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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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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他们毕竟在向毛泽东靠拢。
  最高“三人团”中的博古和周恩来,忙于军事,只有李德忙里偷闲,时时关注着这三人的一举一动,已经觉察到了一些不妙。
  有一天,李德专门把王稼祥、张闻天找来,以警告的语气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王稼祥、张闻天已听出李德的言外之意,但兵败言微,他的话已不太起作用了。
  博古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却不像过去那么敏感了,他似乎也感到李德的那一套不那么管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了,所以他现在不像过去那样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有时就不坐担架,偶尔还到各军团去看看,了解部队的情况。这一举动更引起了李德的恼怒,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李德找王稼祥、张闻天所谈的那番话,实际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他们三人开始还是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现在,他们两人都在想,既然你李德已经看出来了,那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公开行动。于是,当时就有了中央队“三人团”的说法。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初王明为了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三人团”;长征开始前,博古为便于控制,组成了李德、博古、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现在又有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眼下,中央队的“三人团”是“偶然”形成的,没有决定权,甚至这三人在一起行军的权力李德都要夺去。现在,李德已无法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分开,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红军向何处去
  红军在没有走出瑞金之前,最高“三人团”就确定了红军的去向。这就是到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师,那是贺龙的部队。
  1932年秋,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贺龙不得不率红二军团退出洪湖地区,前往湘鄂边界,暂避强敌,到了1934年6月,便转移到地广人稀的湘西黔东地区。最高“三人团”并不知道红二军团具体在什么地方,但在广昌战役失败,瑞金难保的情况下,只能退却向贺龙部队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了探明这条退却之路,便派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由江西向湘西挺进。
  当博古、李德得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消息,便认定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就是红军主力的西征之路,并决定红军主力“大搬家”,搬到贺龙那里。
  然而,蒋介石不是笨蛋,他很快判断出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并制定了“剿匪计划”,布下了口袋,等待红军往里钻。
  于是,红军向何处去就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
  毛泽东三次谏言遭拒绝
  红军走出瑞金已经一个多月了,冲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走得异常艰难,有二万多红军被蒋介石吃掉了。但李德、博古仍不改初衷,非要在预定的地点越湘江天险不可。蒋介石也就倚仗湘江天险,筑起了第四道封锁线。
  毛泽东看着红军队伍一天比一天少,心急如焚,如果像这样走下去,红军是没有前途的。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但出于对中国革命负责,对红军负责,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但都被李德、博古拒绝。就这样,军事上的分歧上升到了政治斗争。
  当红军到达湖南宁远地区之后,敌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布置了五路大军,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北部一带追堵红军。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面对这极严重的形势,毛泽东提出关于红军进军方向的建议: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这个建议的意图,就是打乱敌人的阵脚,寻找有利的时机、地点与敌人决战。然而,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被李德、博古拒绝。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泽东算什么,不就是一个乡巴佬吗?没有他照样能闯过去,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不是闯过来了吗?其实,第一道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毛泽东。
  那还是在长征前,毛泽东在会昌期间,与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住在一起,共同分析了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保住广东这块地盘,永居“南霸天”宝座。陈济棠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嫡系部队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屯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虎视眈眈,蒋介石还以重金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陈济棠大为震惊。他看出蒋介石让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但因蒋介石实力强大,控制了南京中央政府,陈济棠只得暂且俯首听命,派兵围堵红军,但并不真想替蒋介石卖命,消耗自己的实力。因而,他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供应他的军饷,暗地里却派人前来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最后毛泽东对何长工作了这样一番交代: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是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壮大自己。
  毛泽东还交代:
  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何长工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照着去做了,使陈济棠看到了红军的态度。
  时隔不久,红军要转移,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便是陈济棠的防守部队。事又凑巧,就在这时,陈济棠电约红军派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并点名让何长工去谈。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决定派何长工为谈判总代表、潘汉年为副代表,前往白区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在谈判中,何长工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基础,使谈判取得了成功,达成了如下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正因为达成了这个协议,红军转移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比较顺利,只损失了3000多人。也正由于红军保存了实力,才有可能突破第二、第三道封锁线。但损失却越来越大。
  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却成了李德拒绝毛泽东建议的资本。
  尽管如此,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以革命利益为重,始终密切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当我军占领道县以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李德、博古仍然不屑一顾,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按照蒋介石算定的路线走,硬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他们仍然坚持从桂北渡过湘江,夺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他们似乎非到贺龙那里,红军就活不下去了。当然,如果能与贺龙会合,也确是一件好事,整个红军就可以形成一个拳头同蒋介石作战。但眼下会合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要冒全军覆没的危险。而李德、博古没有看到这一点,就像拖儿带女奔娘家一样,不要命了。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湘江,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从后卫和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但就在这时,蒋介石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红军在全州过湘江时,一举将红军全部消灭在湘江。
  面对如此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博古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这正像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述的那样:“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
  当红军进入广西时,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并向中央郑重地提出: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在这最后的关口,李德、博古依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
  这样,红军血染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红军一路激战向着湘江挺进。
  11月28日,空前激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界首,一个不足500户人家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一时间,这个弹丸之地成为红军临时司令部的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则在湘江对岸组织渡江。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但被排斥在最高“三人团”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团”的指令行事。毛泽东连发言权都没有。
  蒋介石在给他的将领们下达命令时,则引用了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还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
  蒋介石的那些形合神不合的将领们,见时下已有利可图,也都非常卖命,要抢先捞取消灭红军的功劳。
  就在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兵书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是最厉害的一招。
  一时间,静静流淌的湘江,一下被拖入了从未有过的喧嚣。黑压压的机群,一波一波地轰炸,那不知从何方飞来的炮弹,也落在了渡口,落在了湘江。江中掀起的是水柱,岸边扬起的是尘土,那水柱和尘土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像火山喷出的岩浆一样,落下来便是一条鲜红的血河。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的尸体,这一次漂走了三万余名红军官兵。
  湘江,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梦中的河,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恰在湘江亲身经历这般悲惨的一幕。
  毛泽东的肺都要气炸了。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
  因而,在一江鲜血还没有流去的时候,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败北后的最高“三人团”
  胜利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失败后的心情却各有不同。
  红军主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伤亡损失过半,由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现在的三万多人。
  湘江大败,在红军中激起了极大震荡和不满。博古、李德受到了全军上下的强烈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官兵胸中炽烈地燃烧着。
  那么,作为最高“三人团”,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吗?
  李德面对红军官兵投来的愤怒的目光,心烦意乱。但他此时不是为那一江鲜血而感到不安,而是他将来回到莫斯科不好交代,他知道斯大林的厉害。他本想在中国这块地盘上大展宏图,不料想弄到这般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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