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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主客关系就颠倒了。今天的君主以自己为主，天下劳动人民为客。君主强迫天下人民为他一人服务，却标榜为“大公”。其所谓“大公”只是他一个人的大私而已。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志得意满地对他父亲说：“你经常说我没出息，不如我二哥。
现在你看看，我所置下的产业，与二哥相比，谁多？“这段话就充分表露出了后世君主以天下为己私业的心态。在还没有得到天下之前，使天下的人去
为他流血拼命，使天下的人妻离子散，其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天下这份私产。
这是多么惨痛的事！而他却说，这是给我的子孙后代创业啊。得到了天下，当上了皇帝以后，又敲吸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的子女，其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人的玩乐。君主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说，这是我产业的利息。君主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天下人民被敲骨吸髓，陷于痛苦的深渊。可见，“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自秦汉以后的君主，被臣民看作“寇仇”，称为“独夫”，这是君主专制造成的必然结果。
黄宗羲严厉痛斥了秦汉以来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制度。他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是相当明确的初步民主思想。梁启超曾说过：这样的论调，在现在看来，固然很普通，很肤浅，然而在二百多年前，却真是极大胆的创论。的确，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明夷待访录》不啻千钧霹雳，猛烈地震动了黯然窒息的思想界。
关于君和臣的关系，在封建社会里，儒家的正统思想基本上认为君民或君臣是绝对的隶属关系。臣民对于君主只有服从的义务，韩愈在《原道》中曾这样说过，君主是下命令的人，大臣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迫使人民实施的，劳动人民是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上奉君主的。这是汉唐以来统治阶级关于君臣君民关系的传统思想的典型表述。黄宗羲批判了这种看法，指出秦汉以后的君民或君臣关系都是不合理的。
黄宗羲认为，天下之大，并不是一个人就能治理好的，必须进行合理分工而治之。所以作臣民的，是为天下工作，而不是为君主一人，不是为了君主这一姓之家。人们出来做官，应该为人民办事，不应该专为君主一家服务。
他严格区分了“臣”与“仆妾”。“臣”应该“以天下为事”，而“君之仆妾”，则仅仅是君主的“奔走服役之人”。“臣”应该是“师友”，不应该看作君主私人的奴仆。他指出，君臣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治天下好比拉大木头，前边的人和后边的人，呼喝相应。基于此，他提出君臣名异实同的观点。他说：“岂知臣与君，名异而实同耶？”这样，就打破了传统的尊君卑臣的观点，提高了士大夫的地位。他又指出，为臣的人应该努力追求“天下之治”，所谓“治”
应该是人民的安乐。这是因为天下的治乱，不取决于一人一姓的兴亡，而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忧乐。人民生活安乐是治，人民生活愁苦是乱；而朝代的兴亡不是治乱的关键。一个朝代的兴未必是治，一个朝代的亡未必是乱。他论证说，商纣王灭亡，人民生活安乐了；秦国兴起，蒙古族兴起，人民生活更愁苦了。他完全从“万民”的生活来解释治乱的意义，把一姓之兴亡看作不重要的事情。他对臣民“杀其身以事其君”的传统道德观念更是嗤之以鼻。臣不是为君主而设的，所以不必为君死，臣应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这才伟大，死的有价值。
黄宗羲关于君臣君民的学说，打破了“君为臣纲”的传统思想，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具有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
天下之法与“学校”议会为了削弱和限制君主专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很多主张，其中之一就是实行法治，反对人治。他区分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
他认为“三代以上之法”是为天下而设的，是为天下人民的生养教化而设立的，目的在于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问题，“未尝为一己而立也”。
而“三代以下”，即在封建专制时代，“朕即国家”，根本无法可言，即使有法律条文，也不过是君主为“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的“一家之法”。本来，法是用来协调公共利益的，今君主一人任意为法，就是“非法之法”。制定这种法，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持私家政权，为了独占一切利益。利益不想遗给百姓，好处必定供奉给君主。于是这种法不得不设得很细密，而法律越细密流弊也就生出来了。
这种法是有害于人民的。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应制定“天下之法”，依法治国，“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须有正当的法制，然后依法办事，才能办出成绩。如果法制不合理，即使有“能治之人”，也受法的牵制，为避免嫌疑而左顾右盼，只能在法允许的范围内办事，不可能有特殊的作为。这就是说改革法制是必要的。假如不从根本上改变法制，社会的情况是无从好转的，种种的黑暗和弊端也就越来越严重。所以黄宗羲大胆质问：难道天地这样大，在亿万人民中，独自厚爱一人一姓吗？这在当时的社会里，确实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惊骇之声。
黄宗羲又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思想。他认为，应该扩大学校的职能，使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出于学校。他主张必须使治理天下的一切工具都出自学校，这样设立学校的意义才开始完备。学校应该是决定“是非”的最高机关。天子认为是的不一定是，天子认为非的不一定非。这样，天子就不敢自以为是非，而由学校判断决定其是非。皇帝应该听从学校的公议，政治上决定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应归于学校。他引证说，东汉太学生的“危言深论”，北宋太学生的主持公议，都是正当的。假如当时的朝廷以学校的是非为是非，国家就可以保持平安了。
“学官”，即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不应由政府任命，应由公众推举。各地方郡县也要设立学官，都由“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首都太学的校长，更须由大儒担任。规定最高学府中的长官祭酒，其重要程度与宰相相等，或者宰相还不如他重要。祭酒应该是皇帝的师傅，他可以当面指责朝政得失，“政有缺失，祭酒可直言无讳。”各地方郡县的学官，对地方官同样有评议监督之权。
黄宗羲所谓的学校，有议政的权力，有监督的作用，培养舆论，决定是非，监督政府，进退官吏，这可以说是各阶层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机构。这里所谓的学校，从议政的功能来讲，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议会，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议会。《明夷待访录》所提出的扩大学校职能的学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议会的设想。当然，这些设想和主张，在其所处的社会里，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妙理想而已。虽没有实现的可能，但能在当时否定封建专制独裁，也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对“戊戌变法”影响最早最深的书黄宗羲的这些构图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不仅仅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和愤懑，还触及到了封建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且有着对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向往和猜测。虽然他还保留了君主，但其权力已转到内阁“政事堂”和“学校”（议会）了；虽然他设想的这些内容还很模糊，但它毕竟属于尚在萌芽状态中的市民阶级的幼稚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的起点，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钳制下闪出的一道异彩。这种以人类自私自利为基础和强调立法的思想，是多少闪现了后来资产阶级所力争的“天赋人权”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比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要早近一个世纪。尽管没有《社会契约论》那样的思想深度和细密的理论，但是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及其杰出的思想家，在世界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出的努力和贡献，绝不逊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
《明夷待访录》中的启蒙思想，在当时和以后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曾高度评价说，他对《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道天下并不是没有能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三代”时的兴盛可以慢慢复还。
《明夷待访录》对二百年后的近代资产阶级起了很大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梁“戊戌变法”运动，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梁启超在后来回忆中说，《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光绪年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又说，“我们自己的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影响最早最深。”而他们倡民权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的骤变极有力焉。”在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变法中，所谓的“共和国”，就是黄宗羲提出的责任内阁“政事堂”的一种翻版。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仍然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及其民主启蒙思想，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
《明夷待访录》在清代曾被列为禁书。但思想是禁不住的。它像一道启蒙的曙光，照亮了近代中国的思想界。
15 师夷长技制夷之道——《海国图志》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朝政府，对外“茫茫昧昧”，昏聩无知；而先进的中国人，却从英国的大炮声中惊醒，他们开始思索中国落后、失败的原因，从而提出了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的重大课题。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的。这一思想影响中国几乎达半个多世纪。伟大的爱国者、思想家魏源对这一思想作了最早、最系统的阐述。他的阐述集中反映在其宏篇巨著——《海国图志》中。
从《四洲志》到《海国图志》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汉士。1794年4 月23日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县金潭乡一个濒临破产的地主家庭里。魏源七八岁时入私塾读书，15岁中秀才，17岁开始在家乡设馆授徒，颇有文名。1814年，魏源随父进京，走出了家乡的小天地。随着视野的扩大，魏源的思想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他开始朦胧地感到，必须对这个社会进行医治。在此后几年的京师生活中，魏源深入研究汉学，攻读经史，探求诗义，从当时今文学家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奠定了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基础。在此期间，魏源还与龚自珍、林则徐等一些不尽受儒家思想束缚的思想家互相切磋，议论时政。这对后来魏源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随着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魏源对自己过去所学进行了清理和批判：痛斥了汉学的繁琐、宋学的空疏；对他早期接触的陆王心学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以经世致用为原则，着意阐发经书的“微言大意”，用来解释和改革社会。这些都为魏源社会改革思想、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及其进化的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822年，魏源中举；此后两次会试不第，开始专心经世之学的研究，完成了《皇朝经世文编》120 卷的编辑工作。此书问世，风行海内，几乎成了讲述社会经济的必读之书。
在此期间，魏源还陆续撰写了不少关于经济、漕运方面的著作，提出了重视商业、重视海运等主张，更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变革的主张，强调“法久弊生，因时制变”。此时，魏源的社会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已趋于成熟。这可以说是魏源以后编写《海国图志》的思想基础。
促使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历史契机是鸦片战争的失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魏源亲赴浙江前线御敌，并亲自讯问英俘。后据英俘提供材料、旁采他闻写成《英吉利小传》。此时，林则徐正受命使粤，为了解敌情和外事，林则徐除了亲自做调查和派人做调查外，还请了四个精通英文的译员，大量翻译外国书报，并利用一些外国人住在广州或来广州的机会，派员或亲自向这些外国人访问外情，收集了大量外国的军事、政治、历史、地理等资料，并以译著——《世界地理大全》为蓝本，辑成《四洲志》。1841年7 月，林则徐被遣戍伊犁途经镇江，魏源亲迎会晤。老友相见，百感交集。是晚，两人通宵对榻，万语千言；民族忧患，国家存亡；愤懑、忧戚、砥砺，两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融合。临别，林则徐把自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