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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至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把中国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树立了一块辉煌的纪念碑。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他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上上下下林林总总全部浓缩进大观园内,构成中国文化之大观。他描写的刻骨铭心的宝黛生死之恋,更是可歌可泣,千古流芳。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影响之大遍及海内外,曹雪芹堪称世界级的大作家。《红楼梦》研究已成为专门性的研究学科,“红学”已成为显学。
在清代,除《红楼梦》外,还有两部独具特色的书,即《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满怀“孤愤”的蒲松龄天才地创造了一系列花妖狐魅各具人情的艺术形象,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耸立起了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儒林外史》则是一部专门讽刺中国文人的奇书,首开了解剖文人灵魂的先河。鲁迅十分推崇《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可以说鲁迅战斗的文风和讽刺艺术得益于《儒林外史》的影响。
中国古代还有一部大书《文心雕龙》,它总结前人启示来者,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多方位精到地阐释文学之要义,它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中国近代虽然没有出现文学巨著,但作家作品众多,风格流派各异。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政治国家学说的启蒙思想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现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萌芽的东西。经过近代文学阶段的准备,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才真正出现了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发出了人的觉醒的第一声《呐喊》,如沉沉大地上的巨雷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文化巨子郭沫若以自由的《女神》放声狂歌“凤凰涅槃”,如漫漫长夜里的火光,照亮了再生的未来。现代大作家巴金犀利的刀笔解剖着封建的大“家”,导引着无数青年冲出牢笼,奔赴光明。
默诵33部煌煌巨著,眼前浮荡着浩浩千年风云,耳畔响彻滚滚万里雷声。华夏子孙历经漫长的文化苦旅,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血印,走进了社会主义的今天:开放,呼唤八面来风;改革,鼓荡四海翻腾。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个孕育文化巨著、诞生文化巨人的时代,我们期特,我们呼唤,我们努力!
1995年10月于山东大学
1 上古祖先的足音——《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档案文件和政治论文的汇编。由于它被儒家崇奉为“五经”中地位最尊的一经——《书经》,便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又是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大经大法”。围绕《尚书》的文字、真伪等问题还引出了我国学术史上纠纷最多、争端最大、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一桩公案,因而《尚书》在历史上的影响远非一般史书所能比拟。
扑朔迷离的公案
《尚书》通常只被称作《书》,它为什么又叫《尚书》呢?
后代学者解释时都认为“尚”和“上”是同义通用字,《尚书》也就是《上书》。
但是,对于这个“上”字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说“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有的说“上”是“尊崇”之意,即“人们尊崇的书”;有的说“上”就是“君上”,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
《尚书》在先秦时代大约就有定本了,但它究竟成书于何时,为何人所编定,由于资料缺乏已很难确知。春秋时,其中的一些篇章已成为贵族们熟悉的读物,孔子聚徒讲学时,把它作为最主要的教材之一。所以,汉代人大都认为它是孔子编纂。但是,这个说法自宋代以来就受到怀疑,现在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末期。
秦始皇一声令下,焚书坑儒,除了朝廷博士所掌管的,其他民间私藏的《尚书》统统化为灰烬。此后不久,农民起义推翻秦朝,接着又发生刘邦、项羽的楚汉战争,一连打了七八年仗。山东济南有个学者姓伏,名胜,人们称他伏生,曾在秦朝担任过博士,手头保留下一部《尚书》。为了躲避战乱,他把《尚书》藏在家中的墙缝里。等到战争结束,伏生返回故乡,从墙缝中找出来,已丢失不少,只剩下28篇。伏生便捡起这28篇,在本乡传授门徒。
汉文帝即位后,注意搜集整理文化典籍。这时伏生已九十多岁了。文帝派晁错到伏生家里,伏生口授讲解,晁错记录下来,带回朝廷,又加上另外发现的一篇《泰誓》,共29篇,成了官方承认的定本。由于这部分《尚书》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的,所以后来被称为“今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在扩建宫殿时,拆毁孔子故居,突然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先秦古书,其中就有《尚书》。后来,各地又接二连三出现了古《尚书》,由于都是用先秦小篆字写成,统称为“古文《尚书》”;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整理编成34篇。
从此,汉代的儒学便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派别,研究“今文尚书”等经典的称今文经学派,研究“古文尚书”等经典的称古文经学派。
两派互相攻讦,各立山头,闹得不亦乐乎。两派的区别,不仅仅是书写文字和读法的问题,而是随着师承源流的不同,对经义的解释不同,政治地位也不同。
今文经派把经文与谶纬迷信联系起来,使经学神学化,对经文的解说随意发挥,牵强附会,空虚繁琐。例如,有个叫秦恭的人,为解释《尧典》这两个字的篇名就写了一百多万言。这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用几万字考证天国的猪进上帝花园是哪只脚先进去,以及一只针尖上能站几名天使,简直如出一辙。古文经派比较注重文字训诂,不凭空臆造,从实际出发阐明儒家的道理,显然比较进步。但由于官府把今文《尚书》定为正宗,立为官学,研究它成了一般知识分子跻身仕途、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像东汉专治今文《尚书》的桓荣家族,三代连任五位皇帝的老师,煊赫无比。他家各代传授的弟子都数以千计,不少人做到卿相等大官。所以今文《尚书》风靡一时,人们趋之若鹜,古文《尚书》虽只是民间私学,却因为具有简要明了、思想犀利的特点,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渐成为私学的主流。东汉时,大师辈出,贾逵、马融、郑玄等便是代表。在他们的倡导下,古文《尚书》在学术界日盛一日。三国时,今文《尚书》反倒无人问津了。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突然向朝廷献上一部据说是西汉经师孔安国注解的“真本”古文《尚书》,共58篇,其中除把伏生所传的28篇分成33篇外,又多出了25篇。这部来路不明的奇书传到唐初,唐太宗命令著名学者孔颖达修订,由政府颁印发行,成了唯一正统的读本,不但帝王臣僚学习它,科举考试也以它作为标准经典,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从北宋开始,直到南宋朱熹,宋人就已怀疑这部《尚书》中有赝品伪作。
清初,经过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等人考证,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梅赜献的这部古文《尚书》除伏生所传的33篇(实为28篇)是真货外,其余25篇竟全是伪造的假古董!一千多年间高高尊奉的煌煌圣典被痛快地推翻,这是清代学者继北宋以来历代学者探索完成的一项杰出的学术成就。从此,学术史上的这桩大疑案铁证如山,判词铸定,人们再也不会以假当真了。只是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仍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阅读时需慎重甄别。
佶屈聱牙的文献
《尚书》今文28篇,上起传说的尧舜,下迄春秋中叶的秦穆公,时间约相当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600 多年。涉及内容相当广泛,既反映了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古代的社会制度、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方面的情况,还有自然科学方面如天文、地理、土壤、物产、农业等内容。由于《尚书》是商周时代形成的历史文献的孑遗,其后的两千多年中,又长期作为政治哲学经典被尊奉着,整个封建时代的重要历史活动往往为它的思想所左右。因而,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以及政治思想、语言、文字、文学、哲学、神话、社会生活、自然科学等等,它都是弥足珍贵的重要资料。
从文章的体裁来讲,《尚书》属于散文,但其风格不仅和秦汉以后的散文差别很大,就是和秦汉以前的散文如《左传》、《国语》等相比也很不相同,自古便以古奥难懂著称。唐代著名学者韩愈在评论《尚书》时指出“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准确地概括了《尚书》在语言上结结巴巴、晦涩拗口的特点。人们往往一提《尚书》,就想起韩愈的这句话。
《尚书》篇章是按虞、夏、商、周四代顺序编排的。将全部内容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归纳成三组。第一组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给舜,大禹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等;第二组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尤其重点地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等;第三组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没有直接关联,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等。
《尚书》各篇的文体也不尽相同,大多数篇章是“记言”,但也有些属于“记事”或“记言兼记事”。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典”,即经典之意。
如《尧典》记载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尊重,所以奉为经典。实际上“典”并非当时的实况记录,而系后代人追叙。
第二类是“谟”。“谟”读音和字义都与“谋”相通,“谟”就是“谋议”的意思。如《皋陶谟》说的是舜、禹、皋陶等人彼此问答、谋议政治的谈话。
第三类是“训”,即教训、告诫。如原有的《伊训》据说就是商朝大臣伊尹教训商王太甲的话,但此篇已佚,我们能看到的《伊训》是伪书。另有《高宗肜日》一篇是记载大臣祖己教训商王的话,也属于“训”。
第四类是“诰”,意思是诰谕。无论从口头上或用书面告谕别人都叫做“诰”。
《尚书》中的“诰”大多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群众的讲话,占全书的半数左右,是书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多是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也最为难懂。
如《盘庚》记载盘庚告谕臣民服从迁都于殷的行动,《康诰》记载周公教导弟弟康叔如何统治被征服的殷人,还有戒酒的《酒诰》,不要贪于逸乐的《无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