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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彼此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贞观八年（公元634），松赞干布向唐求和亲，太宗想借此事试探一下吐蕃的虚实，没有答应和亲，只是“遣冯德遐下书临抚，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婚，帝不许”。
于是，便有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的松州之战。虽然此次战役是以唐朝的胜利而告终的，然而，太宗也意识到了吐蕃的强大，对其势力也不敢小觑。所以太宗从政治、军事、边境等方面考虑，为了西南及西北边疆的稳定，对于吐蕃的第二次请求和亲，便予以答应，贞观“十五年，妻以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的入蕃，使唐蕃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双方边境基本上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相继去世，由他们建立的和亲政策、友好关系也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唐蕃之间长达170余年（公元650～821年）的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唐蕃关系和战无常，而又以战争为主。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军队就开始不断侵犯唐朝边境，攻扰附属唐朝的部落政权，而此时唐朝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势力大减。所以对于吐蕃的骚扰，唐政府也一改唐太宗时期的军事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便是其防御策略“安河陇、保长安”的一项重要措施。
再次，河西、陇右的战略地位。河西、陇右大致在后世甘肃省一带，简称河陇，其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河陇地区是中原王朝通向西域、中亚乃至西亚、欧洲的门户，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中原王朝防止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攻扰内地的屏障及边防重地，“镇河山襟带，厄束羌、戎”。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河陇地区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正是所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汉武帝时期为了免受匈奴向汉朝内地骚扰、掠夺，曾几次大规模向西域用兵，终于将匈奴赶至大漠以北，汉朝在此设置了河西四郡（张掖、武威、敦煌、酒泉），并在公元前60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汉武开河西，遏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使不得解雠，合约为中国患”，以此保证了西汉王朝西北边境上的安宁与稳定。从此开始，河西、陇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统治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的战略军事基地。
在唐朝，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其北有突厥，西有回纥，西南有吐蕃，而且这三个少数民族在当时也可谓是强大的政权，有时其势力甚至可以与大唐相媲美。唐朝统治者为了其边境的安宁与稳定，防止少数民族向内地的侵扰，尤其为了防止吐蕃的进攻，高度重视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河陇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要孔，在战略上据有极重要地位。吐蕃若控制了河陇，既可切断与西域的联系，又可成为进攻唐朝心腹地区的跳板。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长安。”所以，河陇一带是吐蕃与唐朝交战的最为频繁的地区。针对吐蕃的这种攻唐战略，大唐对河陇地区做了细致的军事部署。
唐太宗时期，全国划为十道，河陇隶属陇右道，包括安西四镇及北庭都护府等军事重镇；睿宗景云二年，从陇右道中分置河西道，“贞观元年，分陇坻已西为陇右道，景云二年，以江山阔远，奉使者艰难，乃分山南为东西道，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并设置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关于河陇地区在防止吐蕃进攻中的战略地位，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唐初的河西地，贞观中地益拓置四镇，咸亨初为吐蕃所陷，长寿元年，复收四镇，议者请废之，崔融曰：‘太宗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割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今若又弃之，使彼得四镇，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卫，河西必危已’”，也正如唐初名相褚遂良所言：“河西者，中国之心腹”，提议唐太宗重视河西地区，也可见河陇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自永徽元年（公元650），吐蕃军队开始压兵唐朝边境，双方往往剑拔弩张，终于在咸亨元年（公元670），迫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随后，永隆元年（公元680），吐蕃侵扰河源；证圣元年（公元695），吐蕃入侵临洮；“（开元）二年八月乙亥，吐蕃寇边”、“四年二月辛酉，吐蕃寇松州”等等。吐蕃屡屡侵犯唐朝边境，虽然期间有金城公主入蕃，但这只是唐蕃之间战争关系中的一段和平的小插曲，最终没有改变双方的矛盾关系，唐蕃之间的战争仍是屡屡发生。
吐蕃来势汹汹，处于政权不稳定阶段的大唐对于吐蕃的强势进攻，似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处于防御之势。基于此，大唐统治者为了边疆的安宁，以防吐蕃的不断入侵，所以“……为诸将节度，以定其乱”。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为了防止吐蕃及它与回鹘可能发生的联系，特设置河西节度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等七州；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为防止吐蕃的强势进攻，又特设置陇右节度使，领秦、河、渭、鄯、兰、临、武、洮、岷、廓、叠、宕等十二州。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共驻精兵十四万三千人戎守，对吐蕃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使吐蕃难以攻入。
由于河西、陇右在唐朝有着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再加上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也就合情合理合时宜了。河西、陇右节度使设置在唐蕃战争最为频繁、都护府等同虚设的情况下，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责任重大。事实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防御了吐蕃的进攻，保卫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稳定，同时也助唐朝中央政府平定内乱，护卫了京师的安全。可以说，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即“安”了“河陇”，也“保”了“长安”。
首先，“安河陇”。开元二年（公元714）秋，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十余万众进寇临洮、兰州、渭州，吐蕃从九曲之地，攻打唐朝，挑起事端，此距金城公主入蕃和亲还不到十年（公元706～714年），随着吐蕃军队的入侵，唐蕃第二次短暂和平告一段落，双方又开始了争夺战争，吐蕃“自是连年犯边”。
唐朝为了防御吐蕃在河陇地区的军事进攻，以“郭知运、王君奐，相次为河西节度使以捍之”，开元五年，以郭知运遥领陇右节度使。唐朝在河陇地区驻扎精兵强将，而且兵力众多。自从河西、陇右节度使设置以后，唐朝在唐蕃战争中无论是进攻或是防御，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是唐蕃双方自永徽年间开战以来，唐朝取得胜利较多的一个阶段。
开元五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进攻吐蕃获胜，“七月壬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及吐蕃战，败之”、开元六年（公元718），郭知运又率军进攻九曲地区，大获全胜。经过几次失败以后，于“七年六月戊辰，吐蕃请和”。吐蕃的这次请求和约，虽然没有与唐朝形成文字上的签署，但在此后几年，唐蕃之间在河陇地区也保持了一段和平时期。可是此时，唐朝正处于第二个盛世，即玄宗开元盛世的阶段，皇帝开明，同时也好大喜功，而边城将士亦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于是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陇右节度使王君奐对吐蕃发起进攻，双方再次燃起战端。“（开元）十五年正月辛丑，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奐及吐蕃战于青海”，双方在青海一战，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年。在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到了后期，河西节度使萧嵩利用反间计，造谣吐蕃大相悉诺逻恭禄背地里与唐相通，赤德祖赞不明真相，将其杀害，“嵩纵反间，杀悉诺逻恭禄”，致使吐蕃军队涣散，又无良将。在这种情况下，随后吐蕃发动的几次攻势，都在唐朝强大兵力的防御、反击下遭到了失败，而唐朝却乘胜攻克收复了许多城池，如“（开元）十六年正月壬寅，赵颐贞及吐蕃战于曲子城，败之”、“七月，吐蕃寇瓜洲，刺史张守珪败之”、“乙巳，陇右节度使张志亮、河西节度使萧嵩克吐蕃大莫门城”、“八月辛卯，及吐蕃战于祁连城，败之”、“十七年三月戊戌，张守珪及吐蕃战于大同军，败之”、“（天宝）十三载三月，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败吐蕃，复河源九曲”等等。
吐蕃一次次的失败，使其赞普不得不考虑重新与唐朝讲和。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曾多次会盟，但是由于双方边境战火迭起，近十次会盟都终归失败，直至最后一次，即长庆会盟，才最终结束了双方170多年的争夺，但那已是100年以后，唐蕃双方都走向衰败，无力再战之时的事了。在这之前，双方的争斗仍然继续着，河西、陇右节度使所驻扎的精兵强将还担任着保护河陇地区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也就保障了河西走廊畅通及唐朝的商旅来往的安全。
其次，“保长安”。河西、陇右节度使除了保护了河陇地区的安全、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外，同时也助唐朝平定内乱，护卫了京师安全。唐朝历史自从进入天宝年间，逐渐开始走向衰落，玄宗不理朝政，任用奸臣。而地方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集地方财、政、军大权于一身，“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致使节度使所统辖的藩镇割据逐渐形成。终于在天宝十四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及其部史思明发动叛变，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洛阳、长安。中央政府抽调河西、陇右及北庭、安西四镇的精兵强将东进平叛，护卫京师。经过长达八年的奋战和政治妥协，“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下去。后广德二年（公元764）又有仆恩怀恩造反，又是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命监军柏文达率军解救京师之危。
唐朝的两次大的内乱，在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协助下，终被平息下去。
然而，随着唐朝内乱的平息，河陇地区却逐渐被吐蕃所占领。安史之乱期间，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精兵被东调，河陇地区空虚，因而“吐蕃乘我间隙，日蹴边城，或为掳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数十州”。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吐蕃陷威戎、神威、武宁、宣威、金天、天成等军和定戍等城；第二年，又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漠门等军；宝应元年（公元762），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至此，“陇右地尽失”。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吐蕃又占甘州、肃州，十一年，再占瓜州；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占沙州，贞元七年（公元791），攻陷西州。
安史之乱后不到半个世纪，河陇诸州及安西、北庭辖地皆被吐蕃占领。广德元年，吐蕃控制了河陇地区后，曾一度兵锋直指长安，代宗出逃。虽然十三天后，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但这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安史之乱”及仆恩怀恩造反而两度抽调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原因所造成的，同时也突出了河陇的重要战略地位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又可以看到节度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节度使设置的初始目的是防止少数民族进犯，保障边境安全与稳定，其性质是纯军事性的。在初期，节度使也的确起着军事作用，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可是，到了后期，节度使集地方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藩镇割据也由此产出，大唐也形成了外强中干的政治形势，加剧了大唐的衰亡，“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清末史学家赵翼曾说：“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
不说别人，就说李曜，若非在河中时财、政、军三权齐掌，哪里有机会西进长安，继而成为“关中王”，控制朝廷，威震天下？
可见节度使的设置，在后期不仅没给唐朝边境带来安定，相反，却使唐朝内部陷入动乱，从而引发了藩镇割据势力的不断争斗，并最终断送了大唐江山的命运，“盖唐之乱，非藩镇无以平之，而亦藩镇有以乱之”。这是从整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