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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肯尼迪却有他的政策以及来自选民的压力。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始终充满紧张的关系。
在这个背景上，约翰•；肯尼迪认为《时代》和《生活》杂志是通往一个独立中心的钥匙，这个独立中心是一个强大的潜在的对手。肯尼迪是一位杰出的审时度势的政治家，他对权力的来源有精细的理解力，他和大多数政治家不同，他明白这些来源是不断变化的，肯尼迪的这个本领最为重要。因为他现在正处于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期中。有的权力源正在衰竭，有的又在高涨，肯尼迪本能地掌握住了新的平衡。他一直清楚电视和报纸日益显赫重要，对他是一个权力的来源。他从来就能够把自己拍卖给宣传媒介。杂志编辑喜欢肯尼迪夫妇，以他们做封面的杂志一直很抢手。肯尼迪能够准确无误地了解每一个记者可能给他带来的好处和危害，他清楚他们的个人癖好，清楚如何在各个人身上唤起最佳反应。
新闻杂志和专栏作家成了最好的目标。他们的批评能力增强了，这样他们就有更大的潜在的破坏力，不过，与此同时也潜伏着对他们施加更大影响的可能性。新闻杂志是他们自己风格和出版限期的囚徒。它们每周发行一次，无法抢先发表新闻，它们需要特殊的渠道，需要能够充作内部消息的小巧的轶事和珍闻。诸如竞选人早饭吃的什么，谁是他们的裁缝，他们又如何炮制出演说辞的，等等。色彩丰富的细枝末节似乎具有重要意义。自然，这给总统提供了特有的优势。事实上，总统在这种局面中有更大的余地和杂志周旋。
1959年在肯尼迪加紧竞选时，他和《新闻周刊》没有特别的麻烦。当时，《新闻周刊》远远落后于《时代》杂志，它需要有关对牵动人心的肯尼迪的优秀报道。再说，该刊报道肯尼迪的通讯记者本•；布拉德利是他的邻居，又是他的好朋友。在一定程度上布拉德利和肯尼迪的友谊使他在自己的事业中腾飞。但是，《时代》杂志是潜在的对手，极有可能变得保守和敌对。这一点可以解释在他任参议员，随后任总统期间，为何所有记者都受到平等待遇的原因。他为各大记者撕开同等大的口子，在这种平等中受惠最大的是《时代》的休•；赛迪。肯尼迪对时代…生活联合体极为敏感，他认定在前电视时代，它是全国影响最大的工具。他宣称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时代》杂志一篇封面报道对他早期获得全国的承认帮助更大。他常常对朋友说，存在着共和党人，也存在着民主党人，但还存在着广大的中间群，他们在政治上不受约束。这批中间群众决定选举的成败，而《时代》杂志对这批人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新闻刊物的影响都大。《纽约时报》和斯科蒂•；赖斯顿与其他华盛顿记者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他来说，《时代》是这一系列光谱中的核心，它是全国性的，影响到全国各地的人。它影响的数量可能达到二百万人，其意义还不纯粹是它影响的数量，而是这些人的身份，这些人有影响力，为同类人所尊重，他们的意见容易被人们接受。
第二部（三）《时代》的时代（二）
“现在是《时代》杂志时间”
因此，20世纪50年代后期，杰克•；肯尼迪越来越重视《时代》的休•；赛迪。赛迪才从中西部工作回来不久，他和其他来到华盛顿的年轻人一样深深感受到记者在此地的地位与僻远的内地大为不同。在那里他常常被当做灾难的传播者。而在华盛顿，记者不仅白天受到人们的敬爱，晚上还被邀请到最体面的人家吃饭，社会地位的急速变化令人眼花缭乱。赛迪被派往报道窥视总统位子的各个民主党参议员，他很快发现其中的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和休伯特•；汉弗莱好像既不在乎也不懂得如何对付新闻界，而另外两个人，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对整个新闻界都十分重视，对《时代》杂志更是另眼相看。（赛迪第一次走进约翰逊办公室的时候，发现这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对他的了解超过了他对约翰逊的了解，约翰逊热情接待了赛迪。其间，他们既谈到了林登•；约翰逊的重要性，也谈到了“时代…生活”的重要性。）约翰逊完全清楚赛迪撰发稿的最后期限。在纽约，星期五是主要的写作日，在华盛顿星期四则是主要的供稿日。所以每星期四他为《时代》杂志留出六个小时的时间，他打电话给赛迪：“好，现在是《时代》杂志时间。”赛迪片刻不停，按时赶到，他们一起喝苏格兰威士忌酒，约翰逊曾公开告诉别人，这是一种烈性酒。接着约翰逊就向赛迪介绍他在本周所做的主要事情，更准确地说是介绍他希望《时代》杂志认为他干了些什么事。他反复强调《时代》或《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胜过其他刊物上的三四篇，这是他成为全国性人物的窍门。很奇怪，在准备1960年竞选的主要人物中唯一一个和赛迪拉开距离，几乎达到敌视程度的是理查德•；M。尼克松。可能尼克松作为一位共和党人，认为自己即便不为《时代》效力也可以得到它的支持，也可能他对所有新闻刊物都是这种态度，别说赛迪，就连《时代》杂志的最高人物要见他也相当困难，即便是卢斯，也不能说见就见。办事处的人打电话到尼克松办公室，告诉他们卢斯要到城里来，想见副总统。回话是尼克松没有空，文件堆积案头，还有很多复杂的工作要做。常常是同一次旅行，卢斯却能和艾森豪威尔见面。正因为见美国总统的渠道都如此畅通，所以卢斯心中一直对尼克松有一点儿怨气。
无疑，接近杰克•；肯尼迪的是一条畅达的渠道，毫无障碍。他办公室的所有人都随时候命，参议员本人更是如此。肯尼迪清楚地意识到《时代》杂志潜在的敌意，他在1960年就意识到了。当时，奥托•；菲尔布林格出任主编，副手是吉姆•；基奥（Jim Keogh），两人可能对他都很敌对。他当时的基本战略是竭力使该杂志的纽约办公室严守中立，他着手研究《时代》杂志，其态度之仔细，如同一位政治家在研究纽约或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拉选票的小走卒之间的关系一样。他掌握了该杂志的结构，工资变化，主任编辑对高级编辑所拥有的权力。他手下的研究人员大量研究有关他的报道，之后直接向他面呈。菲尔布林格和他所起的作用缠绕着他，特别令他担忧，难以安宁。奥托和卢斯是什么样的关系？卢斯能控制奥托吗？奥托是否能自行其是。他清楚菲尔布林格是关键人物，是他决定着日常事物。肯尼迪清楚采访记者总的来说不喜欢菲尔布林格。在这场游戏中，肯尼迪老早就发现奥托可能和他为敌，原因不是私人成见，而是政治分歧。他变得对该杂志的任何细小变化都分外敏感。他任总统后，有一次，卢斯到白宫访问，肯尼迪的一个问题使卢斯大为惊诧。他问道：“怎么回事，上星期奥托是不是外出休假了？”卢斯在惊诧之余，问他何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上星期杂志有些异样，调子变了。”卢斯惊呆了，上星期菲尔布林格确实因病没有上班。
此外，肯尼迪还坚持不懈地向《时代》杂志记者做工作，他不留情面地反复对他们说，他无法从《时代》杂志那儿得到公平交易的可能性，他明白，要让他们公正，哪怕悄悄给他好一点的待遇无疑等于要他们的命。1959年当他厉兵秣马准备竞选总统时，一批卫理公会的主教到华盛顿拜访他。这件事对肯尼迪可以形成一篇重要的报道，因为宗教问题一直是他身上的重压。对这件事进行公允的报道十分重要，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宗教问题。星期天晚上《时代》杂志快版到了华盛顿办事处，肯尼迪办公室打电话要两本。赛迪匆匆赶到参议院，交了杂志后上了长廊，从那儿看着肯尼迪，当时他正在底楼辩论劳工法。肯尼迪将杂志放进桌子，在辩论中偷偷摸摸地看。最后，肯尼迪抬起头，看见了长廊上的赛迪，笑了。虽然不是眉开眼笑，但终归笑了。几小时后，赛迪见到他，问他的看法。肯尼迪答道：“不错，不错，想想这是《时代》杂志，是卢斯，就算不错了。”
除了肯尼迪狡黠地献媚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致使卢斯的出版物不断向他提供一些其他民主党自由派得不到的优惠。一条重要的原因是卢斯态度的重要变化。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整整八年他都拥有自己的总统。1952年强烈的党派热已经缓解。此时，他和许多他的读者和记者一样被肯尼迪和肯尼迪家族迷住了——这是一批干劲十足、雄心勃勃、忠贞不贰的人，他们资金雄厚又光彩照人。尽管他在意识形态上对这位年轻议员持保留态度（还相当保留），但是，在人格水平上，他渐渐中意于肯尼迪，并超过了尼克松。“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大选前夕，他对一批手下的编辑说，“我就是不喜欢尼克松，我想我们必须支持他，但我就是不喜欢他。”他停了一会儿，“你们清楚，我从来就不喜欢尼克松。而我喜欢肯尼迪。在大多数事情上，我和肯尼迪意见相左。但我喜欢他。”几年后，一位朋友问卢斯他对肯尼迪有何印象，他几乎是愤怒地答道：“他诱惑了我。”“哈里，这倒不错。”朋友说。“不，糟透了，”他回答，“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自己像是娼妓。”肯尼迪来而有往，对卢斯抱有同样的态度。他非常认真地对待卢斯和他的杂志，其程度与卢斯本人相仿。这是他对卢斯和该杂志的最高的赞赏，不仅如此，他还喜爱卢斯。他习惯于和脾气暴躁的人打交道，他自己家里就有这么一位。有一次，他问赛迪：“老卢斯（Lucey）怎样？”“卢西（Lucy）？”赛迪听成卢西了，“卢西是谁？哪一位卢西？”“你不知道。”肯尼迪说，“老人卢斯。我有些喜欢他。他很像我家的老人。他的成就是：他自己造就了自己。我对此深怀敬意。”
第二部（三）《时代》的时代（三）
主编是卢斯意志的延伸
在他们的关系中，重要的成分是某种奇怪的个人吸引力和风格。1960年竞选中，肯尼迪前往纽约出席《时代》编辑的午餐，当时，时代…生活大楼多窗的大厅里，一大群办公室工作人员变得目瞪口呆。卢斯对此印象很深，此情此景，赤裸裸地显示出肯尼迪政治上的引诱。不过，这种表现一晃而过，除此之外，肯尼迪的运气不错，对他没有什么凶兆。奥托•；菲尔布林格，这位在大多数《时代》高年资编辑眼里比教皇更加教皇，比卢斯更为卢斯的人，1960年因患严重的动脉瘤，病倒了。剧烈的头痛使他失去了知觉。1960年，刚开过共和党全国大会之后，他就不得不离开他的领导工作。在一般情况下，重要刊物的主编患病不会对政治运动产生什么影响。《纽约时报》主编的更换，连精明的读者也觉察不到。该报是由各部分所组成，它对各组成部分的依赖程度之大，连报纸主编对报纸的控制几乎也变得鲜为人知。《时代》杂志则不然。在《时代》杂志内，主编的权力无所不在，《时代》是编辑的杂志，如果说编辑对报道格调的决定权达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那么主编则又凌驾于一切编辑之上，决定编辑们的认识。主编是卢斯意志的延伸，其责任是管住可能过于自由化的报馆人员。
当时，1960年的竞选在《时代》杂志内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含意，这一年在他们的心目中与其说是肯尼迪的当选年，不如说是奥托的患病年。主编助理汤姆•；格里菲思被任命为代理主编。卢斯多少清楚格里菲思有温和的自由派名声，所以，开始时，他倾向于罗伊•；亚历山大。这个人不久前才辞去了主编职务，但是他说格里菲思有能力干这份工作。格里菲思是汤姆•；马修斯的信徒，就其本人来说是一位有才华的笔杆子，在《时代》系统的高阶层中享有内部自由派的名声。在过去的竞选期中格里菲思对《时代》的党派热多少有些不自在。1956年他给卢斯写了一张措辞尖锐的条子，告诫说，他的编辑显示出过于强烈的倾向性。他说，过去在选举期中《时代》很少骗人，而现在的欺骗已经有危险成为“四年规划”了。他告诉卢斯《时代》没有能力赢得历届大选，现在这样公开操纵选民的企图只会降低杂志的影响力。格里菲思本人也希望出任《时代》的主编，从政治上讲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技巧高超，思想开放，善于倾听别人意见，是该公司大多数高级采访记者的一致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