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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接着写道：
会场设置在一间喇嘛庙的外亭中。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和我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
这个文件不很长，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
我读完这个文件，递给其他到会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
张国焘看了决议草案的内容使他大失所望。在他看来，这个决议简直是一派“胡言”，中央和一方面军被蒋介石的部队撵到这里，在会师后他目睹的“狼狈”状况，能说明是伟大胜利吗？这是自欺欺人之谈，是在为中央的错误路线辩护。他心里想，本来，中共的苏维埃政策已经失败，却委婉地加以维护；本来，遵义会议连是否合法都是个问题，却对遵义会议大加赞扬；本来，中央现在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却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
张国焘一边寻思着，一边瞅瞅这个，瞧瞧那个，在一番察言观色之后，他发现毛泽东却若无其事地在那儿抽着烟，他目光停留在毛泽东身上，他要看看毛泽东今天有何表现。
果然，毛泽东还没等烟抽完，就把烟蒂往地上一扔，便要求发言。
毛泽东着重谈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根据北上的战略方针，首先对西北地区的形势进
行了分析，他说：“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弱了。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胜利。”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特别讲道：“当前必须在部队中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抱怀疑态度，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这种有害的倾向，是执行目前战略方针的最大危险。”
最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新苏区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的和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毛泽东这番发言，并非都是针对张国焘的，但张国焘却以一种扭曲的心态听着毛泽东的发言，心想，毛泽东就会含沙射影地攻击别人。今天，他对我的攻击，充分显示了他这方面的天才。
张国焘环视了一下四周，朱德微低着头，似在深思。博古皱着眉头在那儿抽烟，眼镜后面的目光显得格外冷峻。凯丰瞧着窗外，一眼不眨，似在思考什么。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吸起来。张闻天推了一下眼镜，他的目光却与张国焘的目光在瞬间猛烈地碰撞一下，结果使张国焘再也忍不住了，他继起发言，单刀直入：“我们之间发生歧见，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很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获得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他反而显得虚怀若谷，度量如海，这也是为了掩饰他争夺权力，梦想做领袖的心态。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张国焘转而装出一副沉痛的神态讲道，“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路线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地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张国焘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策略。
“这种流言很多”，不等张国焘说下去，毛泽东立刻插言，“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有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紧急插言，不是随意的，他发现张国焘采取恶人先告状的策略这一招很厉害，他在竭力争取主动，使出这一招也很容易得势。于是，毛泽东也来了个将计就计，顺着张国焘的话把张国焘这些日子来的攻击言论和盘托出，一下使张国焘的这一策略彻底破产了。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毛泽东的紧急插言，张国焘岂不成为一个受害者了吗？而受害者不就可以得到同情和支持吗？而受害者翻过身来不就是英雄了吗？而受害者却偏偏又是一个中共的元老派人物，正做着领袖梦，这种反弹的力量谁能阻挡得住？
但历史没有“如果”，毛泽东已经实施了紧急插言。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就在于面对突然出现的情况，能够立即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并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该怎么说，该做什么，该怎么去做，把握得恰到好处。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番插言，他还来不及去细琢磨，只是有一种不好再将这些话继续讲下去的感觉，不好讲也得讲，于是接过毛泽东的话，继续他的高见：“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或者是我们执行错了。再者就是时移势易，我们还死抱着教条主义不愿改变。今天，我们在这里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绝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力气，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绝不能舍弃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少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张国焘也并非平庸之辈，他的这番话有着极妙之处，这一刀开得不见血。那意思是说，中央的路线错了不要紧，执行这条路线的同志，虽然犯了错误，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你们就放下思想包袱，来同我一起共同纠正中央的错误路线。
张国焘设下这个圈套后，便振振有辞地继续讲道：“这次会议，我们似乎不宜贸然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我们今天之所以退到古西戎的番人之地，这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依鄙人之见，主要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张国焘为什么对苏维埃运动那么仇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搞了个西北联邦政府。眼下，苏维埃与西北联邦政府，谁对谁错，谁存谁亡，直接关系到张国焘的政治生命。所以，他利用苏维埃运动的一些挫折，来极力抹杀苏维埃运动，维护他的政治生命。
“国焘同志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博古不满张国焘的说法，当即反驳，“其实，苏维埃运动的各项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又经过中共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绝不能说它错了。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只是部分地区遭到了一些挫折，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有这种看法，是十足的悲观论调。”
“政治路线问题”，凯丰也沉不住气了，“已经在遵义会议作过结论，当时我的思想不通，经过半年的时间，我认为那次会议所作的结论是对的，现在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听着博古、凯丰的话，觉得是那么的没有力量，因而毛泽东又一次来了个紧急插言：“中央的政治路线对错与否，也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即使有问题，也只能留待以后有条件，大家坐下来再研讨。”毛泽东的话一下收住了可能引起党内分裂的争论。
张国焘听得毛泽东此言，嘴像是被封住了似的，无话可说。他只好转移话题，从别处开刀。
“依我之见，中央还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样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张国焘开始了他的另一个步骤。
“增加政治局委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不可能随便处理。”张闻天插话。
张国焘当即借题反驳道：“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包括你张闻天在内，就不是六次大会选出来的。而是以后的各种会议增补的。这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不值得小题大做……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决定，这样的事过去是常有的。”
张闻天无话可说，他感到张国焘一切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上个月部队屯驻芦花的时候，张国焘找他谈起遵义会议时，认为那次政治局会议不合法，理由不是党的代表大会。这主要是对毛泽东进常委不满。而现在，张国焘又说不通过中央全会可以增补，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解决，典型的实用主义。
毛泽东一听张国焘的话，也理解他的心情，无非就是争取在中央多找几个他的代言人。不然，在中央的会议上，他总是处于少数。这样下去，对于党内团结是不利的。何况在向毛儿盖进军的途中，张国焘已经向中央提出进政治局的四方面军干部的名单，还来回商量过好几次。于是，毛泽东说道：“政治局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这个我没有意见，但不宜过多。是否增加陈昌浩和周纯全两同志就行了。因为中央还包括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组织。中央委员，可考虑增加一些四方面军的同志。”毛泽东只同意了张国焘建议的一半，因为在会前张国焘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名干部可以进政治局。
张国焘为什么要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名干部进政治局？这是有他的考虑的。目前，在此的政治局委员中，一方面军就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等人，而四方面军只有他张国焘一人，为了能在政治局与一方面军平分秋色，他就提出了四方面军的六七人可以进政治局的名单，如果被通过，在政治局他就可以占优势了，他提出的各种方案就可以很容易获得通过，就可以按他的意志办事。但现在毛泽东又一次阻碍了他的计划，怎么办？张国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提出要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他还就自己的这一建议作了说明：“我提议的高级干部会议，其职权可从长计议，它的作用，有时可类似于中央扩大会议，有时则只向中央提供意见。现在中央事实上与全国各地组织隔离了，实际上只是指导一、四方面军，因而由一、四方面军的干部组成高级干部会议，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
张国焘讲到这里，发现毛泽东脸色有些变化，便继续补充道：“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绝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接着，张国焘又讲到他这一建议能否被接纳的利害：“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以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
张国焘这番话无疑有着要挟之意，如果中央不表示赞同，那团结是没有希望了。在一般人看来，张国焘的这一建议并无不妥之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计谋，打着在党内实行民主的旗号，想借高级干部会议来取代中共中央行使职权，从而按照他的意志办事。更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