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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8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毛泽东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光荣的历史使命，进入了陕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进入了属于毛泽东的时代。
11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随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陕甘支队改编为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并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11月28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主席朱德，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动员全民抗日。
毛泽东满怀着雄心壮志，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但是，一个月后的12月5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东村接到张国焘的另立中央的那封电报。
毛泽东阅毕电报，惊呆了。他虽然曾经想过张国焘可能会走到这个地步，但那只是一种可能的判断。现在，白纸黑字告诉他，这已不是一种可能，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并且他从电报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张国焘那咄咄逼人的口气。
走出屋外，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是窒息后的第一次呼吸。他的脸毫无表情，木然得像一尊雕塑。毛泽东有生以来，虽然经历了许多坎坷与惊险，但他的心理还没有经历过这种状态，也不曾面临过如此严酷的局面。当初张国焘违抗中央的命令，擅自率军南下，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没有同意，为的就是要为将来见面留下余地。现在，张国焘自己却把个余地给堵死了，这就使中共面临着大的分裂，红军面临着大的分裂，也是继罗章龙之后，中共面临的第二次分裂，但这次分裂造成的局面要严重得多。对张国焘这种自绝于党的公开挑战，毛泽东心里怎能不产生揪心的痛苦呢？！
“朱老总，你同意张国焘这种搞法吗？”毛泽东心中又陡然升起另一重忧虑，“不会的，不会的”。毛泽东自个儿摇着头自言自语。
于是，毛泽东预感到张国焘成不了气候，他甚至想，有朱老总在那里，红军依然是“朱毛红军”，他仍对自己的预言深信不疑。
“这个张国焘，好大的口气，竟把中央的旗帜扯到他那里去了。”毛泽东把周恩来、彭德怀、林彪找来，气冲冲地说道。
“我早就看出张国焘没安好心。”彭德怀不以为然。
“现在，关键是要拿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党绝不能有两个中央。”周恩来不无忧虑地说。
“依我看，现在再不开除张国焘党籍，已无法向全党交待。”林彪也很气愤。
毛泽东却摇了摇头，依然在那里沉思。他第一次感受到束手无策是怎样一个滋味儿。他思来想去，意识到朱德和刘伯承的处境不是很妙，只能再忍耐一下。于是，他说：“现在，我们刚进陕北，事情比较多，等我们安顿一下，再专门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但有一个总的原则，给张国焘留一个北上来陕北的面子。”
12月6日，毛泽东离开东村，前往瓦窑堡，准备在那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军事战略问题，分析全国的政治形势，确定党的策略方针。虽然这些大事基本上占据了他的整个思维空间，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仍然令他头痛。他作出的四方面军一年后肯定会到陕北来的预言，受到了挑战，这样下去，弄不好张国焘恐怕永远也不会再与毛泽东见面了。
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将一落千丈。因为后院起火，将会给蒋介石提供难得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也将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失去信任。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张国焘对外公开他所成立的第二中央，一旦外界都知道这一情况，将会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毛泽东最后能想出一个拉张国焘北上，并使他取消第二中央的办法吗？
张国焘把球踢给了毛泽东
12月8日，当毛泽东从东村到达安塞时，有一个人的出现，却令他意外地惊喜。
这个人便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
林育英，1933年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林育英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与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此重任。
从苏联回国有东北、内蒙古、新疆三条路线。东北已被日军所控制，走不通；新疆到内地路途又太遥远；只有从蒙古入境的路程较近。但这条路线也不好走，要穿过浩瀚的沙漠。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里，找到中国共产党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反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
斯大林也同意派林育英回国。
季米特洛夫与林育英谈话征求意见时，林育英无条件地接受了这项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
他装扮成商人，化名张浩，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他于11月初到达陕西定边县，并很快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然而，定边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并不认识他，为了慎重起见，定边党组织向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告知有一个叫张浩的人要找党中央，可否送来。
当时在瓦窑堡的张闻天接到这封电报后，觉得这个张浩可能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同志，于是便派人去接迎。
在定边县赤卫队的护卫下，林育英于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
“这是林育英同志，他从苏联回来。”张闻天向毛泽东介绍身边这位高大结实的林育英。
“育英同志，你的大名早有所闻，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相识。”毛泽东见到林育英好惊讶。
“你和红军的同志们辛苦了。”林育英望着又黑又瘦的毛泽东，很动情地说道。
“你也辛苦啊！你回来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大将！”毛泽东深情地拍了拍比他略高一点的林育英的肩膀，便将他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简单地询问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情况。当毛泽东得知共产国际七大会议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与自己的抗日主张不谋而合时，兴奋地说：“好，我们常委研究一下，就在最近几天开个政治局会议。”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和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会议提出的策略路线概括起来就是：“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毛泽东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甚至说“关门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他着重强调，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什么阶级，只要抗日反蒋就可以而且应该联合。
林育英的到来，促成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提出，如果说毛泽东在这之前就有了这种主张，但党内的关门主义情绪给实施这一主张带来了一定的阻力，而林育英出现在陕北，无疑是为毛泽东送来了一位助产师。
林育英此次回国，还沟通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他松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圆满完成了共产国际赋予自己的使命。
然而，林育英万没有想到，又一个重要角色在等待着他。
自从毛泽东在安塞与林育英相识后，他认定林育英是解决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分歧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调解人。虽然他料定一年后，张国焘会挥师北上，但却没有料到在这一重要时刻，林育英会出现在他面前。
一切都在向着有利于毛泽东方面发展。如果林育英不是先到陕北，而是先到了川康，情况恐怕就会变得更复杂，毛泽东的预言也就可能要落空。当然，林育英当初选择了从蒙古入境的路线，毛泽东当初在危难之中自己单独挥师北上，命运注定了林育英必然要先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也必然在安塞认识林育英。
这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安排。
瓦窖堡会议后，大政方针已经确定，毛泽东现在可以有精力来思考和解决党内出现的分裂问题了。
于是，毛泽东约林育英作了一次长谈。
“你现在回来了，有什么打算？”毛泽东问林育英。
林育英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征求他的意见。他对毛泽东说：“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我已传达。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已畅通，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请求中央分配我的工作。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决定我做什么工作，我都乐意干。”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用商量的口气说：“目前，中央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你看怎么样？”
“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件重要的事情还非你做不可。”毛泽东抽了一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中央与红军领导人闹了一点别扭。你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目前只有你做这项工作最合适。”
“怎么回事？”林育英惊讶地问。
毛泽东望着林育英那副惊讶的面孔，如实地把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由合到分的经过向林育英作了介绍。最后，毛泽东把张国焘那封另立中央的电报递给林育英。
“他怎么如此不知天高地厚？过去我还真没有把他看透。”林育英看了电报，非常气愤。
“目前”，毛泽东接着说，“左路军指战员的处境十分危险，要想办法将他们拉回来。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力争左路军早日回来”。
林育英听了毛泽东的叙述，也顿生忧虑，马上说：“我如能起作用那当然好，就怕工作做不好。”
“也许能起作用”，毛泽东又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张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去，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也很吃力。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正好你又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听。更何况你和张国焘在一起共过事，有一定的交情，他会相信你的。”
林育英仔细一想，感到毛泽东交给的这个任务很重，责任也很大，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自己应尽力来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这样吧，我尽力配合你和中央做工作。”林育英心里还没有多大把握，他只能这样说。
毛泽东点头笑了。
1936年元旦，蹲在川西北的张国焘收到了来自陕北中央的电报，这封电报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未置一词，只是通报说：“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并告诉他共产国际已派林育英来到陕北。
林育英也以个人的名义给张国焘去电，向他通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提及他当时收到林育英给他的第一封电报：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