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璶gyāng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二十一世纪，这一政体仍然没有变动。
追根究底地看，在高度**的zhōngyāng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历史，其实质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zhèngfǔ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xìng地压抑民间工商业。如那位教授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mínzhǔ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zhōngyāng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zhèngfǔ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脑同时是国家的首富。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rì。zhèngfǔ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构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jīng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zhèngfǔ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
到了唐代，中国就出现了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李曜过去没有仔细思索过唐代的工商业，但自从他出任河东军械监掌监之后，为了让做出成效，巩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才开始认真研究这个时代的工商业。
在他看来，唐代工商资本的四种流向：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土地购买和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其实自唐以降，这一景象几乎没有更改。进入明清之后，财富向权贵、zhèngfǔ和土地聚积的速度更为加快，当时出现的几大著名商帮，如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转。商人阶层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zhōngyāng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为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可惜此时的李曜回不到现代社会，无法对自己的思考进行求证，其实这样的结论在后世中外学界几乎是个公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zhèngfǔ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而中国历史学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曾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一位学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也给出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xìng规定。”
在一个zhōngyāng集权的体制下，一旦zhōngyāng统治的正当xìng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会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zhèngfǔ主义浪cháo，而对之的控制，往往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威权**来终结。在这样的过程中，商人阶层往往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在中国，这种最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正是在这一制度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后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
因而李曜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他穿越以来，特别是他在河东军事集团内部地位上升，最终出任河中节度使以来，这段时间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朝廷或者各节帅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sè。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纵然是在他穿越前身处的时代，也没能给出最佳答案，因此他也没有“成规”可以生搬硬套。不过他毕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那就是：zhèngfǔ或者说朝廷、节帅府可以控制一些关键xìng产业，而将其他产业的发展，全面放权交给资本集团。但因为方才所说的商人集团跟权力集团固有的矛盾，河中这些大世家一方面眼馋李曜画出的这个利益烧饼，一方面又对李曜的说法有着本能的怀疑，也是因此才出现这些世家一方面对李曜的宴请趋之若鹜，一方面到了之后又对各种“疑点”盘根究底。这种矛盾心态，其实李曜早就算到了，他也有足够的思想和行动准备。
事实上这次建设东升新城的事，按说李曜手握实力强大的河东军械监，并不是不能一力承当，但他仍然颁布了《新城扩建令》，希望以利诱导，让河中各大世家进入他所开创的工商产业白白分一杯羹，这不是他忽然想做慈善，而是希望以此来让这些尝到甜头的大世家发现这个巨大的财源，然后主动开拓这些方面的事业。毕竟这个时代，大世家通常也就是大财阀，而只有大财阀，才能有足够的资本来做这些事。否则的话，让李曜现在来进行一场唐代的圈地运动，他肯定又会于心不忍，心中纠结记挂着那些被强行盘剥失去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小手工业者。也许任何改革都会有阵痛，但他终究还是希望将这种阵痛降低到最轻微的程度。
至于说李曜用到的手段，说到底，他无论带兵打仗还是发展工商，其最擅长的，还是威逼利诱，双管齐下。一边给你压力，一边给你利益，在大棒加胡萝卜的态势下，谁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李曜这番话说完，冯祺正准备说话，忽然听见外面一个熟悉的女声大声道：“河中盛会，只限三千贯入股资本，奴虽女流，难不成便入不得股、分不得红了？蒲帅可愿奴家这淮南人也来分一杯羹？”
李曜心中一怔，暗暗称奇：“杨潞？她怎么会来？”
卷二开山军使第210章力挽天倾（廿五）
李曜心中虽然诧异，面上却已露出笑容：“可是庐阳县主芳驾？牙兵，放行。”
果然，从楼下走上一名身材婀娜的女子，虽然头戴帷帽，有面纱遮挡容貌，但看衣衫装扮，不是庐阳县主杨潞，又能是谁？
杨潞身份不同，李曜主动站起身来，在场其余人也只得随之起身。杨潞这才主动行了个万福，道：“去年蒲帅出使扬州，家尊便时常盛赞蒲帅之能，今rì奴闻蒲帅于鹳雀楼设宴，为东升新城之起建延揽股东，更听说蒲帅此番招股不限地域、身份，实在喜不自禁，这才不请自来，还望蒲帅勿怪。”
李曜回了一礼，笑道：“县主客气了，若是县主也愿出资一份，为蒲州之东升新城建设更添助力，某欣喜尚且不及，何来怪责？来人，添一贵席……县主请坐。”
又是一番俗礼过后，所有人重新落座，李曜才又道：“县主既有心参股，某便将其中细节再说一次与县主知晓……”
杨潞微微一笑，摇手道：“蒲帅何须如此？扬州蒲州，交往甚密，你我二人，往来更非初次，这般细务有甚好说，难不成奴家还能信不过蒲帅么？”
李曜微微错愕，心道：“我跟你虽有几次私下交换，可那时候你开口要价可从不客气，怎的今天转了xìng，连详细条款都能放心到不去听了？”他对杨潞始终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当下心中便多了个心眼，只是礼貌xìng保持笑容，却未搭腔。
杨潞却似乎全无感觉，仍是言语带笑，继续道：“蒲帅，奴家听说，这东升新城头期工程预计耗资三百万贯，其中开放募资一百二十万贯，可是如此？”
李曜点头：“不错，确实如此。”
杨潞笑容更盛，道：“奴家愿代家尊出资五十万贯入股新城。”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靳蓿直接站了起来，一拱手便要说话，李曜心中虽然也自惊讶，却格外镇定，伸手朝靳蓿微微虚压，制止他出声。然后略一沉吟，朝杨潞道：“方才，各大世家还在怀疑某这河中府修建新城，本金是由河中出，还是由河东出……县主就不担心某画下画饼，最终却做不成事么？”
杨潞笑道：“怪只怪河东军械监名头太大，蒲帅一说出资，各家都只以为蒲帅必从河东军械监调拨钱帛，却不知蒲帅可用款项还多着……”她微微侧身，朝王抟一拱手：“王相公曾判度支多年，jīng于财政，奴想请问一句：王相公以为河中节度使府会缺这区区不到二百万贯么？”
王抟道：“河中镇的两税留使究竟多少，某并不知详情，但河中蒲、晋、绛三州皆是富裕之地，想来两税留使以及营田都不在少数，至于军府商产，历来不薄，是以河中节度使府实不拮据。更何况，河中还有两池……我意天下诸藩，怕是少有可与河中比富者。”
王抟判度支多年，对于大唐朝廷以及各藩镇经济情况，自然极为了解。寻常节度使府的三大收益刚才他都已经提到，分别是两税留使部分、营田所得和军府经商收益，另外河中还额外有两池盐场的利益，当然少不了。
德宗以后，藩镇的基本财政收入就是两税收入。当时，两税收入之中，归方镇支配的只是留使部分。它在整个收入中占多大比重，因各地物产、户口、军队多寡等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留占的两税大约占三分之二左右。建中时“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这只是钱额，另外还有米麦外费一千四百万斛，京师二百万斛。按照元和时“国计簿’的数宇，全国总额是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各种榷税收入皆在其内。文宗时王彦威作《供军图》说全国收入三千五百余万，恐怕就是根据“国计簿”。王彦威分析兵费在全国财政中的比重说：
起至德，乾元之际，迄于永贞、元和之初，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椅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都计中外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今夭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兰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
王彦威在这里提到了两个三分之二。一是留州留使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供为三分之一。二是供军费用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他开支仅占三分之一。
当然，这只是总的情况，就各镇的情况而言，则不尽如此。元和六年（811）十二月辛未敕云：“其涪州缘属荆南，有供荆南节度钱二千四百贯，今随本州割还黔府，兼于涪州送省钱三千八百贯文内更取一千五百贯，添赐黔府见将士军资。”这个决定是针对黔中遭水灾，军资不济的情况作出的。涪州从荆南割属黔中，其原送使钱二千四百贯增加一千五百贯，为三千九百贯，同时其上供钱则从原来的三千八百贯减少一千五百贯，为二千四百贯；留州部分不变。上供与送使的比例从1。6：1变成1：1。7。
而《吴地记》所载苏州的情况则有不同，上供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贯，留州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贯，送使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九贯，总额为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上供、留州、送使的比例约是44％：28％：28％。可见南方上供数额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几乎占一半，远远高于北方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