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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马尔一伙人日夜盯梢伊娃的父亲，把这位可怜的老人折磨得坐卧不安。他们监视他公寓的门厅，跟踪他的汽车，在伊帕内玛大街人流如潮的人行道上紧追他不放。他们甚至还放出风声说要劫持他，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以期迫使他说出女儿的去向。但他很谨慎，从不单独露面。
兰西第三次去特鲁边的卧室，终于发现门没上锁。他悄悄进了门，手里拿着一颗镇定药，还有一瓶她喜欢喝的爱尔兰产的汽水，每瓶售价四美元。他走到床前，默默地坐在她旁边，把药丸递给她，她接过药丸，吞了下去。这是她不到一小时内所吞的第二颗药。然后，她呷了口汽水。
一小时前，警车载着那个胖乎乎的摄影记者离去。两名警察逗留了20分钟，向他们问这问那，显然无意马上提出起诉。一来这是私人住宅，二来新闻人员已被告诫不要前去打扰。加上该记者所在的那家杂志又是北方某地一家低级出版物，完全没有影响。
看来他们对兰西的动武还是表示同情，甚至怀有敬意。为防万一，他们要了特鲁迪的律师的姓名。兰西威胁说，如果对方硬要拖他们上法庭，他就反过来告其私问民宅。
两名警察走后，特鲁迪发了火。她恼怒地抓起沙发上的软垫扔进壁炉，吓得保姆领着孩子奔出了客厅。然后，她瞥见兰西就在身边，便拿他当出气筒，什么脏话都骂了出来。原因不为别的，就为一连串的打击——帕特里克的消息，保险公司的诉讼，法院的限制令，记者的蜂拥而至，再就是兰西在游泳池边揍了一个摄影记者。
不过，此时她已安静了下来。在此之前，兰西也服了一颗药。他见特鲁迪已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宽慰地舒了口气。他想去拥抱她，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说一些动听的话，但此时此刻，这样的方式未必奏效。弄不好，她又会大骂一通。特鲁迪需要镇静，但只能根据她的实际情况来因势利导。
特鲁边躺在床上，手背盖着前额，闭上了眼睛。
室内很黑，其他房间也是这样——帷帘遮得严严实实，电灯熄灭，或仅留有几丝微光。然而屋外路边，人群熙熙攘攘，有的在拍照片，有的在录像，他们正在为报纸和电视台关于帕特里克的可恶报道收集资料。今天中午，她就看见自己的居屋出现在当地新闻节目中，被电视台用做背景，一个傻里傻气的黄脸女人，张着一口大牙，指东道西地评论帕特里克，评论上午帕特里克的妻子提出的离婚诉讼。
帕特里克的妻子！想到这里她不免打了个寒战。
她差不多有四年半没做帕特里克的妻子了。她已经体面地安葬了他，然后一边等待那笔保险金，一边试图将他忘掉。当她拿到那笔保险金时，他的一切已经在她的心中逐渐消失了。
唯有一个时刻还能勾起她的痛苦的回忆。那是她和阿什利·尼科尔呆在一起的时候，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她告诉自己的女儿，她父亲回不来了，去了天堂，在那里他过得很幸福。女儿愣了一会儿，然后恢复了原状。这正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儿童所能表现出来的心态。她不允许任何人在女儿面前提帕特里克的名字。这是为了保护她，特鲁边解释说。
既然她对自己的父亲没有印象，就不必勉强她了。
除了这一短暂的插曲。她沉浸在极有活力的寡妇生活中。她去新奥尔良购物，从加利福尼亚订购健康食品，在健身房锻炼，到高级美容院接受按摩和整容。她还替女儿请了一个保姆，以便她和兰西外出旅游。他们迷上了加勒比海沿岸的旖旎风光，尤其是圣巴茨，那里有棵体的浴常他们同法国人一道，脱光衣眼，在海滩上高视阔步。
圣诞节是去纽约商业街购物的好时光。1月可以混迹于韦尔的达官贵人之中。5月又意味着是到巴黎和维也纳去的时候了。他们渴望拥有一架私人小飞机，如同在飞机场遇见的那些了不起的人一样。
购买一架旧的小喷气式飞机可能需要100万美元，现在这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兰西声称要去赚一大笔钱，而她总是担心他把赚钱的事看得太认真。她知道，他干的是走私毒品。
幸好他只是从墨西哥购进大麻，还不至于有太大的危险。鉴于他们需要钱，她也就不时放他去干此事。
她并不恨帕特里克这个人。无论是死去的帕特里克，还是活着的帕特里克，她都不恨。她恨的只是这个事实：他没死，已经复活了，又回到了复杂的生活中。她是在新奥尔良一个宴会上和他相识的。那时她正和兰西呕气，想另找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最好是既有钱，又有事业。她那年27岁，已经历了离婚之后四年的漂泊生活，正追求一种稳定的生活。而他年已33，依旧单身，也想建立一个稳定的家庭。他刚刚在比洛克西一个挺不错的法律事务所谋得一份工作，而她当时正好住在比洛克酉。经过四个月的热恋，他俩在牙买加结了婚。蜜月后第三个星期，帕特里克到外地出差，兰西趁机溜入新房，和特鲁迪过了夜。
毫无疑问，她不能失去那笔保险金。她的律师总得想什么办法，找个法律的漏洞，让她把钱留下来。
这是他的职责。无论如何，那家保险公司不能拿走她的住房、家具、汽车、服装、存折、游艇，以及用那笔保险金购买的其他价格惊人的东西。否则，太不公平了。帕特里克已经死了。他的尸体已被埋葬。她已经当了四年多寡妇。这些事实都是不容抹煞的。
如果说他现在还活着，那不是她的过错。
“要知道，我们非杀死他不可。”昏暗中，兰西突然冒出了这句话。他已经坐到床铺和窗户之间的软垫椅中，一双赤脚搭在小凳上。
她一动不动，没有一丝畏缩，只是思索了一会儿，说：“别犯傻。”这句话说出后，连她自己都觉得毫无分量。
“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的麻烦够多了。”
她仅仅喘了口气，身子依然未动，手背盖着前额，眼睛紧闭。事实上，她对兰西能提出这个建议感到非常高兴。当然，她本人也曾冒出这种念头，那是在被告知帕特里克将要回来的一瞬间。她设想过各种方案，这些方案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同一个结论；帕特里克必须死去。毕竟，那两张保险单是以他的生命为条件的。“但可笑的是，她根本没有杀死他的能力。而兰西，他在黑道有许多朋友。
“难道你不想留下保险金？”他问。
“兰西，我现在无法考虑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也许以后不久她要动真格的，但现在不能露出急迫的样子，否则兰西将无法控制自己。她要像往常一样，操纵他，牵住他的鼻子，让他一步步走进圈套。
到那时，他要反海也来不及了。
“我们不能等得太久，宝贝儿。那家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卡住我们的脖子了。”
“兰西，别说了。”
“没别的办法。你要保住房子、钱财，要保住现有的一切，他就得死。”
她没吭声，也没移动身子。这样一直过了很久。
不过，他的话激起了她内心的兴奋。虽说他天生愚笨，又有其他许多缺点，但他毕竟是她唯一真正爱过的人。他的莽撞足以使帕特里克丧命，但他的智商能保证自己不被发现吗？
该特工名叫布伦特·迈尔斯，来自联邦调查局比洛克西分局，由卡特派到基地医院接收他们的俘虏。迈尔斯作了自我介绍后，亮出了证件和徽章。帕特里克几乎没有朝证章看一眼，脸色显得非常淡漠。
“欢迎。”他拉了拉盖在身上的被单。
“我是比洛克西分局的。”迈尔斯尽量摆出友好的姿态。
“比洛克酉分局在什么地方？”帕特里克故作惊讶地问。
“呃，这个嘛，我想我们该认识一下，相互了解。
今后的几个月，我们还要经常打交道的。”
“那也未必。”
“你请了律师吗？”
“还没有。”
“打算请吗？”
“这不关你的事。”
迈尔斯显然不是帕特里克这个有经验的律师的对手。他双手抓住床铺下端的横档，气急败坏地盯着帕特里克。“医生说，再过几天，你也许就能上路。”
“是吗？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走。”
“比洛克西的人正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这个我早就看到了。”帕特里克朝电视机的方向歪了一下头。
“我看你还是采取合作态度的好。”
对于这个空洞的建议，帕特里克嗤之以鼻。
“真没想到。”迈尔斯边说边朝门外走去，“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送你回去的。”
他扔了一张卡片到被单上，“这是我的旅馆房间的电话号码，需要时来电话。”
“请别等在电话机旁。”
第十章桑迪·麦克德莫特饶有兴趣地读完了报纸上关于他昔日同窗好友已经神奇般被捕的报道。在图莱恩法学院，他和帕特里克共同度过了三个春秋。他俩一起钻研课题，一起参加社交活动，并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给同一个法官当职员。记不清有多少次，他俩去圣查尔斯街一家颇受他们青睐的酒吧，商讨未来法律生涯的蓝图。他们要携手创办一个法律事务所——规模不大但很有战斗力，敢于在法庭上为捍卫神圣的法律尊严作不懈的斗争。他们要挣很多很多的钱，同时也要每月拿出十小时的工作时间，为那些无钱打官司者免费服务。总之，一切都设想得那么美好。
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久，桑迪当了联邦检察官助理。这主要因为他那时刚结婚，需要一份丰厚的报酬。而帕特里克也在新奥尔良商业区一家很大的法律事务所找到了工作。由于他每周要工作80个小时，尚无暇顾及婚姻。
他们创办一流的小型法律事务所的梦想一直维持到30岁左右。两人尽可能地安排时间在一起吃顿午饭，或者喝点酒。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相聚越来越少，电话来往也不那么频繁了。到了帕特里克到比洛克西去寻求稳定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已经一年难得通一次电话了。
桑迪的律师生涯中的重大转折是随着他一个亲戚的朋友在海湾钻井采油中致残而到来的。他借了1万美元，着手进行诉讼，结果获得了300万美元的赔偿金，而桑迪也获得近100万美元的诉讼费。他开始自己营业了。在没有帕特里克参与的情况下，他办起了一个挺不错的小型律师事务所，所内有三个律师，专门从事近海作业中伤残和死亡方面的诉讼工作。
帕特里克的死讯传来时，他情不自禁地翻看了日历，算来他有九个月没有和这位老朋友联系了。当然，他心里感到很内疚。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大学里的同窗好友总是要各奔东西的嘛。他陪同特鲁迪办理丧事，帮助把帕特里克的骨灰盒放入坟墓。
六周后，那笔巨款不翼而飞。接着，谣言开始流传。对此桑迪以一笑置之。他希望自己的老同学走运。过去的四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默念，希望帕特里克别被逮住，而且他每次想到这时总是面带微笑。
桑迪的律师事务所在波伊德拉斯街的一幢19世纪的漂亮楼房内。那地方离苏必多姆不算远，靠近马格津路口。当年桑迪获得那笔巨额诉讼费后，买下了这幢楼房。他将二楼和三楼出租，底楼留作法律事务所。目前该所有三个合伙人、三个律师助理和六个秘书。
桑迪正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秘书进来了。她满脸温色说：“有位女士吵着要见你。”
“她有没有预约？”桑迪说着，瞥了一眼工作台历。办公桌边缘摆着三个这样的台历。
“没有。她说事情紧急，非当面陈述不可。这事是关于帕特里克·拉尼根的。”
桑迪惊讶地抬起头。“她说自己是个律师。”该秘书继续说。
“她从哪里来？”
“巴西。”
“巴西？”
“是的。”
“你看她像不像巴西人，嗯？”
“有点像。”
“让她进来。”
桑迪亲自到门口迎接她，热情地向她打招呼。伊娃作了自我介绍。她只说自己叫利厄，没有提及姓氏。
“我没听清你的姓。”桑迪满脸笑容地说。
“我只用名，”她回答说，“没用过姓。”
这大概是巴西人的习惯，桑迪想，如同足球明星贝利一样，只有名，没有姓。
他请她在墙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又叫人去倒咖啡。她谢绝了咖啡，慢慢坐了下来。
桑迪朝她的大腿瞥了一眼。她衣着很随便，一点也不讲究式样。当桑迪在咖啡桌另一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时，他注意到了她的眼睛———淡褐色，美丽而略显疲惫。她的头发又长又黑，披在双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