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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这份传单，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揭露得淋漓尽致，对共产党的主张阐述得明白易懂，对工人农民的出路说得清楚透彻，因而它所产生的号召力量，使整个遵义城都沸腾起来了，各种欢迎活动、慰问活动此起彼伏，红色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并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作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著名演讲，把人民的斗争热情推向了高潮。
然而，遵义的百姓们并不知道此时的中共内部正面临着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党内的沉默与外面的热闹景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那沸腾的背后，中共的要员们却在紧张地进行遵义会议前的准备工作。
奇怪的是，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要员们并没有开个什么预备会，也没有就这次会议怎么开法进行商议，而是各自闷头准备。
奇怪的是，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湘江东岸外，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住在湘江西岸。
周恩来、朱德及红军总司令部住在老城一条南北大街的一座“柏公馆”。这是王家烈手下一个师长叫柏辉章出资为其家人建造的，因而被人们称为“柏公馆”。柏辉章知道红军过了乌江必取遵义，就发来急电。于是，柏家老小，雇了轿子，带着细软，悄悄溜往贵阳。
李德住在一家地主的四合院，离“柏公馆”很近。
博古也住在一个背靠玉屏山的四合院里面，离“柏公馆”也不远。
只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的易宅离“柏公馆”远一点，约有一刻钟的路程。
现在都暂时安顿下来了，他们既不在一起研究作战，也不研究遵义会议怎么开，各自都在干什么？
博古在闷头写他的主报告，怎么写，他在伏案沉思……
周恩来和朱德研究一些军事问题，也在着手准备他的副报告。不过，他也并不轻松。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空度时日，也在进行紧张的准备，至于准备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是啊，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怎能不使这些中共的要员们作一次认真地反思呢？
在这一时刻，一切都应该静默下来，让理智的思维更多地伸展，因为在这里要锻造开启未来的钥匙。
转眼间，几天过去了，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柏公馆”也因遵义会议而著名，这是出资建造它的主人柏辉章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的。看得出，当初设计“柏公馆”的人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尽管是一个住宅，但显得很有气势，尤其是支撑屋檐的那排柱子，给人以顶天立地的感觉，像是专门为召开遵义会议而建造。
柏辉章万万没有想到，他留下的这个“柏公馆”，会成为举世瞩目的建筑。直到今天，甚至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只要人们一提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就自然会想到它。
此时，“柏公馆”开始承受历史之重。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六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实际上，按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委员应该还有王明（在莫斯科）、项英（在瑞金）、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任弼时（随红六军团去湘西）、顾作霖（1934年5月28日病逝于瑞金）等六人。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其中关向应不在遵义，因此出席遵义会议的只有四人，即（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国家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还有：
林彪：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五军团政治委员。
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员。
列席这次会议的有：
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邓小平：中央秘书长。
伍修权：翻译。
共有20人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将在这里决定党和红军的命运。
历史在等待这一时刻。太阳显得愈加沉重，快速地西落而去，把整个遵义城拖入了神秘的夜幕。
从新城的古寺巷深处，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王稼祥，他已经醒过来了。跟随在担架后面的是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朝“柏公馆”走去。
这段路虽然不长，但却延伸到历史的深处，延伸到未来。当时，他们只是静静地走着，没有人说话，那杂乱的脚步声才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在往前走。那种感觉，在人的一生中也很难遇上几次，当你向关键时刻走去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脚下的路，也感觉不到自己是在走路。因为你此刻关注的不是脚下的路，也不是你自己是否在走动，而是那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
那么，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此去的结局如何？
毛泽东“发射导弹”
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从新城抵达“柏公馆”时，与会者都基本上到齐了。
会场设在楼上的一个客厅里，客厅正中放着一张约二米长、一米宽的长方桌子，四周放着十几把藤椅和一些木凳，另外还放有一张引人注目的抽脚藤躺椅，下方有一张可伸可缩搁脚用的竹凳，这是王稼祥的专座。
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中心。会议由博古主持。其他的出席者，随便找个椅子、凳子入座。毛泽东、张闻天并没有随便坐，而是紧挨着那张藤躺椅而坐。那挂在天花板正中的美孚煤油灯，射出黄晕的光芒。
“现在开会。”博古宣布。随即他拿出一叠纸，开始作报告，免去了那些烦杂的程序。
博古以中央负责人的身份，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这一阶段的情况实际上是他到达瑞金之后的情况，他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这段情况如何，是他政绩的基本体现，遗憾的是这段情况很不妙，并且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他在报告中也承认党和红军经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对他所推行的王明路线的错误及其严重危害，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不仅没有反省，而且还掩非饰过。他在报告中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并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
博古用手推了推眼镜，提高嗓门，咬文嚼字地来强调他的这些理由，他说：“总之，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极差，党对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响应与配合不够，等等。这在客观上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在主观上也是没有法子粉碎的。”
在博古看来，党和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没有什么责任，谁当这个头都是这样。博古的这个主报告大约持续了一小时，与会者都在细心地听着。
毛泽东听得尤其认真，在博古开始发言的同时，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叠纸，不时地做着笔记。
接着，作为“三人团”的成员，周恩来作副报告，因为他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军事问题。此时的周恩来是有苦难言，在别人看来，他是“三人团”的成员，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他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际上他在“三人团”里说了不算，现在只能背这个黑锅。他有勇气背这个黑锅，不像博古那样为自己开脱责任。他不仅检查了“三人团”在指挥上的重大失误，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与会者听出来了，这主报告和副报告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李德也听出来了，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原因，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
周恩来讲了半个小时。虽然时间不长，但很有分量，给其他与会者思考问题开拓了广阔的空间，留下了许多话题。这是史学家们没有估计到的。
此时，在博古看来，该作的报告都作完了，因此他希望与会者就这两个报告进行讨论，最后形成一个决议。
“现在，请大家发言，讨论一下这两个报告。”博古环视了一下所有的与会者之后说道。
“我讲点意见。”博古话音刚落，张闻天立即开腔，他也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
博古发愣似地看着他，意识到有些不妙。他知道，写过长篇小说的张闻天，思路清晰，擅长表达，除了正式发言，他一般是不写发言提纲的。看来，今天他是有备而来。
的确，今天张闻天的发言，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但准备这个发言提纲的还不仅仅是他一人。正如杨尚昆后来回忆时所写的那样：
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
现在看来，他们三人同住在易宅，没有虚度时光。
博古忧虑地等待张闻天开口，他甚至恨不得一下夺过那发言提纲，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
坐在门口的李德也伸了一下脖子，看了看张闻天，又耸了耸肩，他很关注张闻天将讲些什么。
然而，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使博古和李德坐不住了，他说：“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张闻天在发言中用了“我们”这个词，这就无疑是表示代表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博古对张闻天此时用“我们”这个词也异常地敏感，心里在想，不就是你们那个“三人团”吗？
张闻天没有看博古、李德表情如何，只一个劲儿地往下讲：
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此时博古不由得推了下眼镜，他听到张闻天把他的报告称为“机会主义”，虽然在心里震荡了一下，但他很快平静了自己加速跳动的心，仍然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认认真真地记着笔记。
张闻天越讲越尖锐：
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引者注：即李德）的“短促突击”的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
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责任。
……
张闻天的发言，完全超出博古的意料。尽管他已经预计到与会者对他的报告提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