永别了,”那么,一时冲动之下,我的怜悯之心准会超脱外祖母的悲痛。我母亲从不松懈,一直死死盯着不放的也许正是这段往事。于是,我脑中浮现出愉快的记忆。她是我外祖母,我是她外孙。她脸庞的神情仿佛用专为我创造的语言写成;她是我生活中的一切,任何他人只是与她相比较而存在,只是根据她传授给我的对他们的是非判断而存在;然而,不,我们的关系昙花一现,不可能不是偶然结成的。她再也认不出我了。我将永远见不到她。我们并不是相依为命,互为创造的,她是一个陌路人。我正在看圣卢为她这位陌路人拍摄的照片。妈妈与阿尔贝蒂娜见面后,坚持要我去看看她,因为阿尔贝蒂娜娓娓动听,跟她谈起了许多有关外祖母,有关我的往事。我与阿尔贝蒂娜约定了时间。我事先通知经理,让她在客厅等候。经理回答我说,他早就认识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那时,她们还远远不足“贞洁的年岁”,对她们议论旅馆的闲言乱语,他至今耿耿于怀。她们除非“无闻”,才会如此恶言恶语。要么有谁恶意中伤了她们。我不难理解,“贞洁”指的是“青春期”。可是“无闻”两字,就让我大惑不解了。也许与“无文化”混淆了,而“无文化”又有可能与“有文化”混为一谈。我一边等着与阿尔贝蒂娜会面的时刻,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圣卢拍的照片,似乎因为双眼直盯着不放,最后竟一点也看不见眼前的像片,正在这时,我猛又想到:“这是我外祖母,我是她外孙”,犹如一位健忘症患者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又恰似一位病人倏然改变了性格。弗朗索瓦丝进屋向我禀报阿尔贝蒂娜已在楼下,她一眼看见了照片,说道:“可怜的太太,就是她,连她脸颊上的美人痣都一模一样;侯爵给她拍照的那一天,她病她一直瞒着大家,聚会时,总是乐呵呵的。只有我发现她头脑有时有点儿迟钝。可那一下就消失了。后来,她对我这样说:‘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怎么也得留下我一幅像。我还从来没有单独照过相呢。’说罢,她派我去找侯爵先生,问他能否给她照张像,并关照他千万不要告诉先生是她自己提出照相的。可是,等我回家禀报她可以拍照时,她却又死活不肯,因为她觉得自己脸色太难看了。她对我说:‘要是留不下影,就更糟了。’她本来就不笨,最后还是好好修饰了一番,戴上了一只大大的垂边帽,平时不遇到大晴天,那帽子一般是不戴的。她对自己的相片十分满意,她对我说,她不相信还能从巴尔贝克活着回去。尽管我对她直说:‘老太太,不该这样讲,我不喜欢听到老太太说这种话,’可白搭,她就是这个死念头。天哪!她连饭都吃不进了,一连就是好几天。正是这个原因,她才催促先生离得远远的,去跟侯爵先生一起用餐。她自己不上餐桌,装着在看书,可侯爵的马车一走,便上楼去睡觉。可后来,她害怕事前什么也没有跟太太说,会惊坏了她。‘还是让她跟丈夫呆在一起为好,弗朗索瓦丝,对吧。’”弗朗索瓦丝看了看我,突然问我是否“不舒服”。我回答她说“不”,她连忙说:“您把我拴在这儿,尽跟您闲扯。拜访您的人也许早就到了。我得下楼去。那可不是个会呆在这里的人。象她那样来去匆匆的,恐怕已经走了。她可不喜欢久等。啊!如今,阿尔贝蒂娜小姐可是个人物。”
  “弗朗索瓦丝,您错了,她相当好,好得这儿都不匹配了。您这就去通知她!我今天不能见她。”
  要是弗朗索瓦丝看见我潸然泪下,说不定会引起她好一场怜悯、哀叹!我小心掩盖。不然,我会得到她的同情!可是,我却给她以同情。对这些可怜的侍女的好心,我们往往不怎么理会,她们总见不得我们落泪,仿佛落泪会伤了我们的身子;也许这对她们有害无益,记得我小时,弗朗索瓦丝常对我说:“别这样哭,我不喜欢见你这样哭。”我们不好夸夸其谈,不爱广征博引,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因此而关闭了心扉,容纳不了感人的乡野之情,对因行窃而被解雇的可怜女仆传奇般的辩白无动于衷,也许她蒙受了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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