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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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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牌军悲惨局面以及导致的消极后果,李宗仁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有深入的分析: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250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荆。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惟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民国30年,5战区第10补充兵训练处第2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30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30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赦,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像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此外,李宗仁刚抵徐州之时,正是上海新败之际。大家感到,中国军队在京沪线上陈兵百万,尚难保淞沪,今敌军挟新胜之威,南北两路向徐州而来,李宗仁以十余万杂牌军与之周旋,真如“螳臂挡车”。徐州城内人心惶惶,市面萧条,形同死城。为了安定人心,李宗仁每日清晨或午后,都要骑马到城内主要街道巡视一番。“心情虽极沉重,而态度故作悠闲”。可见,当时李宗仁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世人都以不同心情猜测着由他领导的这支杂牌军,在势头正盛的虎狼之师的围攻下的可能结局。



第二章 战况总览

    徐州以南地区阻击战

  徐州会战,是1938年2月至5月,中国第5战区部队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各一部,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防御战役。此战,日军动用8个师、5个旅约30万人,中国参战部队前后有70个师约100万人,历时5个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山东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山东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

  1938年1月26日,日军第13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日军以为拿下蚌埠已是易如反掌之事,不料进至明光以南,即为李宗仁部署的李品仙的第11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51军,利用淮河、淝河、汇河等地形堵截,双方血战月余,不分胜负。第5战区以第59军军长张自忠率部驰援,进至固镇地区,协同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敌军在此停留,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大出日军主将畑俊六所料,十分恼怒。于是,畑俊六遂自南京调集援兵及坦克、野战炮等重武器,倾巢来犯。敌人汹汹而来,李宗仁感到硬拼、硬堵要吃亏,待敌援军聚集明光一带时,李宗仁命坐镇蚌埠的李品仙将31军于1月18日自明光全线西撤山区,伺机出击,将津浦路南端正面让开;将于学忠的51军南调,布防淮河北岸,凭借险要地形,拒敌越河北进,敌援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猛扑明光,结果扑了个空,没有捕捉到李品仙的主力。接着日军攻下定远、怀远等地,但一无所获。此时西撤的31军遵李宗仁指示,从敌军左侧向东出击,将津浦路之敌截成数段,围而歼之。淮海前线之敌,后路忽被斩断,不知凶吉,费九牛二虎之力将31军从津浦线向西压。李宗仁遂命部队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牢牢地盯住津浦线;此时参加淞沪会战的21集团军北调合肥,以其第48军固守炉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31军迂回攻击定远日军侧后,迫日军第13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51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第21集团军和第31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淮河两岸日军首尾难顾,与中国军队胶着于津浦沿线,从而使日军对淮河流域的进攻宣告彻底破产。

  徐州以南地区之战,日军损失达三四千人,中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次胜利,除了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之外,皖北人民对军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皖北人素称强悍,英勇善战,当地有句俗话说:“纸糊的江南,铁打的皖北”。当日军侵入淮河流域之际,皖北人民就自动组织起来,协助中国军队阻击日军,在定远、明光等地,日军都遭到了当地民众武装的袭击,把日军搞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些武装的民众潜伏在城镇中、村庄里、山林间,日军每到一村一镇都会遭到他们的打击。当时的红枪会等武装组织约有3000多人在皖北到处袭击日军,搅得日军日夜不得安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淮河流域的阻击战中也起了配合作用。在南京沦陷前不久,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就派李世农到安徽,组建中共皖中工委,动员和组织皖中各县人民抗战。1938年春,中共无为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就开始在淮南铁路两侧进行游击活动。1938年初,中共中央从延安将张如屏、曹云露等派回寿县,成立中央安徽工作委员会,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之前,曾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作战方针。当时周恩来、叶剑英建议:津浦线南段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使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的日军;徐州以北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以达到穿插分割、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并在后来照此实行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也积极配合淮河沿岸李宗仁的部队,阻击日军北犯。新四军一部曾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进入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周恩来曾指示新四军配合李品仙集团军,牵制由南京渡江北上的日军。新四军积极配合淮河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开展游击战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次淮河血战,虽然没有把北犯日军全部歼灭,却使日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将日军迟滞于淮河一线,粉碎了日军预定的“南北夹击”的战略,迫使日军改取“南守北攻”战略,从北面取道山东,进攻滕县、峄县,造成孤军深入的局面,从而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歼灭日军造成了良好的战机。

    徐州以北地区阻击战

  李宗仁在指挥徐州以南阻击北进之敌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

  按原定作战方案,徐州以北保卫战,由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岂知驻扎山东的韩复榘,大敌当前,还为保存实力打小算盘。12月23日,日军一部攻陷归仁镇后,韩复榘未战而走,造成了严重后果。27日,济南失守,日军由博山、莱芜进攻泰安。1938年1月1日,泰安落入日军北方军第2军矶谷廉介之手。韩复榘连连丧池失地,致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使日军得以沿线长驱直入,给徐州会战投下阴影。李宗仁屡屡严电韩复榘夺回泰安,并以此为根据地阻截南下之敌。韩复榘对李宗仁的命令置若罔闻,一错再错。为此,韩遭到蒋介石枪毙的处置,由孙桐萱代任其职。

  日军骄狂无忌地南北乱窜,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此时的中国军队,经过蒋介石杀韩复榘,以镇军威以后,中国军队上自战区司令长官下至普通士兵无不受到震动,士气大振。

  为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李宗仁命孙桐萱部(原韩复榘的第3集团军),向运河以东推进,袭击济宁、汶上的日军据点,以牵制敌人主力。孙桐萱部第22师于2月12日晚由大长沟渡运河,14日晚有一小部攀登入济宁城,双方短兵相接,血战数日,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入城部队伤亡极大,17日晚撤至运河西岸。

  与此同时,第12军81师也直取汶上,于12日晚由开河镇渡运河,一部由城西北攻入汶上城内,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终因人少势弱,损失严重,13日奉李宗仁之命撤向运河西岸。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第55军阵地。25日,日军突破杏花村阵地,守军被迫撤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但李宗仁在这一线布置大量兵力,不断侧击北段南下之敌,使敌军在这一带徘徊不能南进,暂时稳定了战局。

    台儿庄会战之序战

  日军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遂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率2个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日军一旦在台儿庄得手,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此次进攻,来势相当凶猛,大有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板垣第5师团,沿胶济路西进,进逼临沂;一路为矶谷的第10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

  2月下旬,日军东路第5师团从山东潍县南下,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临沂。中国军队第3军团第40军等部节节抵抗。李宗仁派遣庞炳勋部,先在临沂建立防御阵地,以诱敌深入,先挡住日军第5师团的正面攻击,然后迅速调派张自忠将军的第59军,兼程驰援临沂。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是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向临沂方向增援。此时日军也掌握到张自忠部的动向,但是日方估计,59军最快也要3天的时间,才能从峄县赶到临沂,所以日军认为可以抢先击溃在临沂弹尽援绝的庞炳勋部,然后再以逸待劳地反击张自忠部,因此日军估算张自忠部不但不能及时赶到临沂成为救援军,反而成为送上门来的“找死军”。但是张自忠却率领59军进行日夜的急行军,这是吃苦耐劳与豪气干云的西北军特质,在军长的一声令下,竟然能够在一日一夜之内,提前赶到临沂。因此59军在敌方完全没有预备的状况下,就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5师团背侧,庞炳勋部将士更是用命地从阵地反击,日军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竟然会进行这种内外夹攻的拼命打法。因此,在3月14日到18日的临沂决战中,日军第5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造成日军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只有先撤退回莒县以困守待援(当时日军虽以超过一百多辆的卡车,满载阵亡的日军尸首匆促地奔逃,但战场上仍然遗留了不少的死尸。日军一向非常重视同胞尸首的处理,不是危急到没有办法,通常都会设法带回焚化,将骨灰带回日本)。临沂之战得胜,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促成了之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

  正当板垣败绩累累之际,日军西路第10师团长矶谷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不顾一切,日益向南推进。李宗仁调来川军邓锡侯第22集团军,孙震的第41军赶往滕县,拒敌南下。孙震部刚在滕县部署就绪,3月14日,矶谷师团就发动攻击。日军以数十架飞机30余门大炮狂轰滥炸,守军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3月17日晚,日军配合炮火攻陷滕县 (今滕州)。中国守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英勇抗击,伤亡甚重,苦战至17日,该军守城的第122师师长王铭璋殉国,伤亡达5000之众。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又急令新拨归第5战区指挥的第20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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