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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当然，这已成为历史。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相会，他们之间会是合作多于分歧，还是分歧多于合作？现实实难预料。不过，到眼下为止，两人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是明摆着的：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以“肃反”的名义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时，毛泽东认为他是一个血腥味极浓的人物。
当张国焘了解到毛泽东的战法时，就认为他是陷入了“游击主义”的泥坑。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在北川、茂县、理县一带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成立了“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时，毛泽东说：“这又是张国焘的创造发明。”
当张国焘得知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时，他认为遵义会议不合法，决定应该修改。
……
尽管如此，命运又将要把他们拉到一起。
毛泽东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张国焘自认为自己应该是共产党的领袖。的确，张国焘属于党内的元老派，他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还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1931年3月中旬，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来到鄂豫皖苏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沈泽民与陈昌浩。从此，张国焘开始了他的五年游击生涯。
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第四次大规模进攻面前，最终撤出这片血肉相濡的土地，不得不作开发川北新苏区的千里之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辗转来到巴山蜀水，一切又得从头做起。终于又开辟出一片新的苏区。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入川之后不久，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红四方面军采取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在长达10个月的艰苦战斗中，红四方面军以付出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换取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使川陕苏区空前扩大。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至营山、渠县，北迄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此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余人发展到4个军、8万余人，成为红军中一支强大的劲旅。
张国焘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撤出瑞金的消息，他就开始意识到中央红军处境不利，后来他听说中央红军北上四川西北部，估计到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定会被拖得精疲力竭，而他的部队却养精蓄锐，兵强马壮。因而，他在动员一切力量，迎接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到来。同时，他也在想，你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红军失败了往外逃，肯定是中央的路线错了。而我的部队却越来越强大，证明我的路线是对的，现在到了我挽救红军的时候了。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张国焘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便挥师西渡嘉陵江。
在渡江准备过程中，他就对陈昌浩说：“其实，策应一方面军，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行动。”这言外之意便是他要乘此机会来挽救一方面军。这在他看来确实是一个战略行动。
作为中共元老的张国焘，当他意识到中央红军是因为失败而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的时候，产生“挽救”中央红军的想法是必然的。然而，挽救党和红军的使命已经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担负起来了，并结束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党和红军的命运已经开始出现转机。一旦会面，张国焘将如何面对这一切？此时，张国焘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想到了要实现自己的“挽救”使命。
毛泽东呢？
毛泽东也是中共的元老，参与了党的创建工作，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他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张国焘，虽然他没有到过莫斯科，更没有见过列宁，但他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只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他的主张无法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如果他一直领导着中央红军，也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历史没有“如
果”，毛泽东只能受命于危难之中。目前他率领的这支军队，是他从生死线上拉出来的，已经是“骨瘦如柴”。
毛泽东举目远眺，那夹金山顶上的千年积雪，使他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他意识到，红军不仅面临着蒋介石的追剿，也面临着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因为红军就要翻越这座雪山。他默默地摇了摇头。是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也是不得已而选择了这条北上的路。
想到北上，想到两军会师在即，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张国焘将如何面对这种反差？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欢迎张主席！
这三条标语，向我们透出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第一条标语“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本来中国工农红军就是一家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这不会有什么误解，从目前两军官兵的情绪看，都在盼望着会师那一刻的到来，因为他们都知道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看来，毛泽东拟定这条标语是要告诉张国焘，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哪一个人的军队。那么，毛泽东拟定的最后一条标语，为什么只“欢迎张主席”？这同样在告诉张国焘，我们对你是尊重的。
毛泽东没有管过这么细小的事，这次他亲自拟定这三条标语，看来其用意是深远的。
但标语只能提供一个信息，其作用取决于人对它的领悟。如果不被领悟又该怎么办呢？
因此，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的方向前进。
显然，这是一种防范措施。那就是不能把部队过于集中在一起，以防不测。
毛泽东、张国焘都期待着两军的会师，但又都担心会师后意见不能统一，产生矛盾冲突。
毛泽东想的是如何团结四方面军。
张国焘想的是如何帮助中央纠正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毛泽东郁闷地想到与张国焘会面时可能发生的一切，焦虑再一次成为生病的前兆。
张国焘激动地想到与毛泽东会面时跃升中共首脑的机会可能降临，“挽救”中央的热血再一次沸腾起来。
这两颗心，隔着夹金山，就这样跳动起来了。
短暂的拥抱
夹金山，以其险峻和高大，滞留了冬来的雪，凝固了夏来的雨，却没有挡住北上的红军。
毛泽东站在雪山之巅，举目四顾，环宇白茫茫，好像自己的整个身子也被白雪所溶化。当年他戏水湘江，观赏百舸争流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在自己的一生中，竟然有机会踏上这刺破青天的雪峰，与这千年积雪接吻。
这雪山也绝不会想到此时站立在它头上的却将是影响人类半个世纪的伟大人物。在人类的历史上，也不曾有过他这样伟大的人物能像探险家一样，出现在这人类不曾涉足的雪山。
毛泽东尽管喘着粗气，但有一种情愫却在他胸中涌动，这涌动的是血是泪。当他望着山上艰难爬行的红军队伍时，眼眶湿润了，他与他的战友们之所以选择走雪山这条险路，也是为了尽快与兄弟部队会合，减少一点敌人的拦截，争取少流一滴血，少一点牺牲。但他不曾估计到会有那么多病弱的同志长眠在雪山之上，他为之难过。
在下雪山的路上，毛泽东边下坡边考虑两军会师后的行动方针，因为在他身后有一两万人的命运，在他的前面，有红军的命运，有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有中国的命运。红军下山后，向何处发展最为有利？到底应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边走边在寻思，那些青年战士为了下坡省劲，坐在雪坡上往下滑落时不断经过他的身边，他扬起手和他们打招呼，并不停地告诫他们：“小心点，别滑到峡谷里去了。”
“报告，前卫团在山下碰见了四方面军部队。”总部的罗参谋急急跑来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吃了一惊，喜出望外地说：“啊！会师啦！是哪个部队？”
“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
“好啊，走！我们赶快走！”毛泽东边说边朝山下迈去。
6月初，李先念率领的迎接一方面军的四方面军部队，攻占懋功，歼敌川军近千人，继占达维。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前卫部队已来到达维。
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达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同志的热烈欢迎。一时间，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响彻了达维，大家都热泪盈眶地拥抱在一起，尽管他们都不曾相识，但都像久别重逢的兄弟，那种场面绝非能用语言表达的。
在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直接会合的战略目的以后，中央根据新的情况，改变了建立川西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6月16日2时，中央发出了《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全文如下：
张、徐、陈各同志：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丁）我野战军于12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18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戊）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
16日2时
张国焘于17日即复电，主张应向川西北，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为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先向南进攻。
初次切磋，分歧就出现了。电报频传，羽书交驰，不得而决，张国焘不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联名给张国焘发电报，电报最后一句说：“弟等已至达维，候兄速来一见。”
张国焘接到电报，阅罢电文，心情既兴奋又复杂。各种思绪，纷至沓来。是啊，对于这些老战友，算起来有的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最短的也有三四个年头。毛泽东，他还是1923年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见过面，以后就各奔东西。张闻天是他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于1931年在临时中央匆匆一晤后，他便奔往鄂豫皖苏区去了。他想着他们这些中共要员，经过数年血与火的苦斗，想不到今天竟在这荒僻西陲相会，患难相逢，也属难得，值得庆幸。而眼下，两军相会，成为一家人了，究竟谁来当头，今后的路究竟怎么走，得有个说法。
张国焘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也正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踏上去懋功的路。
张国焘此行虽然辛苦，但却也领略了沿途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这里面也夹杂着一种政治眼光。这一带多系藏族区域，每到一地张国焘都要到藏民家里看一看，藏族人民的善良和对喇嘛教的虔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他也看到了藏民家里堆满的青稞、牛酪和衣物，感觉着这里适合于红军的生存。他想到前些日子，他与中央在两军会师后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已经在来往的电报中进行过数次商讨，但中央没有同意他的西进主张，正因为如此，中央才电令他到懋功进行商议。现在通过实地考察，他意识到红军不能继续向西走，但也不能向北走。
究竟往哪儿走，他一时还没有拿定主意。反正会晤在即，见面再议。
当中央红军得知张国焘已由茂县出发至懋功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感到由衷的高兴。为表示对张国焘的敬意，实际上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