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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问题中70％已达成协议，其余的继续磋商，准备发表公告，让全国人民知道。最后还说：
“毛先生准备月内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
局势虽然诡谲多变，但谈判还是达成了协议。10月10是辛亥革命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下午，国共双方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
难忘的1945年10月10日下午，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不仅亲身参加谈判的代表感到协议得来不易，满怀喜悦，就是办理事务的人员，知道谈判内幕的我们，也是喜气洋洋，十分高兴。从一清早，大家就忙开了，把小小的客厅和衣帽架收拾整齐，茶水香烟准备好，在会客室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横摆着一张条桌，覆以桌布，摆上签字用的笔墨。会场简朴、肃穆、庄严。但没有邀请记者和任何人参加，所以具体情形当时报上并没报道。
下午四时许，一切准备就绪，双方代表先后到场，互相致意，并审阅了事先誊写好的《双十协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虽然没有说话，但从脸上表情看，显得既严肃又高兴。全体代表中，只有张群因公外出，不在重庆，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协议的全文于同月12日在报上公布。
签字完成后，邵力子先生向双方代表建议：“这次商谈，所以能够获得初步成功，达成协议，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劳苦奔波，应请他下楼相见。”大家欣然同意，于是**主席下来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贺……1945年11月，蔡远飞回到昆明。
这时候，昆明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嫡系精锐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用武力解决了滇军警卫部队，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
龙云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18年来，云南地面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政都由他说了算。抗战时期，不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龙主席，就连美国人也要对这位土皇帝礼让三分。
当地警察不仅敢揍中央军，就连军统特务也敢抓：地方保安团在路上设个关卡，**过去要收费、美军过来也要交钱，真是在老虎头上拔毛的角色，实在霸道。
于是，抗战刚结束，蒋总裁就对“龙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军的四个军调到越南去受降，然后指派第5军对昆明城里的几个警卫团实施突袭，再把龙云霁上飞机、送到重庆去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从此软禁了起来。
“昆明事变”的总指挥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总队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伞兵部队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由于行动进展比较顺利，这支预备队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蔡远飞他们没有赶上“昆明事变”，但大家对事变的后果却有着深刻的印象一一昔日趾高气扬的滇军军官如今已变成了落翅的凤凰。
**巡逻队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员和商人就进行盘问搜查，稍有不顺，抬手就是一巴掌、张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滇票”是龙云发行的云南货币，原先比法币坚挺，可如今已经宣布取缔，成了一堆废纸一一这时的云南入就和他们的纸币一样，不再值钱了。
不过，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会舆论最热闹的话题依然是《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但从内容上看，国共双方一致赞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通过“党派平等合作”的途径“建设独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国”，同意整编军队、削减武装力量……，，这让许多人对未来的和平充满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华日报》公开发表**的《沁园春？雪》。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这篇诗作，一时间，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纷纷唱和，有赞扬的也有反对的。蔡远飞虽然不太懂得诗词，但也觉得这篇《沁园春》写得很有气势……，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
《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桀骛自负和锋芒毕露，显示了**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利**极强的铁血枭雄，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一一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放弃和平幻想，做好战争准备”一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随后的”整编退役”活动中，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
当时，蔡远飞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来，达成“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真正实行“军队国家化”一一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和平”，真心地期盼着“民主”和“自由”的到来一一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
在昆明，热衷于“和平民主运动”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以及云南大学、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因为这几所学校里“民盟”的教师比较多，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蔡远飞曾经去旁听过几次，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性的意见，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
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但一年多来的经历，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已经使蔡远飞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
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更不相信一纸提纲要领的“双十协定”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蔡远飞认为，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一一可是，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终找不到答案。
在这个时期，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由“军政部战车兵处”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
马师恭是黄埔一期生，陕西人，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资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刘农唆中校成了上校，姜键少校升了中校，就连蔡远飞上士也变成了蔡远飞少尉，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刚开始，蔡远飞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蔡远飞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如果照1日当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
让蔡远飞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那布告上说，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语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鹭美预备班”，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一一这个消息给了蔡远飞极大的鼓舞。一直以来，他都心存“建设高素质军队”的美好愿望，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的好办法。
11月份，参谋处宣布了”留美预备班”
的大名单，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而最终能够到美**校进修的却只有16个名额。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些“预备留学生”中，蔡远飞的资历是最浅的，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钟汉勋。
蔡远飞知道，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预备班”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年初的时候，蔡远飞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少尉教员”，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威了“少尉学员”，而且这两次日勺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一一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
“留美预备班”自勺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除了学习语法、锻炼听写、翻译作文之外，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
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走上讲台，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从乡长骂到总长、从上士骂到上将，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骂够以后，摔门就走了。
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简直一无是处。
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于是只好换人。可换来换去，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搞到最后，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实，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已经骂习惯了，一时半会地刹不住车。
抗战期间，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军政、“民主堡垒”和学生运动。说起来，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执政方略，大学教授高谈阔论、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龙云主席，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
虽然都是骂，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
一类是“正统派”，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查良钊、雷海宗之类，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很少指责重庆：另一类则是“自由派”，逮谁骂谁，既骂共党也骂老蒋，其中有钱端升、杨振声、伍启元、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专骂执政党的“激进派人物”其实并不多，但号召力却很大，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民盟”威员，风头最健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
骂人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不仅惹得秀才开骂，就连丘八们也在骂。
在昆明北校场，除了伞兵的“留美预备班”、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名称叫做“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一一顺便说一句，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第二军官总队”，这不准确，真正的“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应该在四川合川一一“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编练处长是何绍周、总队长是盛家兴，所以又被称为“周兴部队”。
当时，社会上有个“五毒”的说法，即所谓“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伤兵荣”。这“军官总”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不上前线打仗，专在后方打人”。
“军官总”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被撤销编制的部队的军官，二是部队整编时淘汰的军官，再就是因个人原因不能随原部队移防的军官，总之都是些”失业军官”。
过去，**的惯例是“吃空额”，部队的士兵实数只有编制的一半。抗战胜利后，政府整编军队，把以前的水分挤一挤，结果是当兵的不够数、当官的却有富余，于是就把这些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培训一番，另行分配。
至于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许有可能进入军警系统，而大部分人都必须回老家，参加“返乡军人会”，可问题是，“返乡会”的薪水只有军队里的一半，按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连自己吃饭都要饿肚子，就更别指望养家了。这个待遇使得失业军官们十分不满：“丧尽天良！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卖命，发财的时候就不要我们了……于是乎，在北校场训练基地，蔡远飞他们每天都可以观赏到“骂人表演”。
西南联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骂：
“独裁！**！”军官队的土丘八就在操场上又着腰跳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教授们在屋内声泪俱下：“民主无望，水深火热。”失业军官在外面挥舞拳头：“活路走不通，去找**！”真是好玩极了。
不过，“军官总”虽然能和读书人骂成一堆，却走不到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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