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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李克用就派出了大将李存信、李嗣源率军应战，重挫了李匡威、赫连铎的军队。接着，李克用又亲率大军杀到，大获全胜，俘斩三万余人，并擒获李匡威之子李仁宗，云州军、卢龙军由此大败而回。
李克用在大顺元年九月，同时解除了来自南、北、东北三面敌人威胁，使他可以集中兵力来对付西南面由张浚统领的各路官军。这时候结果已经毫无悬念了，各镇兵马谁也不肯跟李克用拼力死战，而张浚率领的五十二都禁军则更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根本就不是骁勇善战的河东军对手。联军方面，先由镇**节度使韩建跟李存孝碰了一仗，结果被李存孝杀得大败，而凤翔、靖难两镇兵马听说了镇**的败讯，不战自溃，又惹得中央禁军闻风溃散，河东兵乘胜追杀过去，一直追到晋州城下，张浚迫不得已，只好领军出战，结果又是大败一场，于是不敢再战，与韩建据城死守。
李存孝随后带兵将晋州围住，此时晋州城内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根本无力对抗李存孝的猛烈攻势，破城已经是早晚的事了。但李存孝攻了三天城，不知怎的，忽然想明白了，对部下说：“张浚是当朝宰相，俘之无用，城里的士兵都是天子禁军，也不宜加害，放他们滚蛋算了。”于是主动带兵后撤了五十里，张浚、韩建趁此机会逃出晋州城，翻过王屋山到达河阳，又靠强拆民宅取木料制成舟筏，这才渡过黄河，算是暂时地安定下来。
还在联军初败之际，李克用已经命宦官韩归范带着自己的诉冤表到长安向昭宗为自己伸冤，当时李克用已经知道自己胜券在握了，所以措辞非常强硬，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庞勋、剪黄巢、黜襄王、存易定，为朝廷屡立大功，就连皇上你能坐上今天的宝座，也有我们李家的功劳。如果说臣攻打云州有罪，那么朱温屡侵徐、郓为何不派兵征讨？朝廷这般厚此薄彼，臣又岂能无怨？朝廷危急时，就誉臣为韩、彭、伊、吕，用不着了，就毁臣为戎、羯、胡、夷。那今日天下手握兵权又给陛下立过功的人，就不怕有朝一日会被你责骂吗？如果我真的有罪，那也该按典刑以六师征讨，何必又要趁臣之危而出兵？今日张浚率大军来到河东，臣不能坐以待毙，现已集结了蕃、汉兵十五万准备迎战，要是败了，甘受惩处，但要是胜了，臣必率轻骑，叩首丹陛，诉奸佞罪过，然后再听陛下制裁。”
这张诉冤表刚到长安，张浚的败讯也传到了朝中，昭宗闻后有如五雷轰顶，心中懊恼、沮丧、悔恨、失落、恐惧千般滋味集于一体，让他欲哭无泪。但此时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给他感慨的了，因为李克用在表中口口声声称要带兵到长安为自己伸冤，这个人是说得出就做得到的——况且他又不是没来过，要想不让他来那也只好顺着他的毛捋了。
于是，昭宗下昭书恢复了李克用的全部官爵、属籍，又将主战派的张浚贬为鄂岳观察使，孔纬贬为荆南节度使，让他们即刻赴任。当时张浚还没回到京城，而孔纬因为此前比较得势，在朝中对大宦官杨复恭多方限制，引起杨复恭强烈不满，于是在他离京途中派人劫杀，孔纬随行的所有仪仗、辎重全部被劫走，孔纬仅得身免，十分悲惨。
但即便是这样，刚打完胜仗的李克用也是绝对不可能满意的，随即再上一道表章称道：“张浚以陛下万代之业，邀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素有仇怨，与其私相联结，内外呼应，构陷臣以罪名，欲置臣于死境。臣现在官爵被夺，名为罪人，不敢归陛下藩方，欲借寓河中，进退行止，伏待陛下指麾。”
从河中到长安只有二百多里路，李克用这道表章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你要不给我一个满意的处理意见，哥就不回去了，弄不好还得再去京城走一趟，反正哥现在就是这个意思，剩下的事儿，皇帝你就看着办吧！”
这时候李克用刚打完胜仗，尾巴翘得比天还高，昭宗慌他还来不及，哪里敢惹他，只好顺着他的意思，再贬张浚为连州刺史，孔纬为均州刺史，紧跟着又将张浚贬为绣州司户，又给李克用加官为中书令，李克用感觉到皇帝这次是真心实意要给自己面子了，这才得意洋洋地带兵退回了太原。
至此，这场由中央政府联合地方藩镇对河东发起的讨伐战争全部结束了，战争的结果对于那个有志于重振大唐雄威的昭宗来说是灾难性的，他的个人威望随之降至谷底，中央政府的权威也荡然无存，这标志着自他上台以来，以削藩为核心的全部努力彻底付之东流。而随着那支由他亲手创建的中央禁军被李克用彻底击溃后，昭宗想从宦官集团手中抢回中央军权的行动也变得半途而废。
可以说，孙揆的败亡乃是整个讨伐河东军事行动失败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其后南线的朝廷大军接二连三吃败仗仿佛上瘾，从头到尾压根就没有一场胜仗可以交差，最终全面败北，李克用大获全胜，威震天下。而孙揆的败亡，归根结底就可以上溯到冯霸那五百后院将的造反身上。
因此，李曜现在特别担心的是，冯霸现在死了，李元审平安回到潞州，李克恭就没有必要去看他，而李克恭好端端地呆在节帅府，安居受是不是还有胆量造反，那就不好说了。而安居受如果不敢造反，潞州不丢，朱温还会不会在潞州摆这么一支兵马，也就难说了。
事情如果只是这样看，似乎李克用的情形反而会好上不少，但这其实并不一定——朱温现在正在山东征战，能派出的兵总共就那么多，潞州不必派了，那很可能就只好派到河北，跟河北诸镇联合出兵。
李克用派李存孝出战南线，南线作战的指导思想很明显就是各个击破，一旦朱温和河北诸镇合兵一处，总共只有五千兵力的李存孝还是不是能轻易搞定这些人，就有些难说了。
李曜知道自己现在这个代州李家，跟李克用的势力牵连已经太深，如果李克用败亡或者败逃，就算代州李家不至于被抄家灭门，至少也是受创极大，这可不是希望安安稳稳过太平好日子的李曜所希望的。
怀着无比地纠结和担忧，李元审在头前带着残存的后院将，李曜在后头押送着五千柄马刀，先后进入了潞州——
现在剧情还没完全展开，李曜地位还太低，很多很重要的大事参合不上，只好用一些别的手法来叙述，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卷一十四太保第027章至诚君子
李曜进城之后，并没有立即前去交货，而是亲自带着憨娃儿和卢三跑了一趟凶肆。
所谓凶肆，是指专门出售丧葬物品乃至全权包办丧葬事宜的店铺，类似今日之殡仪馆。
凶肆的经营项目，依照店铺大小和实力强弱当然有所不同。小的凶肆通常只卖些葬礼需要的简单器具，都是廉价之物。稍大一点的则会有棺木石椁。再大再高档一些，则还有三彩釉之类的陪葬品，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唐三彩。唐三彩本是陪葬用品，乃是地道的凶物，后世有些不明所以又喜附庸风雅者，将唐三彩放在家中、办公室等日常行在之所，以显示自己有身份有地位还有钱，其实不过徒惹人笑罢了。
李曜对唐时凶肆的了解仅仅出自书中，他记得那是乃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创作的《李娃作》，是唐人传奇中的精品。故事的主人公是盛唐时期的长安名妓李娃，和当时全国最有名望的“五姓”之一的荥阳郑生。文章中有一段提到“凶肆”：“……生（按：指郑生）怨懑，绝食三日，情疾甚笃，锂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祠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窗帏，获其直以自给。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
事隔经年，李曜已经记不得那些古文，但还记得这故事的大概：说的是郑生赴京赶考，遇到名妓李娃，惊羡于她的美貌和风度，坠入情网，从此周旋在平康坊的脂粉丛中，爱得昏天黑地；什么经学，什么注疏，全抛到了脑后。这种状态如何能应付考试？一榜下来自然名落孙山。加上好友韦庆度受暗算死于非命，李娃的鸨母精心设计的一出闹剧收场，弄得郑生人财两空，无脸见人，精神一下子就跌入了崩溃的“离魂”境地，只得寻短见自杀，以求解脱。幸亏碰到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老人，把他送回“布政旧邸”，后来就有了被胆小怕事的“邸主”送到殡仪馆等死的一段“奇遇”。唐朝的“凶肆”专门替人家办丧事。穷途末路，病势垂危的异乡人，也常被送到凶肆去等死；郑生就是这样被“邸主”送到凶肆去的。遇到类此情形，凶肆中人等于行善，不能算做一件生意；虽然充满了同情，但也不会太放在心上，只是把郑生抬到后院一间残破的空屋里，听其自然。不料郑生命不该绝，仗着年轻力壮，居然挺了过来。凶肆老板看他可怜，就叫他在丧礼中做些打下手的杂事，挣几个工钱，吃喝自理，店里也算添了一个伙计。
郑生名冠京师的“哀歌”，就是在凶肆里学会的。凄惨的境遇，生不如死的颓唐，使得委婉泣诉的哀歌曲调，特别能够引起他的内心共鸣；加上他人本聪明，学什么都快；一唱起来居然声情并茂，“同尽其妙”，成了长安城里无可匹敌的哀歌高手。在丧事中，郑生身穿孝袍，跟随灵车一起行动；羞惭、畏怯，加上“既伤逝者、行自念也”的与众不同的身世之感，并作十分伤心，一面唱，一面泪如雨下，到后来竟至歌不成声。长安城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唱哀歌的人。看热闹的观众，开始时觉得惊奇，到后来也恻然心伤，一个个默默无语。只听得仪仗过去，沙沙的脚步声和哽咽凄凉、如鹤唳猿啼般的清越的歌声，加上灰蒙蒙的天色和如烟似雾的细雨，气氛沉重到了极点。
而凶肆老板却是兴奋极了。当时长安的凶肆，一共两家，东市、西市各一，在业务上互相竞争得厉害。因为郑生的哀歌，使得两家凶肆有了可以比赛的内容，于是就约定在天门街上唱哀歌一比高低，输者罚款五万。据《李娃传》的描写，比赛的场面真是盛况空前，“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四方之士，尽趋赴焉，巷无居人。”最后当然是没有郑生加盟的西市凶肆老板乖乖地交出赌金，溜走了事。
李曜今番前来，自然不仅仅是为了王博士的死，王博士之死固然是一件大事，李曜很用心地打算亲自来安排，另外他也是为了自家牺牲的十二名家仆脚夫，这些人虽然只是仆役，但既然是为了帮助李元审“平叛”而死，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厚葬。
李曜亲自前来，一方面是为了显示郑重，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扩充眼界。要在唐末这个时代混，如果不弄清各自礼节，稍不留神就可能得罪人，那可不是他这个曾经的供销处长的风格。
据《新唐书》杜佑、李吉甫、白敏中、韦挺等传，以及《通典》、《唐语林》等书的描写，唐朝的葬仪特别讲究排场，甚至讲究得“吊者大悦”。寻常人家死了父母，先不服丧，等一切场面准备好方始发讣；到了下葬的日子，亲戚朋友都来执绋死者入土为安，活人痛饮一场，名为“出孝”。
王公贵族人家办丧事，那又大不相同。出殡时，几里路长的仪仗执事、明器、假人假马；朱丝彩绣的灵车，各色各样的丧乐，还有专门唱给观众听的哀歌。此外，亲友进行的路祭，可能比丧家的仪仗更能吸引观众。丈把高的纸糊的房子，内中安置着用面粉捏成，栩栩如生的假人、假花；数十尺高的祭帐以外，还有雕金饰画的大祭盘，盘中刻木为戏。最有名的一次是范阳节度使送太原节度使辛云京下葬的祭盘，戏文是《尉迟恭突厥斗将》、《汉高祖鸿门大宴》，机关操作，人物都能活动；披麻戴孝的辛家子弟，都止住了哭声，拉开白布孝帏，看得出了神。看完，辛云京的大儿子说：“祭盘好得很！赏马两匹。”
唐朝的大出丧是如此地奢靡华丽，难怪“祭器”、“哀歌”亦可展览比赛，招引游客。这种社会风气骤看起来好象荒唐滑稽，不近人情；但如深入地去了解唐朝中叶人民富庶的情形，就会有这样一个了解：富裕悠闲的生活，养成了人民异常开朗乐观的性格，以致于丧葬凶礼、哀乐哀歌，亦可转化为一种娱乐。这也是盛唐社会的一个特征。
只是如今时近晚唐，虽然朝廷和官员们还是不断地粉饰太平，可这太平毕竟不是真的靠粉饰就能得来。就说这葬礼、出殡等套路仪式，现下就早已不是那么夸张了。
只是再怎么不夸张，王弘毕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他的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