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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次竞选，选民已非昔日之选民，他们老练，他们成熟，新闻记者也同样如此。帕特•；布朗不是束手挨打的靶子。他任加州州长四年，当权时间不长，但留下好印象：好州长，严肃而有人情味的公职人员。在他任职期间没有出现过丑闻，没人格外怨恨他。他的形象是干练，和蔼，心地善良，而不是超群的智慧。尼克松抛出共产主义问题，而布朗在记者面前巧妙地将其化解。他说，他听说尼克松要朝他的营垒投放一枚重型炸弹，着实吃了一惊。某天，他在某个路旁汽车旅店醒来，感到身旁有个热乎乎的手臂。“该死的尼克松，”他思忖，“派娼妓当钓饵，溜到我身边，这就是他的重型炸弹。”惊恐之中他发现是妻子夜深之时睡到他的身边。接着他又说，声音里充满了诧异和揶揄，“难道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有什么能比他到处指责我对共产主义软弱无力更加冒失荒唐的事吗？请想想，我是一个奉行天主教的人。”显而易见，他在记者群中优于尼克松。尼克松每天至少十分钟混迹于记者之中，竭力成为他们的好伙伴，但总有一些不自然，七拱八翘，相互间感到难堪窘迫。每天晚上，记者都累得精疲力竭，却又不得不到酒吧间凑在一起，安排日程，每当此时，帕特•；布朗就和他们呆在一起，和他们谈自己常常闹的滑稽事，解释自己当天所犯的错误。他似乎是美国政界最少利用权力左右局势，操纵他人的人，然而袒露错误是他独特的方式，他是一个最精明的操纵者。
第二部（二）加州州长落选人（四）
完全失控的州长落选人
随着竞选的进行，尼克松的人对《时报》工作人员的抱怨日盛。霍尔德曼的怒气特大。尼克•；威廉斯听到这些忠实的老订户的抱怨时，有现存的回答：该报已不再是共和党党报。了解诺曼•；钱德勒的人认为他多少有些懊悔，新的进程在他心中卷起不安的波澜。这些看法给了尼克松些许安慰。竞选的最后一星期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他的竞选纲领被淹没了。倒是民主党人在对付共产主义时显出了坚定和力量。理查德•；尼克松长期以来把自己粉饰成共产主义者的对头，此时，已降格为肯尼迪跟前的唯唯诺诺之辈。古巴导弹危机打出了定音锤，局势发展成为脱缰之马，尼克松已无法控制。完蛋了。在这场谋取连自己都不放在心上的职位的竞争中，他彻底失败了（在最后的几天中，他曾告诉一位电视记者，他竞选的是美国州长，《洛杉矶时报》将此错误登出，又是致命的一击），在他脑子里，新闻界铸成了他的失败。他并非没有自咎之情，并非不埋怨时机的选择和自己的运气。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是加州报纸迷惑了他，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尤其是那一家最先把它扶植起来的报纸。很明显，《时报》已不是他的朋友，而是敌人。尽管在临选之前《时报》总算对他表示了认可。但是以传统的钱德勒标准来衡量，这次认可只能算是勉力而为之。他痛恨报道，深信报道一边倒。真实情况是，对他和帕特•；布朗的竞选报道公正而无偏袒。所有政治家对都市政治大报的希望是，倾听时无先入之见，报道时公正平等。很简单，他在加州从来不是受的平等的待遇，他感到平等的待遇是一场灾难。
他受着折磨，如同身上的溃疡，一点一点吞噬着他。特别是《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特别是伯格霍尔兹。最激怒他的是，伯格霍尔兹一个接一个的棘手的问题。他认为，《时报》有意派出了一名讨厌他的记者〔事实上，为了均衡报道，《时报》不断交换伯格霍尔兹和另一个报道竞选的记者卡尔•；格林伯格（Carl Greenberg）的任务〕。尼克松发出这类抱怨本身就具有讽刺意义。他常在台上吹嘘自己是徒手进入政界，仅靠双拳出击的政治家，最喜欢的莫过于公平而严酷的竞选。猛烈地出击，坚定地承受。其实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政治，他过于羞怯，遮头盖脸，处处挨打，他闯了进去，无奈自己皮太薄，肉太嫩。他喜欢自诩为哈里•；杜鲁门的衣钵传人，但杜鲁门却牢实得多，远为自信，步步升迁，不像他一跃而起。杜鲁门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五十一岁进入参议院，当时的新闻界远远没有如此强大，不像现在，摄像机光芒夺目，无所不至。杜鲁门曾说，你如果不喜欢灼人的热，就干脆离开厨房，他说话算数。而尼克松却与此相反，他神经过敏，满肚子狐疑，缺乏自信，总是自我中心，有匹夫之勇，但内心却是一个脆弱的自我。每一次伤害，他都铭心不忘；每一个对手，他都记录在案；每一次出击，他都渗入了个人的恩怨。在一般情况下，这类自我脆弱的政治家早已被筛出政治舞台，这些人不是在压力下崩溃，就是悟出自己吞咽不下公共擂台上的残酷。世道如此，就得遵循。但是，尼克松不一样，他过去是神童，他的事业如蛙跳，大大超过了政治家的正常步伐，三十八岁，参议员，四十岁，副总统，他被定为种子选手，免去了第一轮障碍，在此之前他从未腹背受敌，碰上真正的批评。这是一个招致灾难的局面。职务每升一步，必定会吸引更加严峻挑剔的目光，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尼克松本人对付日益增大的压力的能力却没有得到发展。
“我对新闻报道没有抱怨。”他这样开始了他的讲话。时间是被击败的当天晚上，翻腾的热浪冲开了阀门，上次和以往各次竞选中全部压抑着的怨恨喷涌而出。毫无疑问，《洛杉矶时报》的编辑心里明白，他的矛头主要指向他们，又以伯格霍尔兹为最。尼克松喝酒，喝酒对他从来都是一种危险，他喝酒不适量，又不适应酒精，酒后心情常常变得乖戾，涌起自我怜悯感。这次，他精疲力竭，失去了控制，本来决定不与记者见面。所以赫布•；克莱因（Herb Klein）站在旅馆的讲台上，对记者进行解释。此时，他抬起头，突然看见尼克松朝他走来，他立即感到一道凶兆的闪电在身上掠过。此时的尼克松满腹的冤屈，认为与自己为敌的是整个世界，心中怀着一股顾影自怜的凄凉，如此心情，裸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令人不寒而栗。尼克松开始描述他如何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牺牲品，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被一个没有公道，没有正义的社会推上祭台（仿佛他对布朗的州长竞选真有意识形态之争似的）。对于政治家，失败总是痛苦的，然而只要你热爱政治，你就得喜欢这种游戏，在你来我往中丰富自己。但是尼克松自己承认他从不喜欢这种公平之争，不喜欢直接接触，所以他一旦失败，就万念俱灰，竞选的过程对他比对任何人都空洞无物，整个过程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获胜、出人头地才是一切。这样，他一旦失败，就一无所得。所以，那个清晨，他点了记者的名，尤其点了大报记者的名。他指责《洛杉矶时报》刊印美国州长一事为胡闹，他称伯格霍尔兹的同事卡尔•；格林伯格为记者群中的佼佼者，因为他的通讯报告无关痛痒。眼见着这个人失去了节制，糟蹋着自己的尊严，连那些一直厌恶他的人此刻也感到心绪不宁。他滔滔不绝无法自制，此公最骄傲的是他的支配权，最关切的是他的私利。这一场表演为美国近期政界所仅有。记者对此并不惊奇，他们一直就疑心他是如此认识自己的。但是他对《时报》所存的特殊恶意却令人吃惊。格林伯格被称为记者中的佼佼者，使他大为窘迫，当即提出辞职，但是弗兰克•；麦卡洛克让他忘掉这件事，谁能肯定不碰上这类事呢。当天上午伯格霍尔兹和麦卡洛克上班时，发现若干电视组徘徊于《时报》大楼外，征询意见。他们能说什么呢？
当年秋天，诺曼和巴芙•；钱德勒到欧洲度假，度假之末停留于威尼斯的一家小餐馆。他们在餐馆前部就座，旁边有一对来自加州的夫妇，正当他们互致问候时，诺曼转向巴芙说，“你不会相信刚刚走进来的是谁。”她抬头，刚好看见迪克和帕特•；尼克松朝餐馆里走来。钱德勒夫妇快吃完了，但是诺曼却慢慢吃着拖延时间。“我想看看会有什么光景。”他对妻子说。尼克松夫妇终于起身离席，当他们从旁边路过时，明明白白看见了钱德勒夫妇，却在走出去前停下来，和另一对加州夫妇说了老长时间的话，十分热情。“真奇怪。”那个男人说，“我们仅仅认识他而已。”（诺曼很喜欢这个小插曲，对此添枝加叶，根据他的叙述，尼克松从旁走过，和另一对夫妇谈话，然后转向钱德勤夫妇说：“对不起，我忘记了你的名字。”巴芙不喜欢这个故事，但是，讲的却和诺曼一样，只是不加润饰而已。好些年后，她对这件事还怒气未消。）
第二部（三）《时代》的时代（一）
1961年2月总统宣誓日之夜，卢斯夫妇和肯尼迪夫妇一起坐在总统包厢里。当然，卢斯对此颇为不安，他在《生活》杂志上对尼克松的最后认可确实不冷不热，缺乏坚定性。大选之后，他产生了负疚感，觉得自己太懦弱。他反复问朋友自己是否有负于尼克松，是不是对肯尼迪过于着迷。就连在就职典礼上他也无法摆脱这些问题的困扰。肯尼迪喜欢称他卢斯先生，而不是哈里，而肯尼迪则喜欢有人叫他杰克，但是卢斯出于对美国总统身份的尊重，认为这种称呼不妥当，这一切都使他感到不安。所以，当天晚上在《时代》杂志的工作人员中频繁传递着各种精心炮制的暗号，确保称谓的正确。仪式结束时，《时代》的白宫记者休•；赛迪（Hugh Sidey）打电话给通讯记者的头头迪克•；克勒曼：“今晚情况好极了。卢斯称他总统先生，肯尼迪则称他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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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对一位民主党自由派的容忍自然是有要价的。任何人也不会心安理得地坐在潜在对手的包厢里，轻佻地和敌人勾勾搭搭。卢斯在就职日的头几天就明确表示了他认为谁是可以接受的国务卿人选（切斯特•；鲍尔斯和富布赖特不行）。随后他举荐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他还同样清楚表示不能容忍对共产主义的软弱路线，尤其不能容忍在亚洲的软弱路线，在那里民主党恰恰表现得很软弱。在此问题上任何民主党总统如果要快步向前，越过卢斯的步伐都必须认真对待《时代》和《生活》杂志。肯尼迪在这个方向上的行动十分谨慎，尽管如此，只要美国在亚洲政策上出现任何变化，《时代》和《生活》杂志将成为障碍，它们是潜在的对手。《时代》有自己的政策，他们对过于软弱的总统持保留态度，而肯尼迪却有他的政策以及来自选民的压力。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始终充满紧张的关系。
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