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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雷厄姆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是一个最有力、把握最大的竞选计划。7月11日，大会第一天，他和乔•；艾尔索普（Joe Alsop）一齐去见肯尼迪，请他提名约翰逊为副总统竞选人。格雷厄姆定了基调：约翰逊是最佳人选，可以为肯尼迪竞选计划中最薄弱的环节增添力量。肯尼迪听后，立即表示同意。速度之快，连格雷厄姆也认为他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说说而已。所以他重复了自己的意见，并提醒肯尼迪对约翰逊的提议不可只许诺不兑现。格雷厄姆还告诫肯尼迪应该预料到约翰逊拒绝的可能性，必须扫除他的疑虑。肯尼迪也表示同意，他沉思一阵后说，投票迫在眉睫，他还差一些选票，这些选票是否能从约翰逊阵营中得到。于是格雷厄姆在他的报纸上略露风声，但未尽言，因为他担心干过头会置肯尼迪于窘境，毁了他的计划。所以，星期二《邮报》的头条报道小心翼翼地提到：洛杉矶透露，肯尼迪可能请约翰逊出任副总统候选人。
格雷厄姆还向约翰逊透露肯尼迪对他的考虑。格雷厄姆安排星期二和约翰逊共进午餐，准备进入他工作的第二步，让约翰逊做工作使史蒂文森放弃中立誓言，转而提名肯尼迪。他还想劝说约翰逊接受副总统提名。这是唯一的道路，约翰逊无法获得总统位置，人事艰难，但是，使他惊诧的是，他发现此时的约翰逊心绪变得乖戾而好斗，不愿意做出让步。约翰逊刚刚得到机会，与得克萨斯州和马萨诸塞州代表的联合会议谈过话，做好了战斗准备。这一次他准备扫除一切障碍，生吞肯尼迪。肯尼迪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乔•；肯尼迪的纨绔小子，他正在用药，不管是什么药，反正是治疗背部疾病的药，现在应该有人来谈谈这件事，谈谈老乔•；肯尼迪和希特勒。“我准备把这些写进演说中。”约翰逊说。格雷厄姆十分惊讶：“你怎么了？你太累了，你应该休息一下，我来给你写发言稿。”他写了一篇关于明智、妥协和经验等如何走向成功的讲稿。约翰逊用了一些，为了攻击肯尼迪的健康状况和他的父亲，也丢了一些。
这些情况使格雷厄姆的工作变得困难重重。会议进程越来越快，自由派对约翰逊的反对增大，时间对他大为不利，格雷厄姆变得更加心急火燎。他是总统塑造者，准确地说是未来总统的塑造者。他很快有了另一个想法。由史蒂文森宣读肯尼迪的建议，请求大会提议约翰逊为副总统候选人。但这个办法仍然不灵。他很清楚现在的问题出在约翰逊和他左右的人身上。这样一来，他匆匆往返于旅馆的各个房间，和约翰逊争论，千方百计稳住肯尼迪的人，平息博比•；肯尼迪对约翰逊的厌恶。（若干年后，身为总统的约翰逊开始讨厌凯，博比•；肯尼迪勃然大怒。“他竟敢如此。”他说，“没有菲尔他根本不可能进入我们的竞选计划。”）格雷厄姆心力交瘁，几乎疯狂；凯开始担忧，却很少能见到他的面。工作太棘手，相互间交流十分困难，好像没人可以保持协调。肯尼迪做好准备时，约翰逊大使性子；约翰逊准备接受建议时，博比•；肯尼迪却在告诉人们副总统人选不会是约翰逊。随后，他又返回约翰逊处，约翰逊几小时前答应接受提名，现在伤了感情，非得肯尼迪本人提名不可。格雷厄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来回奔波，将两头撮合在一起，不至于任何一边脱落，他最后获得了成功。杰出而惊人的竞选纲领，肯尼迪…约翰逊。这是他炮制的竞选纲领。
这样，他成了总统塑造者，他参与操纵全国代表大会。他热爱这类工作，他振奋不已，他在恰当的时候，帮助把恰当的人选联合起来。杰克和林登。杰克、林登和菲尔。当天夜晚，他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地回到房间。“我们该离开这儿了，”他对凯说，“我必须休息。”她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任何主要报纸，包括他的报纸在内都没报道他的工作。此事的第一次披露出现于一年后西奥多•；怀特出版的《总统的产生》（Making of the President）丛书第一卷。考虑到当时新闻界和政界的价值，对格雷厄姆所作所为的披露非但不会损害他的名望，反倒加强了他作为内幕人物，接近权力中心的权力者的声誉。
此时，他的病症更加明显，他在亢奋期内比任何时候都更富于创造性，更光彩夺人，在消沉期间却更加绝望消沉。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在他病状日重之时，却权力日增。
第二部（二）肯尼迪…电视…尼克松（一）
杰克•；肯尼迪是第一位电视总统。没有电视，他不可能当选总统。这事非常简单。电视蕴含着很强的蛊惑力，在一般情况下知识界会对这个祸福参半的东西感到某种战栗。而肯尼迪靠着自己的魅力、风格和敏捷，把政治和电视融为一体，赢得了全国知识界精英的一片喝彩（这种喝彩声很大部分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幸亏有肯尼迪，不然就是理查德•；尼克松）。
肯尼迪与电视一起变得更伟大
电视钟情于他，他和录像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是第一个杰出的政界超级明星，他使电视的形象更加高大，电视也造就了形象更加高大的他。人和物都在相互利用。宣传工具利用总统，总统利用宣传工具。他的总统身份使购买和收看电视成为政治之必需，电视则不仅把他塑造为总统，甚至整个地改变了政治结构的天平，使它倾向总统一边，其他权力中心黯然失色。在此过程中，电视自身也成为重要的权力中心。这种局面在所难免，而肯尼迪对新出现的政治趋势的准确领悟，他那超出常人的自信心以及惊人的相貌，大大加快了这个趋势的进程。他一出任总统就认识到电视工作人员崇拜权力，他明白此间的能量。他懂得电视制片人喜欢制片，这样，总统就可以和他们携手合作，共同经营制片业务，制作他们共同的电视片，这样一来，电视投机者的机会就完全操纵在他的手里。总统出国访问全是重要事件，记者、摄像机总是尾随其后，并非仅仅出于责任，而且还有一腔热忱。摄影记者对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最高法院法官或者某个州长就不会有如此态度。直觉告诉肯尼迪，他完全可以变巡游（这一类事件常常具有党派政治倾向）为全国瞩目的大事件，他可以以此诱惑电视广播记者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正常的批评功能，加入欢呼的行列，为他展示壮观的场面，而不做任何非分之举。他逐渐领悟到离华盛顿越远，他的党派政治形象就越弱，就更多地被人们当做全体人民的总统（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就是这些现象的顶峰）。他还逐渐认识到，远离本国土地，记者的消息源就萎缩、安全感就降低，就更依赖总统机构获得他们的情报。电视广播记者本身发生了饶有兴趣的变化：记者上电视或直接播音的能力变得和他们的记者生涯休戚相关，这种能力的不断发展，是和他们的分析能力不断下降同时出现的。以这些现象为根据，肯尼迪写了一本论述电视和总统的书。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都对这本书仔细加以研究，深受其影响，他们都精明地领悟到电视广播公司的弱点和致命之处，并加以利用。这一点成为以后十年中总统权力大跳跃的部分原因。事实上，总统权力的扩张十分强烈，不可遏制，也没有人企图重建权力的平衡，以至于优秀的电视工作人员弗雷德•；弗兰德利十年后竟将总统称为“电子总统”，1974年夏他的老搭档沃尔特•；克朗凯特参加尼克松不明不白的中东之行后，他对克朗凯特发牢骚说，他的参加增加了此行的重要性。正是这位弗雷德•；弗兰德利1960年为了急于帮助这位优秀的自由派总统，赶往华盛顿向他当面提出利用电视的意见，提供更有效、更自然的电视术。
约翰•；肯尼迪可能不像20世纪60年代那批人那样依恋电视，然而他从一开始就懂得电视，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视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他明白较之他的对手来说，电视可能对他更有利。他比华盛顿的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更清楚地领悟到新闻界在全国范围内的力量，这也是父亲的家训，传给他的一笔遗产。老乔•；肯尼迪对新闻界的力量和弱点了如指掌，非一般人所及。罗斯福时代，他住在华盛顿时，就培养了哈里•；卢斯和阿瑟•；克罗克等人（在儿子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晚上，他还约请潜在的危险人物卢斯吃饭）。乔•；肯尼迪懂得虽然记者不十分招人喜欢，却非常有用，在特定的条件下，绝大多数记者都值得信赖。长期以来，乔•；肯尼迪把他们当做权力和信息的来源加以利用。现在，他的儿子依法炮制，不过更多了风采、教育、知识、幽默和教养。华盛顿有一批新型记者，他们受过良好教育，连穿的衣服都出自布鲁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公司，华丽程度可以与华尔街银行家、律师的服装相伯仲，肯尼迪在这些人中如鱼得水，他挥洒自如，打交道时，远胜过许多政治家。记者们对他报以友情。从一开始，当别的潜在总统候选人或通过参议院（如约翰逊、汉弗莱），或通过政党（如尼克松、汉弗莱）修筑起各自通向国家政权的道路时，肯尼迪却通过记者开拓面向全国的直接通道。他和政党官员，其他参议员在一起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立法者，在权力的道路上还得排班站队。但是，和记者一起，他则是一个充满魅力、光彩照人的政治家，他激起了全国的好奇心，用以制造新闻。
本来他的时运不会这样好，但是在此关键时刻，宣传媒介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了非常强大的权力基地。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电视，由于电视，新闻界再也不仅仅是棱镜上的折光，而成了主要的政治因素。电视十分重要，电视记者也身价倍增。随之而来，华盛顿的报界记者也变得日益重要，虽然他们不能左右权势炙人的电视记者的广大观众，却能影响公众的反应和取舍。他们界定提出的问题，帮助确定华盛顿的态度，编定华盛顿的神话，解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是要害问题，什么是关键领域，由此深刻影响着左右全国广大听众的要人们的态度。电视不但没有削弱报纸记者，还大大扩大了他们的权力。杰克•；肯尼迪宴请沃尔特•；李普曼，并使李普曼为之倾倒，他迷住的不仅是李普曼还有詹姆斯•；赖斯顿，因为李普曼深刻地影响着赖斯顿，肯尼迪的魅力所至还不止于赖斯顿，接下去的是《时代》和其他报纸驻华盛顿办事处，影响的还不仅仅是报社，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一顿中饭如同泛起的一阵涟漪，波波相连，向外扩散。1960年预选时，像詹姆斯•；赖斯顿这样一位《时报》的主要专栏作家一旦产生了某个候选人将要失败的想法，就和现在一个大党的老板产生这种想法一样至关重要。
肯尼迪对新闻权力源颇有长远眼光，他认为培植记者（并且要用间接方式培植记者，这种方式并非简单的宴请，更重要的是要介入并与他们承担共同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存在于他们的职业中，存在于他们所读的书籍中，存在于他们倾心的议题中）优于和权力大厦中的头面人物建立联系（约翰逊和汉弗莱从来只是极尽所能讨好报纸老板和广播公司的高级官员）。首先肯尼迪是一个冷静的职业政客，在转向电视的过程，他步步稳妥，毫无差池，他向已有的惯例学习，向电视专业人员学习，但使他获益最多的还是他自己的直觉，当然他还得益于左右人的精明的意见。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的帮助就不小。1959年桑德•；瓦诺克尔（Sander Vanocur）是全国广播公司的年轻记者，由该公司派驻芝加哥，他在那儿很快得到杰克•；肯尼迪的舅子萨金特•；施赖弗（Sargent Shriver）的提携，施赖弗是瓦诺克尔的朋友纽特•；米诺的好友。他和米诺的另一个朋友阿德莱•；史蒂文森不同，他有一部电视机，懂得如何开关，还知道屏幕上都是些谁。一天晚上，施赖弗家里有个聚会，在聚会中有一位黄发红颜的老者走到瓦诺克尔跟前说：“你叫桑德•；瓦诺克尔，是不是？”瓦诺克尔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乔•；肯尼迪。”老人说，“我在小石城见过你。你在那儿干得真不错。我常告诉杰克，要他花更多的时间，注意你这样的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