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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时尚父子仪端王傅吴德令仲孺家财巨万，以国家召募有急，惧不自安，乃上表请以子弟率奴客从军，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武气凌天。由是志贞请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马从军，，亦与其男官。是时豪家不肖子幸之，贫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师人心摇震，自不保家室。时禁军募致，悉委志贞，两军应赴京师，杀伤殆尽，都不奏闻，皆以京师沽贩之徒以填其阙。”
对于此时京城之形势，当时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出有累卵之危，段秀实就向德宗谏言：
“初，秀实见禁兵寡少，不足以备非常，乃上疏曰：‘臣闻天子曰万乘，诸侯rì千乘，大夫曰百乘，此盖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干弱枝
之义，在于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虏，内有梗命之臣，窃观禁兵不jīng，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兽畏者，为爪牙也。若其爪牙，则犬犬彘马牛悉能为敌。伏愿少留圣虑，冀稗万一。”
陆贽也为此向德宗进言，但德宗对于这一问题却始终没有重视起来。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诏径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径原之师前往增援平叛，但在径原兵途径长安时，由于稿赏问题激化了矛盾，径师竟然发生了哗变。如此祸起肘腋，德宗令神策军前往迎敌，却不料在京城的神策军竟然无一人前往。德宗无奈只有仓皇出逃。而在逃跑的过程中，紧紧跟随唐德宗护驾的竟只有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所率之人。文武大臣如姚令言、源休、张光晨等纷纷附逆，叛军遂拥立朱沈为帝。德宗逃至奉天后，朱砒立即向奉天进军，唐王朝顷刻之间就有覆亡的危险。而此时在河北平叛的神策军主要有李最部、阳惠元部和尚可孤部等。李晨等听闻径师之变，立刻从河北回军平叛。从河北回师的这几支神策军本就为原镇守京城的jīng锐之师，战斗力强，且这些神策军将也多为良将。李晨、尚可孤和邢君牙等皆能jīng诚团结，配合作战。其间虽又经朔方赴难之李怀光的叛乱，但仍能凭借以神策军为主力平息叛乱，使德宗重回长安，唐朝转危为安。
这次径师之变对唐德宗打击甚大，使他全面改变了建中年间的政策。对于河北藩镇父子相继的情况不再过问，而对于zhōngyāng禁军来，最大的变化就是将禁军的主力神策军重新交由宦官执掌。因而径师之变最大的赢家有两个，一个是神策军，另一个是宦官集团。这次能够镇压叛乱，克复京师对唐王朝有再造之功的军队便是神策军。它强大的战斗力和对唐王朝无比的忠诚，都在德宗心里留下了深深地印象。从战斗力来看，神策军能够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多次扭转战局，最终平定所有叛军；从忠诚上看神策军的表现也是无可比拟。由于种种原因，前来赴难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竟然也发生叛乱，这对德宗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冲击，与神策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深化了德宗对神策军的好感。在径师之变中因为原神策军统帅白志贞的无能，使得德宗被迫出逃。而在此过程中许多文武大臣都背叛了唐朝成为逆臣，这些人中有德宗曾经甚为器重和信任的臣子，如姚令言、李忠臣和朱批等。故而这种情况使得德宗对于这些文臣武将均产生了不信任感。
反观宦官集团在这次事变中的表现，宦官窦文场、霍仙鸣自始至终均忠心耿耿的陪伴在德宗左右，并率领卫士勤王护驾。这些情况使得德宗在心理上产生了对比。一方面是纷纷附逆的文臣武将，而另一面却是忠心耿耿的宦官集团。自然而然，德宗对于宦官集团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于是摒弃了建中初年疏斥宦官，亲任朝士的政策，开始大规模的放使用宦官。
从深层次讲，在唐德宗时期，对于皇权统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藩镇与zhōngyāng政权之间的矛盾，出现了李希烈、朱泚等yù取唐而代之的藩帅。而皇权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在当时来看并不是主要的矛盾。因而在径师之变后，德宗一改建中年间的政策，再次将兵权交给宦官。这也是中唐以来唐朝最高统治者对武将不信任和防范政策的延续。
德宗自兴元返回后，对于神策军的统辖权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载：“兴元克复。晨出镇凤翔。始分神策为左右厢。令内官窦文场王希迁。分知两厢兵马。”将神策军分为左右厢，分别以宦官统辖。但对于神策军分为左右厢的时间，史料中的记载相互矛盾。在《新唐书·兵志》中记载在唐代宗永泰年间神策军便已经分为左右厢。唐长孺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认为在兴元以前神策军不可能分为左右厢，其神策兵马使实为神策都知兵马使的偶误。而对于史书上屡屡出现的关于神策军分左右的记载，如：《旧唐书·李晨传》云：“代宗留居宿卫，为右神策都将。”等。黄楼在其论文中认为“此时的神策军左右厢是指如藩镇军队中的左右厢，皆统于节度使下，实为一军。而现在所讨论的分为左右厢，并不统于一军，而是分由两位宦官监军，实为两军。”我认为最后一种法在现阶段来看较为合理，神策军分两厢的时间应为兴元克复之后，其他史料所载代宗年间便出现的神策左右两军的记载应为同一军内的左右两厢，所以神策军正式扩充为左右两厢的时间应该是唐德宗兴元元年。
从兴元元年（784年）十月德宗令窦文场与王希迁两位宦官任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便重新开启了宦官把持军权的历史。此后德宗重建神策军的步伐继续前行。贞元二年（786年）九月，德宗对实力rì益强大的神策军从组织结构上进行了改编，将原神策左右厢扩充为神策左右军。设置大将军二人，正三品；将军二人，从三品。《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贞元二年九月二rì。神策左右厢。宜改为左右神策军。每军置大将军二人。秩正三品。将军各二人。从三品。其职田棒钱力粮料等。同六军十二卫。”另外设置“监勾当”的职位，令中宫充任。使得宦官对神策军拥有一定的领导权，但此时的神策军并非完全由宦官执掌，“监勾当”的职位表明其xìng质仍为监军。而神策军大将军与将军对神策军也有指挥权。《册府元龟》卷134《帝王部·念功门》：
“三年十一月癸亥，以神策军大将军莫仁摧为左晓卫上将军。丁卯，以河东兵马使兼御史大夫张元芝为神策军大将军。己已，诏：‘奉天定难功臣、左神策将军兼御史大夫武陵郡王孟rì华于洪州安置，仍赐绢百匹，充家口路粮，至彼委本道都团练使给十人衣粮，以时存问’。初仁摧出官，rì华自谓代之，既授张元芝，rì华忿于众曰：‘吾于国有功，且久次当迁，今以大将军授元芝，吾宁贬黜不能事也。朝廷用人失序，何以致理。’大垢拂衣而出。监军窦文场大怒，列状请诛。帝念其功，故黜谪之。”
从这段史料中可知神策军大将军莫仁耀和将军孟rì华在神策军中是拥有一定实权的，而宦官的权力虽然没有达到直接处置神策军将军的程度，但由于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完全掌握神策军也只是时间问题。
神策军的控制权完全交予宦官是在贞元八年十一月，以左神策军大将军柏良器左迁右领军为标志，自此宦官开始全面掌控神策军。
“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贩篙者，监军窦文场恶之。会良器妻族饮醉，寓宿宫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迁右领军。自是宦官始专军政。”
贞元八年后，原神策军大将军与将军再无实权成为了一种虚职。宦官集团虽然掌握了神策军的全部权力，但在职位设置上来，其仍然是监军xìng质，没有名正言顺的职位。故而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唐德宗专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一职，以窦文场和霍仙鸣充任。“以监勾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勾当右神策霍仙鸣皆为护军中尉，监左神威军使张尚进、监右神威军使焦希望皆为中护军。”
神策中尉的设立，标志着宦官集团典兵的制度化。宦官从李辅国开始初掌禁兵，后经过程元振、鱼朝恩相继领兵，但这些权阉都是凭借自己的个人权势执掌禁军，属于个人行为没有形成制度化。故而这些权阉的个人权势一旦消失，宦官典禁军的权力也可能随之消失，如鱼朝恩死后便不再由宦官典军。但神策中尉制的设立，就意味着宦官集团不再是凭借个人权力来掌控禁军，而是通过正式的行政职务用正规的制度来控制军队。这样就使得整个宦官集团与神策军紧密的结合起来成为一体。即使中尉易人，也不会影响神策军与宦官集团的关系。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德宗虽然将兵权交到宦官中，却将神策军分为了左右两军且分别由不同的宦官充任，使得神策左右军之间有所制衡，不至于出现肃代时期由一人独掌禁军的情形，最大限度的减轻了宦官集团对于皇权的威胁。
所以神策中尉制的建立，无疑是中唐以降在zhōngyāng政局权力分配上发生的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宦官典兵制度。虽然德宗将神策中尉由两位宦官出任，但将禁军与宦官集团结为一体的事实却使得宦官的势力大为增长。因而司马光对于唐代宦官势力专权“成于德宗”的论断是正确的，德宗以后宦官得势，其后十一位皇帝中竟然有八位是由宦官拥立的，可见神策中尉制对于唐朝历史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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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开山军使第211章掌控四镇（八）
对于要不要在军中引入后世某党的“政委制度”，李曜实际上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确切的说，是他在出任洺州刺史之后，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到出任河中节度使时，更是花费了很长时间，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之后才下定引入这一制度的决心。
政委制度，在后世和平年代颇受争议，有些说法认为这一制度使得“国家国防军”成为空谈，军队成为政党专政的工具。当时他作为国企高管，对此自然不便置评。但在如今，他穿越到了唐朝之后，想法却是不同。
某党在实施了军政委制度之后，数十年间，无论战争年代或是和平年代，至少从未出现过部队成编制的叛变投敌情况，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说某位曾经一呼百应的党和国家领袖，在叛逃国外时也调不动哪怕一支成建制的部队，这就是明证。所以李曜认为，这种能够维持和保证军队极高忠诚度的制度，对于身处唐末乱世的他而言，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大唐当然没有政党，但大唐有藩镇、有节帅。李曜自己，就是节帅之一。
要知道大唐自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之中逐杀节帅的事不胜枚举，虽然他如今并不担心会出现这种兵变，但任何掌权者都会下意识地将手中的权力抓牢，纵然李曜也不例外。
拥有足够大的权力，才能使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出现的五代乱世被消弭于无形，而在当下的大唐，权力来源于兵权，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不论从哪方面看，引入军政委制度都是利大于弊的。
但军政委制度在后世实施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一些弊端，李曜也必须尽量化解。刚才李筠所提到的这个最终决定权的问题，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
军政委也好，教导员、指导员也罢，说穿了，其实就是政治监军，另外肩负了类似西方随军传教士曾经做过的思想引导工作。大唐的监军可少？真不少，但起到作用的有几个？或者说，真正起到让藩镇忠于大唐这个作用的有几个？因此军政委制度不同于简单的监军。
同时，李曜也不能容忍“监军”对军事主官在作战问题上过分考虑其他情况，以导致战争失利。某党在“雪村战斗”后痛失爱将，因此改变了政治主官在战斗时也拥有最终决定权的规定，改为作战时由军事主官掌握，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李曜最终的处理办法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非战争时期，各项事务均有军事主官掌握，但指导员拥有质疑权和否决权。质疑权的意思就是，指导员可以要求军事主官单独或者公开地对某些事情做出解释；否决权的意思就是，如果指导员不接受这一解释，可以要求暂缓执行，上报上级，做出最终裁决。另外，为免“上级”玩忽职守或可以包庇下级军事主官，指导员最高能上报“两阶上级”，称之为“越级申述”，即队正和队指导如果争执不决，队指导可以上报旅帅和旅指导，由旅级机构做出决断，但如果这位队指导对这个决断不服，还可以直接上报到“军”，由都指挥使、军指导做出决定。
但为了保证“上级权威”，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