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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鄩遂上前道：“杨行密以书指责令公，如何自己却中途退兵？其本不欲勤王，和解两浙，觊觎鄂、洪，欲增强实力，却待朱温恶贯满盈，他日则可以诛讨逆贼之名，夺取天下，令公可不要被其蛊惑。”
王师范平复了一下心情，叹道：“公之所言，我自知晓，杨行密所为不忠，所言却是有理！我以忠孝行事，青淄之民乃得归化，今天子有难，若坐视不理，岂不失信于民，他日王氏何能立足于青淄？”
恰好有天使裴枢书信也至，劝其举义。王师范看了，也不对诸将提及信中如何说法，便对刘鄩说道：“我意已决！虽力不足，当生死以报国家。请公为我参谋！”
刘鄩见其心意已决，也不死谏，便思索着道：“今关东兵多随朱贼入关内，州府空虚。可分遣诸将诈为贡献及商贩，包束兵仗，载以小车，入汴、徐、兖、郓、齐、沂、滑、陕、虢、东都、洛阳等州府，期以元宵夜百姓同欢、大闹花灯、州府无备时同发，则朱贼归之无所，必可令四方举兵共讨，可一举而剪灭朱贼。此计可名‘后院起火’，却是三十六计中没有的。”
王师范大喜道：“果是一步百计！”遂从之。
卷二开山军使第213章王业之基（十六）
天下纷乱至此，引发这场风暴的“罪魁祸首”，大唐中书令、河中节度使李曜却安之若素，不仅从征讨凤翔的大军中悄然抽身回到长安，甚至还有“闲心”在府中处理了一大批近日堆积的公文。
前几日他出征在外，坐镇乾州，李嗣昭、李嗣源与李存审三人联袂到长安来见，恰巧未能遇上，三人于是又赶往乾州拜会。李曜与三人密议良久，才使这三位节帅各自回镇，领兵围剿凤翔，李曜自己则马不停蹄地从军中抽身，返回了长安。
李曜走时，只带走了数百亲信牙兵，而后几日他便隐匿在长安城里，外界根本不知道这位右相已然归来，更不知道出征凤翔的大军，在数日之内少了近四万之巨，几乎每日便少一万左右。这批人马去了何处，只有李曜与他们自己知晓。
毫无疑问，这些兵马自然是受了李曜的密令，化整为零、悄然调动到了别处，而李曜自己则在长安处理公务。
按说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公务也不如军务来得急切，但这件公务却十分重要，出不得一点麻烦，因为它极大地影响着军务。
粮食，是的，正是粮食问题。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时候并没有汽车、火车之类超大运量的工具，粮食特别是军粮在转运过程中的损耗极大，而关中本身的粮食产量又远远跟不上战争的消耗无风注：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地区粮食人口的关系和变化，特别是在此番李曜的运作下，几乎整个大唐较有实力的藩镇都动起来之后，李曜纵然早已谋算好，能使自己永远处于内线作战，但兵力的调动仍嫌过于频繁，所需要消耗的军粮也是骇人听闻的巨大数目，因此粮食问题他不得不考虑。
原本他在主导河东军械监时期存粮颇有盈余，但李克用作战实在过于频繁，且河东年年受灾，使得李曜不能不将好容易积攒的一点存粮都搭进去，因此如今他手头的存粮，也就能满足关中此战所需，其余还要另想办法。他如此忙里偷闲处理的公务，正是关中水利工程和一些佛寺田产相关的问题。无风注：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粮食供应问题，纯考证，无兴趣的读者请直接跳过。
待这些事情理清，各项命令纷纷从凤阁鸾台下达地方，李曜也已经不在长安。
朝廷方面每日接到河中战报，皆言朱温攻蒲州、东升二城甚急，听那言语，似乎二城随时可能失陷，蒲津渡随时可能易手。
李晔闻之，一日数惊，朝堂之上，前番李曜在朝时的井然有序也不见了，甚至有些人开始敢于指责一些投向李曜的官员，作为李曜在朝中文臣的代表，王抟对这些一反常态的情况竟也置之不理，只是一味沉默。从河北返回长安的崔胤见了，不禁心头暗喜，见朝中“李存曜党”的确什么手段也拿不出来，这才放心大胆地给朱温去信，将朝中情况说与他知晓。
河中看似攻得甚急，其实朱温却已然亲率大军赶到虢州，见过朱友谦之后，直接合兵奔赴潼关之下，此时探马回报，潼关守将竟已换成摧城左军都指挥使张训。朱温闻之大喜，语众将道：“张训乃王珂旧将，孤闻其麾下河中镇兵早已被李存曜打散重编，如今在河中军中甚不得志，可遣一人入潼关与其一谈，若能赚开潼关，大事定矣！”诸将也都欣然，朱温遂遣亲信司马邺入城商谈。
张训果然不出朱温所料，亲自将司马邺迎进府中，两厢坐定之后对他说道：“天子因汴州相逼，于京中一日数惊。朱全忠若不污其‘全忠’之名，当率军归镇，天子自然长安，如此万事可谈！”
司马邺笑道：“东平王全心忠于李唐，这是毫无疑问的。如今知天子在凤翔缺衣少食，堂堂朝廷竟然需要向河中一镇借钱来使，俨然失去了九五之尊，已成天下笑柄。故遣仆将熊白鹅掌、山珍海味并锦帛缯绢等献上，拳拳忠心可昭日月。”
张训无可无不可地道：“休要诳我。长安宫阙数毁，新修也不过略作修饰，不比往日多矣，而东平王却将东都洛阳宫修葺一新，此来关中，某不是想将天子挟持，前往洛阳？嘿，某料朱全忠必是欲劫天子幸东都无疑。其果忠心，不如先发工匠将长安宫修葺一新。”
司马邺又谈及赚开潼关之事，张训只是冷笑，根本不答腔，司马邺无对，只好回禀朱温。
朱温闻言沉吟道：“张训这是在行缓兵之计，他是李存曜麾下之将，既然如此，必是因为李存曜尚有手段未曾被我所知……孤料其必已向天下藩镇搬求救兵。不出一月，必有兵至。”
司马邺应对：“纵观天下藩镇，河南、河北、荆襄已归王化，湖南、两浙倾心相附，岭南、福建鞭长莫及。武昌、江西为淮南觊觎，自救尤恐不及。河东为大王屡败，蛰伏不敢再出。能救关中的只有吴、蜀及河西。然王建假途灭虢，窃取兴元；杨行密半途折返，其心皆在于扩大地盘，无欲勤王。唯河西之地，保大、保塞、定难、朔方皆边庭若旅，纵使将兵至，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李存曜以武力威逼鄜坊，党项的定难军岂能为他效力？如此，大王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朱温笑道：“公有所不知，河南、河北、荆襄虽已羁服，然阳服阴抗之辈大有人在。尤其青州王师范，幽燕刘仁恭、襄阳赵匡凝，便是阳奉阴违之辈。待我平定关中，此三镇我必剿灭。”
司马邺道：“大王志在天下，此番用兵大半年，于天下英雄面前落下悖逆之名。王建、杨行密谁不愿作天子？然他二人观大王迎奉天子，即不相助，也不为敌。何故？正是纵容大王迎得天子归，而行不臣之举。他日则可召集天下群雄，已讨逆之名与大王为敌。若胜之则为天子，实至名归！此中利害，还请大王深思。”
朱温闻言稍惧，沉吟道：“公所言有理，我今所有，不过五分之一天下。吴、蜀未平，不可操之过急。今从公言，明日便遣使奉表入城，请修长安宫，以定天子之心，平天下之恨！如此，只是我汴州与河中私战，天下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司马邺欣然道：“如此，大王当遂所愿！”
谁料当夜洛阳方面却遣使来报：
青州王师范暗遣牙将张居厚等二百人化为商贾，欲携兵器入洛阳城，期以元宵夜暴乱，已被发觉。张居厚见事情暴露，率众徒杀防城将娄敬思，强攻洛阳，为仆击退。逃亡途中，被仆擒来。
朱温闻信，对司马邺等将佐道：“王师范果然叛了！”仍依前计，派出使者接洽张训，说愿意修葺长安宫室，谁知又接道敬翔自汴州的书信来报：
青州王师范遣使至开封上今岁贡赋。仆观其使眼行失色，乃问其东方之事。其使果做贼心虚，供出王师范此番分遣部众将兵诈为商贾欲潜入汴、徐、兖、郓、齐、沂、滑、陕、虢、河阳等州府，期以元宵夜百姓同欢、大闹花灯、州府无备时俱发，夺取河南。事态紧急，仆不及相告大王。已遣少将友宁将兵巡视上述州府，告以实情，令其严加盘查来往商贾，谨以书信报告。
话说朱温见敬翔书信，惊得一跤跌坐于座床上，惶惶然对众将说道：“我固知王师范将叛，未知他竟造成如此巨大的动静，必有高人为他谋画。幸得子振谨慎，及时识破其谋。否则，上述州府，若失去一半，孤王大势去矣！”众将佐也是惊出一身冷汗，纷纷问朱温当如何抉择。
朱温道：“潼关之事，不能再久拖不决。我当再上表一封，令天子及早做出选择，只消授我名义，如今李存曜远在乾州，这潼关只有区区张训，岂能抗衡孤王十万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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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人口与粮食的关系：
秦汉时兴修的郑白渠，是关中泾水流域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自战国至明代，关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国”的美誉。刘敬说关中是“美膏腴之地”。司马迁认为关中财富居天下十之六。《汉书·沟洫志》有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歌谣，班固《两都赋》又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的说法。张衡《西京赋》盛赞关中“地沃野丰，百物殷阜”。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在历史上流传了二千多年。多种史书、地理书、农书、类书、诗歌总集、经书，都征引这句话。元明清时五六十位江南籍官员，提出发展华北西北水利以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的主张，其历史根据就是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依赖关中，无需海运漕运东南粮食。古往今来，人们深信“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白渠果真“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吗？如果不是，汉唐大一统皇朝首都长安的粮食来自何方？关中为什么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天地人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君臣曾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漕运仓储、官禄民食、生计生产、供需商贸等相关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三十年来，更有学者专门研究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对于长安粮食的来源，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东南漕运，另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关中，再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供应，因人口、时间等因素而异。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因此，围绕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问题，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本文将从关中天地人关系消长角度，来探讨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
汉唐时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是部分地依赖东南漕运。东南指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初期，“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主要是漕运经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冻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六个月。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修漕直渠，漕运里程减少600里，漕运较为便利。此后，“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成为汉家制度。再后来，“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山东粟、关东谷，指河南、山西之粮食。漕粮使“京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司马迁关于京师富庶的描述，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谁知道，汉朝京师的富庶，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漕运规模不大。贞观、永徽之际，长安主要依赖关中，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开元初，每年约运一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运七百万石。天宝中，每年约运二百五十万石。肃、代、德时代（756—804年），京师依赖江淮漕运。只要藩镇隔绝，“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德宗贞元初（785年），“太仓供天子六宫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于是增江淮之运，从浙江东西道、江西、湖广、鄂岳、福建、岭南，共运米300万石，江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岁终宰相计课最。贞元二年（786）四月，关中仓廪皆竭，禁军激愤，险些酿成兵变，当韩滉运米三百万石至陕时，德宗得知后，“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