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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痛心的是，博古由于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使他的政治眼光更加浅薄，竟认为像十九路军这样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时，他还担心和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便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并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
博古帮了蒋介石的大忙，让蒋介石躲过了一劫。
失去这次机遇，就决定了博古的政治生命的走向，决定了党和红军的走向。
福建政府由于没有得到红军的援助，势单力薄，孤立无援，很快被蒋介石压下去了。
蒋介石从容地解决福建事变之后，便回过头来集中兵力对付红军。
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十一个师直接向中央苏区的北部大门广昌推进，实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战，在中央苏区周围，竟有5000多座钢筋水泥构筑的堡垒。
博古把毛泽东支走以后，便和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早在1933年12月，李德以便于统一指挥为名，将原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亲自任政委，李德实际上就是司令。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死守广昌。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和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于是红军在广昌也建造堡垒，可红军没有钢筋水泥，只得用木头作架子，垒上泥土，就算是堡垒了。
广昌战役的开始，标志着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
然而，经过数十天的决战，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红军的五分之一。而国民党军队只死亡600余人，伤1800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4月28日，红军被迫撤离广昌这个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博古、李德亲自指挥的这场战役，以失败而告终。
当广昌失败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大为震怒。可是，指挥大权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他已奈何不得。他只能等待时机。
广昌之败，虽然博古没有抓住梦的手，但他的梦并没有破灭。
广昌之败，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和李德怨声载道。
红军官兵在想念他们真正的领路人——毛泽东。
第二章 长征初期：谁主沉浮
魂断瑞金
历史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当历史被盲从的人物所操纵的时候，那代价则更加沉重。
中国共产党，自从将其命运之舵交给了王明、博古这两个狂热而固执的年轻人以后，就开始为此而付出代价。
1934年的春夏之交，天总是阴沉着脸，整个瑞金被笼罩得喘不过气来，也许是它不忍心目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红军战士的鲜血已经染红了瑞金周围的山山水水，如果说红军战士的鲜血能够换来革命的胜利，那也是值得得，然而换来的却是失败。
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当然看不见从红军战士身上流淌出来的血；而博古看见了，可他还在坚持着自己错误的主张；李德看见了，兴许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他的瞎指挥带来的恶果，但却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啊！毛泽东看见了，但他被博古排挤在决策圈之外，即使有回天之力，此刻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急得他大病一场。
历史在这里落脚，又在这里起步。
红军战士的血还在流！
广昌战役的失败，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损失。然而，博古依然推行其错误路线。
在以后的日子里，博古、李德似乎更忙了，但忙得乱了方寸，面对蒋介石的步步进逼，只一个劲儿地要红军节节抵抗。
广昌战役失败后，红军的处境日渐艰难，虽经连连苦战，但蒋介石的包围圈依然越收越小，中央苏区已经危在旦夕。
在1934年5月，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蒋介石的军队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
1934年7月23日，在会昌休养的毛泽东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火速赶回红都。
那么，毛泽东被召回瑞金，究竟是为什么？
“意外”的“倒戈”
毛泽东告别了会昌，冒着酷暑，行程七八十里，风尘仆仆的赶到了瑞金，这时他才知道博古、李德已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以求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即原红二军团）会合。他们断定，如果此举成功，红军主力在无法守住中央苏区时，可以西征。毛泽东回来后，博古和李德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倒是毛泽东主动向博古、李德提出建议，他说：“中央红军目前不应固守中央苏区，也不应该是逃跑，而应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博古和李德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
不久，中央所在地——沙洲坝突然遭到蒋介石军队的飞机轰炸，于是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不得不迁往瑞金城以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
然而，这一次搬家之后，却发生了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
严格地说，云石山不能称其为山，因为这山高不足百米，步行几分钟便可到达山顶，平坦的山顶矗立着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就叫“云山古寺”。
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部机关，都分别驻扎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唯独把山顶上的古寺分配给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政府“总理”张闻天居住。他们两人却不是同时搬进来的，毛泽东和贺子珍迁进云山古寺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直到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巡视后才搬入云山古寺。
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得这么近，他们的经历却大相径庭。一个出自山沟沟，没有走出过中国这块地盘，一个是几度越洋留学，到过日本、美国、苏联。虽然他们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政府“总理”，但彼此还不知能否合作。更何况张闻天曾起劲地批判过毛泽东，批判“罗明路线”，批判邓、毛、谢、古。博古让他来当这个“总理”，目的之一就是要从毛泽东手里夺取政府的权力。
毛泽东也深知博古派他来担任“总理”的意图，即使有话也不愿给他讲。
其实，张闻天也有他的苦楚，因为他与博古产生了裂痕。博古派他来政府任职，也是一种排挤。张闻天后来这样回忆道：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也许是张闻天当时已经看出他与毛泽东有同受排挤的相似处境，便主动向毛泽东靠拢。
怎么靠拢？
有一天傍晚，张闻天主动约毛泽东到古寺后面的一棵大樟树下聊天，两人谈起了文学。这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爱好，这一谈而不可收，一直谈到深夜。谈来谈去，最后谈到了对人的认识，话到此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把对博古的不满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
从此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张闻天的看法。
奇怪的是，他们相处仅二十多天，并且在红军主力准备转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离开了这座古寺，离开了张闻天，离开了贺子珍，带着文书、卫生员、警卫员、伙夫、马夫，到于都去了。
毛泽东为什么在张闻天向他靠拢时，断然离他而去，并且把自己的夫人留在了云山古寺？
其实，这一切都是博古的安排。尽管毛泽东身体有病，但博古硬是派他去于都搞调查，毛泽东只好抱病前往。
毛泽东到了于都，在他的住处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以后，病情突然加重，发高烧到40℃。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立即给张闻天打电话：“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
张闻天立即通知瑞金中央红色医院，并指派医院院长亲自去于都为毛泽东治病，后又天天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病情。就因为张闻天及时派去了医生，才使毛泽东的病情没有继续恶化，并很快有了好转。医生也说再晚一天就不好办了。
在这关键时刻，张闻天给予毛泽东如此真切的关怀，令毛泽东感动。
的确，毛泽东此时得了重病，太不是时候了，因为在他离开瑞金到于都的那些日子里，博古和李德作出了关系红军和中央苏区命运的重大决策。
这是一个什么决策呢？
甩出去的“黑名单”
经过几个月疟疾折磨的毛泽东，已不是原来那副模样了，深陷的双颊，高耸的颧骨，披肩的长发，令人不堪目睹。
其实，毛泽东不仅被疟疾折磨着，更折磨他的是革命根据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和红军的命运。原来有70个县的中央苏区，现在只剩下6个县。现在，中央红军只有“转移”这一条路了。然而，红军究竟向何处去才是生路一条？毛泽东为此忧心如焚，彻夜难眠。
有一天，毛泽东迎来了他病后第一轮也是唯一的一轮来探望的两个人——林彪和聂荣臻。他们是回总部接受任务后，顺道来到毛泽东住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看望老领导。
老部下的到来，使毛泽东脸上绽开了病后的第一次笑容，这是发自内心的笑。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哟。”毛泽东开玩笑似地说道。
“我们今天才从福建前线回来，到总部接受了新的任务。”林彪听出了毛泽东的话中话，忙解释道。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
“你应该知道，要作战略转移。”林彪似乎有点不理解。
“主席，我们要到啥子地方去？”聂荣臻操着浓浓的四川话，焦急的问。
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连军团一级的首长都不知道红军要去向何处，看来这是一次极秘密的行动。这么大的行动，竟然连军团级首长都不知道，这咋行呢？毛泽东心里这样想着，不免有些担忧。
不行也就这样了，当时红军行动的决定权掌握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中。这种格局形成于1934年夏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一个白种人成为黄种人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先例。
当然，真正决定中共和红军命运的不是这次行动本身过于秘密，而是有的人将借此机会排除异己。这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情。
历史总是出现这样的怪事：越担心的事情往往就越要发生。
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以便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开展工作。由此引出了一个人员去留的问题，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去留。当时谁都明白，跟随红军主力转移，虽然困难重重，而留下来则处境更为险恶。瑞金周围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不是拣红军破烂来的，它是一只张着血口的狼。
博古知道这一点。因此他规定，凡高级干部，谁去谁留由“三人团”决定，中级干部则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由“三人团”批准。政府中留守的中级干部，便是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批准。
其实，谁去谁留，在中共内部应该不成为一个问题，作为决策者，按工作需要安排，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就是了。但是，博古要借此机会把那些与他不是一条心的人甩出去，这就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了。
留谁不留谁，正在极端秘密中进行选择。
首先要选的是留守的党政军领导人。留谁？博古翻开了高级干部名单。
第一个被留下的是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被留下，其背景颇为复杂。项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