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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军为工，以近似徭役的方式，将他们固定起来，不使其有被人蛊惑利用之机。刘相公，你须得检点关南、蜀地户籍、账簿，清点其府库，然后综合朝廷国库情况，为关南、蜀地减免一些苛捐杂税，稳定关南、蜀地民心。李相公，伪蜀国有哪些人是被迫跟随王建作乱的，你要细细分辨，为势所逼者，按照原官降级一品使用，其余罪责暂且不予追究；怂恿王建僭位称帝的，须得严惩；不为王建所迫，坚持正道，未曾同流合污的，要予以嘉奖，特别是对于其中实有才干，品端名正之人，要拔擢重用；至于关南，李茂贞好歹未曾僭位称帝，其地官员，除各节帅府官吏之外，其余暂且留任。崔相公，你是当世名门出身，名望卓著，又是礼部尚书，因此关南、蜀地的儒、道、释等各路名流，须得你来安抚，总须让他们知道，我朝廷大度，不会因王建等一小撮逆贼而胡乱迁怒他人。”
四名宰相如今在李曜面前，那是比对皇帝还“尊敬”，也不摆宰相架子，闻言直接起身领命。李曜摆摆手，示意不必如此，又对王抟道：“王相公，劳你居中调度。”
王抟拱手道：“遵大王教令。”
李曜微微诧异，看了众人一眼，见他们也有些意外，暗道：“我是以中书令的名义掌控中枢的，现在我得封秦王，他平时不称我右相，却称呼大王，还勉强可以说是按照地位最高的爵位来尊称。可我明明是以首辅身份下达政令，他却说‘遵大王教令’，王抟这是要做什么？想把我这个秦王抬得跟李世民那个秦王的地位一般么？”
他心中念头如闪电一般转过：“李世民未登基前能给各地下达命令，那是因为他身兼十几个重要职务，下面未免各种称呼喊得人晕头转向，才统一以秦王称之。如今我的职务虽然也不少，但关键职务并不如李世民那么多，王抟这么回答，就显得有些过了……难道他是用这个方法，婉转地回答刚才托嫣然转达给他的那件事？”
李曜现在职务按说也很是不少，用官方的表述方法，应该是“天下兵马副元帅、太尉、中书令、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射、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太保、上柱国、秦王存曜”，而且这还不包括仗虽打完但编制还没来得及裁撤的两川行营都统等临时性职务。（无风注：据某些史家考证，这种一溜儿的官职，如果是宣读诏书，是要连续一口气念完的，个人觉得这种天使必须得是铁肺……）
而李世民的话，则是“天策上将、太尉、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州牧、蒲州都督、领十二卫大将军、中书令、上柱国、秦王世民”，他还时不时有“左右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等各种职务加身。（无风注：太宗威武……天策上将自己开府不说，中书令和尚书令，三省里头两省长官一起兼了……李渊真是开父子店的。）
但王抟这样说了之后，众人虽然略有些意外，却也没有任何一人表示反对或者出言提醒，而是就此默认。
李曜自然不会主动对此表示疑问，就当未曾注意一般，他转头对史建瑭与郭崇韬道：“武的方面，总参要随时关注南衙诸军的整训情况，此前对蜀军作战时孤就发现我军的训练水平严重下降，这一点国宝应该体会尤深。”
史建瑭深有同感，点头道：“剑门之战时，我军的战斗力水平，只相当于同等兵力下老开山军的一半，甚至不到，的确甚为堪忧。”
李曜点了点头：“正因如此，更要严抓训练，尽快提升战力。要知道如今朝廷兵力看似庞大，实际上在凤翔、蜀中，兵力都不及从前一半。而面对可能出现的反贼，无论政务上何等用心，军务上都不能有丝毫懈怠。安时，整编和训练，是你的职责，务须抓紧。”
郭崇韬抱拳一礼：“大王放心，仆必全力以赴，不负大王重托。”
李曜又对史建瑭道：“国宝，南衙诸军除了镇守当地，还要负责对可能出现的反贼实施围剿，这是防范及作战任务，是你的责任范围，孤就托付给你了。”
史建瑭挺直腰杆，抱拳一礼：“大王尽管宽心，仆将亲赴汉中，居中坐镇，无论凤翔还是蜀地，只要有胆敢为逆者，必死无疑。”
李曜摆手道：“作战，孤不疑你，但此事关键在于防微杜渐，而不是事后惩戒，你此次的任务，不是难在叛逆出现后去平叛，而是使叛逆之辈胆寒心丧，根本不敢冒头，你明白吗？”
史建瑭微微愕然，然后面色坚定，点头道：“仆必细思其中关要，震慑两地余孽。”
李曜点了点头，想了想，还是再交代一句：“如果确实有人有此贼心，而又被你掌握，孤允许你在不得已之时使用引蛇出洞之策，但要尽量避免战事扩大和拖延，争取引出乱贼之后，一战定乾坤！”
史建瑭再次领命，虽然他知道秦王这话也只是防微杜渐，或许两地余孽早已落胆，根本不敢再次生事，但深知秦王为人谨慎的他，还是老老实实领命。
李曜吩咐完他二人，又将头转向了李承嗣和李嗣恩。
“此番孤往太原，其中缘故，你二人尽知。”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李曜丝毫不曾对这件众人不约而同保持沉默的事情讳言，他平静地道：“孤已命左右天策、左右羽林四军北上晋州，不过若未得孤王命令，他们此去便只是整训而已……你二人出身晋王麾下，此番若也前往晋州，孤怕你们心中郁郁难决，是以留你们在长安，为孤守好这大唐两百余年帝都。”
李承嗣与李嗣恩对视一眼，皆是面现苦笑。他二人心中清楚，李曜这一安排，看似对他们的信任有所保留，实则也的确如他刚才所说的，怕他们“心中郁郁难决”。
当初与李存信相争之时，他们二人都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李曜，但那毕竟只是李存信，如果对方换做晋王李克用，他们二人还能这么坚决么？自然不能。虽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自己将会如何选择，但“郁郁难决”必然是最能形容他们心态的词汇了。
而反过头来看，李曜留他们二人镇守长安，其实也保留了足够的信任——长安可是现在李曜势力下的重中之重了。如无长安，李曜的河中、华州、鄜坊等地，便无法与凤翔、金商、兴元以及两川相连，而且一旦失去长安，“奉天子以讨不臣”的名号也必然随之丧失。如果说不让他二人北上晋州，是对他们的忠诚有所保留的表现，那么让他们留守长安这最为关要的帝国京都，则偏偏又是对他们的极大信任。
这话看起来十分矛盾，但其实也很好理解，无非是说：在他们不直面李克用时，李曜对他们足够信任；但如果让他们面对李克用，李曜的信任就有所保留了——当然这一点也可以看做是李曜不想他们为难。换句话说，也是为他们避免了一场痛苦的选择。
李承嗣与李嗣恩同时沉默了片刻，李嗣恩先开口回答道：“大王，无论此番结果如何，神策右军都只会驻守长安，哪也不去，直到大王归来。”他是李克用义儿身份，有些话自然不能随便乱说，而他本来就是直肠子性格，让他口是心非，他也做不到。
李曜并未对这句话表示不满，只是点了点头，朝李承嗣看去。
李承嗣叹了一声，拱手道：“仆从军近二十载，别的不懂，只会打仗。幸蒙大王信重，委仆以镇守长安之重任，敢不尽心竭力？大王此去，万望珍重，长安若有半分差池，仆便将这项上人头，奉于大王案前。”
李曜哈哈一笑，摇头道：“你等无须说得好似要生离死别了一般，晋王对孤恩重如山，历来信任有加，否则哪有孤王今日？此番拜寿之事，看似怪异，其实或许只是晋王恼我许久未曾前去看他，未必有什么大麻烦。孤所有的准备，也只是担心晋王身边有小人挑拨离间，甚至是某些心怀叵测的敌对势力收买了什么人，想来破坏晋王与我之间的父子之情。须知我大唐以孝治天下，这种卑劣的伎俩，一时或能蛊惑于人，但只要孤诚心诚意向晋王解释，以晋王之雅量高致、明心正德，又岂会做那等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徒令对手耻笑？”
他虽然将话这般说了，但王抟仍面有忧色，缓缓道：“大王与晋王，虽是父子，有句话某本不当讲，然则同为中枢宰执，却又不得不言：而今大王身系朝廷安危宁乱，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此番北上太原，终究是有些……”
李曜不知王笉是否将自己的布置告之过王抟，但既然王抟有此一说，他也只能继续装傻充愣，开解道：“诶，王相公这话，孤可不能苟同了，所谓‘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为父贺寿，此人子应有之义，若连此事亦不能为，何所谓君子？”
王抟闻之，只得叹息一声，不敢再劝。因为在大唐，一个人若被认为不孝，则这一污点足以抹杀此人一切功劳和美德！
“百善孝为先”之说由来已久，我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源流长。在传统文化中，孝文化最受推崇。孝文化萌芽于尧舜的宗法、农经时代。《史记·五帝本记》载，“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中国二十四孝“感天动地篇”记述，舜的父亲是个昧盲人，后母顽固，同父异母弟弟象，为人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舜，舜却恭顺地行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尧帝“举孝廉，得知舜仁孝，以女嫁之”。舜接尧帝位后，以德、孝治国，社会歌舞升平，万民丰衣足食。
孔子也非常重视孝悌，把孝悌作为实行“仁”的根本，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父母在，不远游”等一系列孝悌主张。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则进一步提出：“孝为百行之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悌则成为人们做人的准则和行为的规范。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孝子黄香为父暖被、董永卖身葬父以及三国时期孝子孟宗哭竹等事迹，都是因“孝行感天”而得名。
孝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它的影响力强大到不容置疑。
即使在选官制度上，也体现出对孝的提倡。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就是“孝廉”，孝廉就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始于董仲舒贤良对策时的奏请，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孝、廉各一人。后合称为“孝廉”。如果乡里有人以孝出了名，地方长官是有责任向上推荐的，而且还可以直接任用。而反过来，如果有人不想做官了，那么“亲养父母”是最好的托词。因为最高统治者标榜孝道，对这个理由不得不予以准许。譬如汉代的李密不愿为官，写《陈情表》上书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说自己是老祖母抚养长大的，现在老祖母老了，需要自己在身边孝顺、赡养。
而到大唐时节，孝文化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依照唐律的规定，凡是侍奉父母不“善”的，以不孝罪而给予处罚，譬如违反教令、闻父母丧而不举哀等违反“善事父母”的行为都属于此例。甚至，为了让子孙尽心尽力地照顾好长辈，父母在世时，如果子孙攒私房钱或者要求分家的，也要处以三年徒刑。
而且，侍丁养老之制在唐朝也得到进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依有关法令办理）”，“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若子孙人数不够，“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以非亲属之白丁，免役以养孤老，这种“侍丁”就是国家雇请的了。对孤寡老疾的经常性济养，唐令还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大唐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充分体现了孝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何谓“色养”？《论语·为政》里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后来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一说，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唐初名相房玄龄在对父母“色养”方面堪称典范，《贞观政要》卷五有言：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