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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池氐人以自己距双方都很遥远，遂在南北之间两相依违，同时接受双方册封，时机有利就发动侵扰性战争。南北双方也试图利用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鼓励氐人攻击对方的战略要地，以期打开南北双方在秦岭—带的僵局。
通常，仇池氐人攻刘宋时，往往得到北魏的支持；攻北魏时，往往得到刘宋的支持。仇池攻刘宋，或自阴平袭扰益州，或下兴元以扰梁州；攻北魏则袭上邽（今甘肃大水）。这都涉及到了南北双方利害攸关的地区。刘宋失益州，则失上游之势；北魏失上邽，则关中形势将趋不利。”
郭崇韬说到此处，李曜心中便微微摇头，暗道：“这仇池氐人只怕下场不妙。”
果然郭崇韬接着便道：“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终于将刘宋和北魏卷入了直接交兵。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刘宋发荆、雍（侨立于襄阳）二州之兵，会合梁、秦二州之军，山兴元进攻仇池。氐王杨难当不敌，逃奔上邽，宋军占领仇池。
北魏迎杨难当至平城。同年七月，北魏宣称为杨难当报仇，发军会攻仇池。次年二月，宋军被魏军击败，余众退还兴元。北魏占领仇池。此后数年间，刘宋还试图夺回仇池，但都未能成功。北魏据仇池，完整控制陇西，南朝西部形势渐趋不利。”
随着郭崇韬的解说，李曜也盯着沙盘自己开始分析起来：若由兴元地区向东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及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成为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换句话说，东部势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些险要阻击川、陕势力的东出。比如战国初，魏立都安邑，控崤函之险，秦即被遏关中，不得东出。金迁汴京后，扼潼关、守黄河，蒙古亦不得规中原。三峡方面，孙吴和陈都曾扼西陵峡险要以阻击益州之师的东出。
他的目光微微移动一点，则思索着另一个情况：大巴山脉和秦岭分别向南、北包转，形成三峡和崤函险要，而在大巴山和秦岭巴之间，汉水东流，出秦、巴山地之后，到达南阳盆地。这里却是一片可以纵横四出的开阔地：可以北上三川河谷，可以东出中原，可以南下两湖。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潼关或三峡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兴元从侧翼打开僵局。
不过若说自兴元东出、从侧翼打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他倒是知道——那必须是蒙古灭金之战。
金迁都汴梁后，遣重兵扼潼关，守黄河，企图作最后的顽抗。金人恃险筑边堡城池以御蒙古；蒙古军的优势在其骑兵野战，而视攻城为畏途。成吉思汗此前曾指示伐金方略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灭掉西夏，兵锋直指金国。窝阔台汗三年，蒙古开始筹划灭金。拖雷献计，述成吉思汗遗意：“金主迁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耳！若出宝鸡，道兴元，不一月，可抵唐、邓。余人失险，首尾不相顾，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窝阔台大喜，遂定下假道于宋以袭金侧背之策。
于是这年六月，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连破凤州、洋州、兴元，然后，浮汉水而下，取金州、房州，将出南阳。果如成吉思汗所料，金主闻蒙古兵自兴元东出，急调潼关守兵步骑十五万南下，屯唐、邓之间。这年十二月底，蒙古军在邓州附近的禹山击败金军。拖雷留军一部牵制退守邓州的金军，自率主力北进，直趋汴京。金军闻拖雷军主力北上，亦悉数往汴京靠拢。潼关一带的金兵南调，蒙古军主力趁机自河中渡过黄河，与拖雷军会合，在禹州西南之三峰山围歼这支金军。次年三月，蒙古军围攻汴京。金被迫迁都蔡州。窝阔台汗六年，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亡。
而南方三峡方面的形势也是一样。自兴元下汉水可以配合自巴蜀东出，打开三峡正面僵局。战国时秦胁楚、攻楚便利用了这一态势。楚立都于郢，西守江关以扼秦军自三峡东出之路。秦已先击灭蜀国，占有巴蜀，又攻取楚兴元六百里地，置为兴元郡。这两个地区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代策划合纵时，曾向楚王指出过秦由此二地击楚郢鄢重心的便利：“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兴元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这是自兴元下汉水与自巴蜀出长江配合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种态势。
李曜本意此次只是考校一下总参谋部筹划至今究竟有多少能耐，却想不到，竟然引出这一番思考。他心中难得地加速跳了几跳：原来拿下兴元，自己对山南东道乃至荆襄的影响力也能大增，一旦情况允许，甚至可以从兴元出兵……
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若从河北、潼关、兴元三路出兵，再配合山东王师范，岂不是可以给朱温来个四面合围？
卷二开山军使第214章秦王之尊（廿四）
凤州，武兴军节度使府中，李嗣昭、李嗣源、李存审三节帅以及右羽林大将军史建瑭刚刚拜领过天子诏书，如今正与充当天使而来的中书舍人冯道商议进军蜀地事宜。
刚刚受封开国县侯、拜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关中南面行营都统的史建瑭看着冯道，沉吟道：“可道，如你方才所言，右相的意思大概就是让我等兵分三路，一路取成州、阶州并作出南渡羌水进击文州之势，一路取兴州、过三泉，作出进击利州之势，再一路则直取兴元府，是也不是？”
冯道点头道：“总参之军议，正是如此。”
史建瑭与三帅对视一眼，李嗣昭开口问道：“那正阳……嗯，右相可曾安排这三路兵马如何分配？”
冯道老老实实地道：“老师未曾示下，只说‘国宝既任副总参谋长，具体的作战规划方面，须得有所担当’。”
李嗣昭点点头，看着史建瑭道：“那就是让国宝拿主意了，国宝你说，怎么打。”
李嗣源与李存审也道：“既是朝廷谕旨、右相亲点，国宝，你就下令吧。”
史建瑭略微有些尴尬，他在三帅面前属于小字辈，虽然年龄相差不大，但军中一向都是讲资历的，论资排辈起来，他还真有点不够看。尤其是三帅都是右相的“朋友加兄弟”，他反过来指挥，更有些说不出的怪异。
按照史建瑭自己的看法，前次凤翔之战好歹名义上是右相亲自挂帅，只是他临走前将指挥权交给自己，自己虽然也实际上指挥了三帅作战，但毕竟是代右相行使军令，与这次全然不同。这一次却是闹大发了，右相竟然直接把“关中南面行营都统”给了自己，让自己去指挥邠宁、保塞、天雄三镇节度使，这未免……
当下郝然道：“某资历浅薄、经验不足……”
谁料李嗣昭直接摆手打断道：“好端端地，你学那些文官作甚！我这么给你说吧：正阳是我兄弟，他做事我放心，他既然看好你，决定让你来指挥，那必然有他的道理。你也不要在乎什么资历、经验，你都能考虑到，还怕正阳考虑不到？你就安心指挥，我要是不从军令，你就直接拿刀把我的脑袋割下来给正阳送去，我李嗣昭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带把的厮杀汉！”
李嗣源听了，也点头道：“正是这般。”他历来沉默寡言，但是有一说一，既然这么说了，那就是真这么觉得。
李存审则沉吟道：“国宝，你方才有此一说，某意，是因为你还未曾理解正阳的用意。”
史建瑭心下微微感动，却被李存审这话弄得不解了，问道：“右相有何用意？”
李存审却转头对冯道说道：“可道，你刚才转述的那句话，且再说一次。”
冯道微微露出笑容，道：“老师示下：‘国宝既任副总参谋长，具体的作战规划方面，须得有所担当’。”
“这就是了。”李存审微微笑道：“正阳这是借此事来为总参谋部树立权威。”
莫说史建瑭，便是李嗣昭和李嗣源也未曾想到这一点上。
李嗣昭心道：“我只道正阳是特意做此事给我三人看，以示权威，因此我才那般回答，表示绝无不服之意，原来这其中还有别的原因。”当下也朝李存审望去。
李存审解释道：“国宝的正职是右羽林大将军，乃从三品，我三人为节帅，均为正二品以上，按理说这关中南面行营都统应当在我三人之中选出才是正理。但正阳不仅未曾按此选帅，反而特意让可道转述了这么一句话，其意还不明显么？”
李嗣昭眼珠转了转：“也就是说，这个总参谋部……”
“有作战规划和指挥之责权。”李存审肯定地道，然后问冯道：“可道，右相可还有什么交代的么？”他这次不称正阳，却称右相，说明是正经地公务询问了。
冯道笑着点头，道：“右相说：‘参谋如果不带长，便只有规划、建言之责，并无指挥之权。而一旦成了参谋长，则有负责日常作训及指挥作战之权’。”
李嗣昭立刻发现一个问题，问道：“参谋长配置到哪一级？”
冯道回答道：“目前只配置到军，不过右相说了，今后还要下沉一级。”
李嗣昭心中盘算，按照正阳目前的规划，一军为七千人左右，再下沉一级便是两千人一个参谋长，剩下一千人是牙兵，估计不会设置参谋长，但那还有个问题。于是又问：“还有一事，若参谋长指挥作战，那指挥使的指挥权怎么办？”
冯道平静地道：“每个参谋长，会带三名或以上参谋军官，若对某一战斗指挥的决议，参谋长及参谋军官全部与指挥使意见相左，则以参谋长的意见为最终决定；若指挥使得到任意一名参谋军官支持，则以指挥使的意见为最终决定。”然后他微微一顿，补充道：“但若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军战败或出现明显的指挥失误，则总参谋部会追究失误者之责任，并责成兵部、刑部等从重严惩。”
此言一出，三帅和史建瑭同时色变。
他们并不奇怪总参谋部的设立，只是未曾料到参谋长的权力，竟然如此之大！
其实在中国古代军队中，参谋一职及相应机构早以有之，只是各历史时期称谓各异而已。春秋时代及春秋以前虽战事频繁，但由于当时参战国家的国力基础、军队数量、装备水平、战略战术、冲突规模等综合作战能力与战争烈度，对比后来的战国时代相对较弱，战场上武装对抗持续时间也相对较短，故而春秋时代参战各国中，往往由该国国君或集谋士与将军功能于一身的将领，亲自指挥作战，鸣金击鼓，发号施令。因此，春秋时代算是我国参谋长一职的萌芽孕育期，但当时只是军中将帅行使兼职功能，并未出现专职的参谋机构和相应的参谋长官职务。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公元前512年，被吴王任命为将军的著名军事家孙武，这位对兵法深有研究的谋士，是具有“准参谋长”特征的早期雏形代表，但严格意义上来说，他还不能被称之为军队专职参谋人员。
而到了战国时代及战国以后，随着当时军事科技的不断进步，军队装备水平获得了大幅提高，参战国综合国力与后勤保障能力也得到长足发展，交战双方不仅有了锋利的铁制兵器，同时，还装备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弓弩，其箭矢射程超过600步，攻城云梯和舟战钩拒等水陆攻防兵器，开始在军中普及列装。陆上作战时，具有快速反应与远程打击能力的骑兵，于野战中投入使用，实战频率逐步赶超传统步兵，并且在攻城夺塞的包围战中，开使运用地道战法等坑道战术，战争烈度与战役复杂性相对于春秋时代明显加强，有时一次交战的兵力投入，竟高达十万余人，战争相持数月甚至经年。
正因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政治形势与军事战略不断变化，战争规模进一步加剧扩大，使得自春秋以来的旧有指挥作战体系，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新军事变革要求，故而，专门替国君和主帅运筹帷幄的专职参谋人员，便应运而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早期的古代军队参谋长，是战国中期的齐**师孙膑，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公元前353年，齐威王“……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因此，时任军师的孙膑，可以算是中**事史上，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专职军队总参谋长。
虽然中国古代军队作战序列中，军队参谋人员和军事参谋机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