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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盼，搔首弄姿，语气又很轻浮，听起来就像在说梦话。我们很想打击她一下，使
她回到现实中来，险些儿将她哥哥来到此地终又回去的事情说出了口。可她话头很
快一转，说她明年八月就可出去，到那时，她的儿子就将上小学一年级了，九月一
日那一大，她将送她儿子上学，第一天上学，总是要妈妈送的。她眼睛里有了泪光，
使我们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这一回，她沉默了稍长的时间，我们就问起那华
亭路的商贩。她说那人五十多岁，对她很好，对她儿子也很好，时常给她钱，衣服，
对她说，不要去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来就没意思了。她很怀念地又低了低头，紧
接着又左右顾盼起来。她好像很容易就进了角色，并且很胜任似的。她的话很多也
很碎，打也打不断，眉飞色舞的，将她过去，眼下，以及将来的情景都描绘得很有
色彩。这时我忽然很想证实一下，她是否真有一个台湾叔叔，思索了一下应怎么问
起，这时她开始谈到出国的事情，说曾有人邀她出国，被她婉拒了，现在却又有点
动心。我就说你自己家里是不是有亲戚在海外呢？她说，听她父亲曾经说过，她有
一个叔叔，是在国民党部队开汽车的，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这时候，我们感到很
难将她哥哥的话告诉她了，无论她是多么令我们讨厌，是多么矫揉造作，想入非非，
可一旦要是知道，她的哥哥、儿子，还有台湾叔叔已经来到大墙外面却又返回，她
的角色意识再强烈也抵挡不住这打击的，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事来，弄得不好收场。
在这里，自伤与他伤的暴烈事故时有发生，我们无权再制造一件。倘若为了我们追
求戏剧效果的行为，队长们却要承担其严重的后果，那实是很轻薄的举动。我们什
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仓库。
劳教们很狡猾，避重就轻。总是能够绕过重要的事实去说别的。但从她们的谈
话中，却也不时传达出一些信息，使我们窥见到她们的那一个世界。比如，当她们
面对男人的那种要求时，她们常常说：人家这样恳求，怎么好意思呢？还比如，那
华亭路的商贩，劝那女孩不要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就没意思了”。在她们的世
界里，道德与价值的观念、法则是与我们这个世界里，由书刊。报纸及学校里的教
育所代替的法则。观念不相同的。她们生活在一个公认的合法的世界之外，她们是
如何抵达彼处的呢？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日子过得有些快了，白茅岭的印象似有渐渐陈旧，采访有些大同小异，千篇一
律，对明天不再抱有好奇心，有些得过且过。早晨与傍晚，客车走在途中，窗外的
风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无际，显得荒凉，柏树总是孤独地一株两株，久久
停留在视线中。在无雨而干燥的日子里，尘土便烟雾般地涌起，挡住了后窗，汽车
在雨后干涸了的车辙上颠簸，摇摇晃晃。一九五三年的时候，第一批干警和第一批
犯人来到此地时，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情景呢！据说有野狼出没，在夜晚里长声嚎叫，
召唤着迷路的狼崽。明月当空。孩子们又在齐声吼叫：谢谢叔叔，小学校到了，孩
子们转眼间消失在一片树丛后面，他们长大了做什么？做第三代干警吗？
星期一的早晨，队部又呈现出繁忙的景象。干部们商量，要送那位严管的女孩
去宣城精神病院研究所做鉴定，这是通过一位学校老师的哥哥联络的关系。那女孩
在严管其间依然如旧，严管对她没有明显的效果，干部们说：如真有精神病，马上
放她回去，如不是，就好好地收拾她，提起她，人们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挫伤了管
教干部的权威感和自尊心。
在我们情绪低落兴味索然的这一天里，很幸运地遇到了那个气质最高贵的劳教，
她使我们保持了美好的观念，她的不卑不亢的气度，她的自尊与自爱，她直到如今
尚具有健全的人性，正常的情感，使我们之间能够进行一场至今为止最为平等和诚
恳的谈话。由于她的这一切素质都是历经了这一切而保持的，因此，她的稳定和坚
强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们选择她来做采访对象的原因，是她出生于
一个军队干部共产党员的家庭，她的案情是在深圳卖淫。曾有一次，她的父亲，一
名老共产党员，带了她的长期姘居的情人，一位在深圳开办公司的香港人，路途迢
迢地来到枫树林看她，这是一个意外的情节，她经过我们的窗口然后才走进房门，
至今还记得她挺拔的身姿从窗前掠过的情景，那天早晨的太阳又特别清新。她穿了
一件湖蓝色的确凉短袖衬衫，一条蓝色的线裤，脚下是一双浅黄色有网眼的浅帮平
跟鞋，这双鞋能使我们想象她在沿海的新型城市里是如何光华照人地出场。她有一
米七十二三的身高，模特儿型的，坐相很端正，神态凝重而安静。她使我们静止了
有一分钟或者一分半钟，觉得以往的所有问题对于她都将是不够尊重的，也将损害
我们自己的形象，她是众多的劳教中唯一一个使我们想起并注意到我们自己形象的，
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开始她垂着眼睛，后来她抬起眼睛笑了，说：有什么问
题你们问好了。我们不由也笑了，气氛这才轻松了一些。不久我们将发现，在这场
谈话中，她其实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她是第二次劳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
对于上一次的处理，她是不服的，她说：哪一个女孩子谈恋爱是谈一次就成的呢？
这次我服的——她说。她服的是什么？她又错在哪里呢？她说话很含蓄也很得体，
头脑清楚，使我们不好穷加追究。她说她中学毕业在某个单位工作，厂里有个中年
人，是个画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们的歧视。而她总是待他很好，
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回避对他的好感，比如在医疗室看病时，让座位给他。
然后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还教她画画，——我们想起黑板报上的题图，问是不
是她画的，她说：是的。渐渐，就有了议论，她无视这种议论，依然与他接近。提
起他时，她依然充满了温存的心情，她怀恋他说：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
许就和大多数女孩一样，结婚，再生个小孩……他对她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他
使她走的是什么样的另一条生活道路？这条生活道路带给她的是幸还是不幸呢？当
她结束第一次教养，回到单位，人事干部劈头就一顿训斥，这使她无法忍受。正好
有个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写信邀她去玩，她便去了一次，她发现深圳是个适合
她生存的地方，朋友又帮她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于是她便回上海办理辞职手
续，人们问她找到什么好工作了，她只说是去做水产生意，然后她就飞到了深圳，
在那里就遇到了那个香港人，他们公司的老板。你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问。她说，
帮助老板做生意。他教我，开支票，谈买卖，他都教我。他好吗？我问。过去我不
认为他好，而到了这里以后，我觉得他很好，他对我父母很好，为他们买东西，寄
钱给他们，打电话安慰他们，他对我父母好就是对我好。听说他来看过你一次？我
说。是的，他来了，没有被同意会见，我出来会见爸爸时，走过那里——她指了指
窗外，那里有一棵柏树，在阳光下——看见他，我没有哭，他哭了，我对他说：我
已经三十二岁了，你不能再拖我了，他说：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说完，她沉
默了。我问，他能不能和你结婚呢？这样的话我也不好多说，在香港，离婚是件复
杂的事，财产，房子……她垂下眼睛，眼圈却红了，她悄悄地抹去眼泪，轻声说：
这些事想起来就很难过，平时我从不多想。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问她，她
的父亲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呢？她说：照传统的说法，就是我们把爸爸带坏了，而照
我的看法，就是使他思想解放了。我们都笑了，她也笑了。我们又问她在这里生活
怎么样？她说这里比妇女教养所好。为什么？是因为你在这里比较受重用？她在这
里是小分队的，又是缝纫组，屡次受表扬嘉奖。她说并不因为这个，在妇女教养所
我也是做大组长，反正我喜欢这里。她站起身走的时候，我想我们之间已建立起了
信任的感情，我们目送她沿了队部前的大路走去，消失在大门内。太阳始终是那样
光艳耀人，深圳是多么遥远。那香港人是什么模样的？人品如何？他们在一起相处
的情景又是怎样？她平时里不敢多想，想起未就会难过的，究竟是些什么？是过去
的事还是现在的事，抑或是将来的事？过后，我始终在想，直到有了米尼，甚至米
尼登了船之后，我还在想的是她那一段话：“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就
和一般女孩子一样，结婚，生个孩子……”听她口气，对现今的状况非但不后悔，
还有几分庆幸的意思。庆幸她脱离了那种常规世界的生活，尽管有些事她想起来很
难过，那香港人路远迢迢前来探访是令人心酸的一幕。
接下来谈话的是几位队长都极力推荐的一位劳教。她曾在劳教大会上做过讲话，
讲关于她在香港生活。一年的情景，使大家明白，香港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她的生
平具有传奇色彩，甚至使我们怀疑：这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她已临近解教，这几日
在队部服务，每日都看见她头戴草帽勤勉劳动的身影，一个美国老板要娶她为妻的
故事便显得极不可信。可最终因为不忍辜负队长们的好意还是请了她来，她已有三
十八岁的年龄，身体有些粗重，皮肤还算白皙，可却有坚牢的皱纹，她穿了一身劳
作的衣服，想不出她还能有其他妆扮。她忙着为我们张罗茶水，除了殷勤讨好也不
乏有诚实的关切和热情。她说话的声音响亮而粗爽，不经我们多问，便如俗话所说
竹筒倒豆子般地倒了出来。她说她的母亲在她幼年时就去了香港，后又从香港去了
美国——据干部们说，她的母亲是一名妓女，是偷渡去了香港——母亲走后，父亲
又另结婚，去了常州，她跟奶奶长大。小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那
时，她长得花容月貌，生活得很快乐。十六岁那年，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奶
奶死了。奶奶死后，房子被叔叔们收回，她无家可归，日夜流浪，在一个夜晚，她
来到黄浦江边，想来想去想不出有什么出路，便跳江了。刚跳下去，便被一个船民
捞起，她湿淋淋地躺在江边，啼哭着。天渐渐亮了，越来越多的人围在了她的身边，
那是一个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的年代，人们并不问长问短，只啧叹着她的年轻和可怜。
这时，江边走过一个妇女，一眼认出她来，说：这不是我家女儿的同学吗？曾经到
我们家来玩过。于是，那女人便将她带回家，让她换了干净衣服，又让她休息。她
睡不着，只坐在里屋床沿上发愁。这天，这家来了一个客人，是一个车床工人，自
十三岁做徒工，至那时已有二十年工龄，一手好活，是个八级金工。人却很老实，
还是孑然一身。这家的母亲正在为他做媒，介绍了一个女人，却不中他意，他正是
来拒绝的。那家母亲先是不乐意，觉得被拂了面子，紧接着却心头一备便向里屋指
指，示意他去看看。他探进门里，见一位愁容满面的女孩坐在屋内，退出门来时，
只说了一句：问问她的意见。她并没有什么意见，跟了这男人，就将有住有吃有人
养，她的问题就解决了，她跟了这男人去到他家乡成了婚，后来有了三个儿子，她
才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她想离婚了。他有什么不好呢？我们问。他没有什么不好，
也没有什么好，可是我不喜欢。她说，他只喜欢这世界上两件事，一是车床，二是
钓鱼，除此，他对什么都没兴趣，我想和他一起逛街，他除了看钓鱼竿，什么商店
都不肯进，我想和他聊天，他说我为什么那样话多，我要给儿子买几件衬衫，他说
买几尺龙头细布做两件就行了……离婚那年，她是二十四岁，她把儿子全都要了过
来，住在市郊的小镇上，做些临时工。这段日子，是艰苦异常，总算平安度过。到
了一九七六年，有一个晚上，镇上的政府办公室有一个秘书冒了雨匆匆赶来，说有
一个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找她，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她的家，要她立即去听电话，
电话还没挂断。她跟了秘书跑到镇办公室，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夹带着
啜位的说话声，说是她的母亲，她只感到茫然和惊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