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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我就让她离开了。
“后来，我走进厨房，她也正在那儿，面向朝着派对那边的窗户，像一朵墙上长出来的那种黄色草花——克莱诺以前从来就不是一朵草花——眼泪顺着她的面颊往下淌。她看见了我就试图把眼泪擦掉掩饰过去。
“‘克莱诺·麦卡锡’，我说，‘你在擦什么？告诉我你没有认出我。’”
“最终她还是认出来了。‘我不能想象你怎么会在这里呢，’她说，‘现在我记起来了我给过特迪你的电话号码。刚才在外边大出洋相的时候你怎么什么也没说呢？’”
“‘不想让你太难堪。”’
“‘我看起来一定像个疯子。”’
“我走过去：‘不，你只是受了点惊吓。”’
“于是我问起她老是饮酒过度的父母的情况，我们俩就聊了起来。我告诉她我现在有工作要做，我不饮酒，这牵动了她的心事。为了逗她开心，我指着外面的一个胖家伙，他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汗衫，他的身价是六千万美元，说：
“‘设计一个电视节目吧，现在他可有六千万家产，过去逗弄逗弄他，也许不愉快就过去了。’”
“‘你去逛他吧。’”她说。
“‘我试过了，但是他不感兴趣。嗨，为了六千万我可愿意做任何事情。’”
“‘不，你不会的。’”
“‘你是对的，我不会。我还能关心什么？只有钱。’”
“但是克莱诺盯着所有那些人看，又开始变得眼泪汪汪的了，她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她的女儿已经成了人群中的一分子，而克莱诺却知道自己永远不会适应。
“‘那是我的女儿，劳拉，她是今天过生日的那个女孩最好的朋友。她爱加利福尼亚。’”
“橱柜上放着一个大得不可思议的生日蛋糕，所以我就用我的手指，”——他在桌子边缘做了一个示意动作——“在它周围抹上一圈，然后把刮起来的巧克力糖霜送进嘴里，我对克莱诺说：‘你不能对这些人太认真。’”
“她看着我，然后从蛋糕上摘下其中的一朵糖花，扔进了她的嘴里，我知道是时候了，我们又将会在一起睡觉。”
“你和克莱诺·依日哈特一起睡过觉了吗？”
“一周两三次。通常是在我的地方，尽管有一次我们是在她丈夫的床上干的。我想有那么三十秒钟吧，她是真的想离开她丈夫到我这边来。”
他露出一丝苦笑。
“她爱你吗？”
沃伦·思佩克持起胳膊，他翘起了椅子，两个光光的膝盖头也露在外面，眯着眼向海面上升起的薄雾望去。他是刚丢下工作跑来的，依然是一副褴褛的短打扮，一双笨重的鞋，和水手袜。
“对于我，她最爱的事情——很不幸——是我们做完爱以后谈起我们的老邻居。她喜欢去寻找那些记忆，确实我也记得当她十二岁的时候她就是这样，那都是些渣滓。当然，那时我们的性交也是相当成功的。”
我禁不住去想那会是怎样的。
“她很恨移居到这里来。像特迪·费茵那样的人总是把很多垃圾教给她，但是她觉得要做到像他们那样有很大的压力。她很高兴找到了一个借口可以不再跟特迪一起闲荡。她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我在一起。”他接着说道，露出了一个逗人的微笑。
“那么那些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阮德尔大夫，还会有别的地方吗？我一直认为那家伙是个势利虚伪的人。他把妻子晾在家里，自己在外面跑到明星面前扮医生。”
“和简娜·玛森？”
“你看看吧：他有安全门的通行卡，有前门的钥匙，简娜·玛森经常用她的豪华大轿车去他办公室接他，带他去参加慈善晚宴和电影放映式。”
“他们是私通吗？”
“不，简直就像在地狱里一样明目张胆。她给了他一把紧急会面时的房间钥匙。”
“为什么选择了阮德尔？”
“谁知道呢。因为她喜欢这样而他又是个星迷，就像所有的吸毒者沉浸于他们虚幻的快乐中一样。作为一个医生，我可以告诉你，他一点儿也不聪明。我曾经为电影明星们干过许多活儿，根本不用费脑筋就可以明白他们所想做的就是利用你。”
“所以你认为简娜·玛森是在利用阮德尔·依贝哈特。”
“利用他做什么？”
“得到麻醉剂。”
“不，在我看来事情正好相反。他一直在试图使她戒掉毒瘾。我会告诉你那些事的。”
他把糖扔进第二杯冰茶中搅着。
“克莱诺单独来参加这个生日聚会，对，然后遇上了我，我们重续旧情。阮德尔不在这里和他不能来的原因是，他到马里布去照看简娜·玛费去了，她据说是得了感冒。”
他的身子向前倾斜，手指在桌面上的镶嵌小花瓷片上敲出“达达”的声音。
“克莱诺后来告诉我，当阮德尔赶到那里去的时候，发现简娜·玛森正躺在床上，全身彻底赤裸着，覆盖着的只有她自己的脸皮和呕吐物。”
每个词他都重重地敲击一下，加以强调：她自己的脸皮和呕吐物。
“好在他有房门钥匙，要不然，她真会死在过量的毒品上。这也是他阻止进入贝蒂·福特中心的原因。”
这件事很费思量。
“那么她又是从什么地方得到毒品的呢？”
他耸耸肩：“她一定跟外边街头的某个地方有联系。”
我点点头，这是一个不错的猜测，一个你可能说出来的有头脑的猜测。但是如果依贝哈特医生并没有供给商娜·玛森麻醉剂，那么为什么她现在这样地追剿医生，好像她的整个生命都寄托在上面一样。
西面一层灰蒙蒙的雾蔼把海天混在一起，就像制造了一副雾的帘子。拍岸的浪涛来势凶猛，在黄昏的阳光照射下颜色绿莹莹的，显得有些顽皮。自行车的车轮子辗过自行车道，从这里看去很小，就像是钟表里的齿轮一样，转动起来抛射出星星点点的微弱的金属光泽。
“你仍在和克莱诺见面吗？”
“几个月前就结束了，那时她决定了，仍然愿意和阮德尔在一起。不要吃惊。她不能够离开，她依靠着他就像依靠一只救生筏一样。”
“你们俩之间是怎样结束的呢？”
他用指尖轻轻捋过他的短发。
“相当糟糕。她那天在我那边，很晚才准备回家。她打电活给特迪·费茵，因为劳拉在那儿和他们的小女孩一起玩……”他叹息着，“结果她得知劳拉掉进了游泳池差点淹死。”
我丢下了笔。停止做笔录。我的心脏跳得更快，因为我听出来他颤抖的声音中的恐惧——也因为在这里我虽然不能代替克莱诺·依见哈待的位置，但和这沃伦·思佩卡坐在一起，我同样可以感受到她一定也曾感受过的心情——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进入了一个危险的轨道。
“我们跳进我的运货车，往特迪的房子奔过去。克莱诺一路上部念着‘我们的父啊’。特迪那时候不在家。佣人已经打了911电话，街道上挤满了医护人员和警车。你根本不会想你回到家时家里会变成那个样子。克莱诺钻出运货车，几乎立刻就昏厥在一个黑人女警察手臂上。我没有走进屋于——我在这里能做什么呢，对吧？——但是克莱诺又跑出来了，告诉我劳拉没事几，她甚至没有失去意识。事实证明那是佣人的错误。”
“哪个佣人？”
“我忘了她的名字。”
“是维奥莱塔吗？”
“是。是维奥莱塔。”
我感到胸部遭到一记闷击，你正要喜欢上某个人的时候，却突然听到了关于他的坏消息。
“你认识维奥莱塔吗？”
“嗯，我想我碰见过她一次，我到克莱诺家去的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
“那次是为了结束一切。劳拉那件事以后有一个月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然后克莱诺告诉我们之间完了。‘’
“为什么？犯罪感？”
“是的，她认为一切都是她的错，但她也知道阮德尔一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灾难是他们一起制造的。”他不易觉察地皱皱眉，“我能告诉你什么？恐慌已过了。”
他用拇指和食指把空玻璃杯往前弹。
“这是我带她来的第一个地方，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等电梯的时候，站在一整块嵌在木框子里的大镜子前，木柜上绘着玫瑰。沃伦·思佩卡戴上了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沃伦兄弟工作室”字样。我看着镜子里的两个人。酒吧招待正在把一锅辣椒倒到蒸气腾腾的盘里，准备开饭的时候了。电梯到了，空的。我们迈了进去。
“我们第一次接吻正是在这里。”
玻璃电梯震颤起来，当它开始往下降时，我们站在那里谁也没说话，跟他们站在这里时一样，靠得很近，笨拙地，充满渴望地。
如果他像第一次吻克莱诺·依贝哈特那样的吻来吓我一跳，我知道那将只是一次小遭遇，一次逗弄，没有什么可感到震怒的。她那时也一样吧：一个来自老朋友的纪念，对在高等学校那些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害怕的日子的记忆，那时一切事情都在那么仓促轻率中完成了。一个夏天的晚上，在一辆滑动的车里，所有车窗都放下来了，南康伏特美妙的夜幕令人陶醉，逐渐伸展进黑暗中的乡村道路上混杂着野草的气息。车灯熄了。不需要光亮。加速。
第十六章
第二天我从波士顿得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柏药店查看了他们自1985年以来的记录，给劳迪哑·凡·何文配药的方子只是给一次眼科传染病和一些妇科病的。”“野嘴”在电话里漫不经心地说，“而且这些药方都不是阮德尔·依贝哈特开的。”
“也许她去的是另一家药房，她没有把名字记正确。”
“我现在就去查，小塞纳瑞塔。”
这一时刻我对“野嘴”的幽默丝毫也不感兴趣。他尽力屏住呼吸的声音暴露了他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立即传染给我，使我的肾上腺素陡然加快了分泌。
“我们有麻烦了，不是吗？”
“并非没有机会。”
“是的，我们还有。”但恐慌在急剧增加。“在公园里她一定对我们撒了谎。”
“那么，现在她的那一套说法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越是再多作些假定，我就越感到船沉得更快。“她为什么要制造出这样的事端来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得替她找到指控依贝哈特越权开药的其他根据，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了确证证人。”
“我听听你能有些什么意见。”
“你得到她的医院记录没有？”
“还没有时间——”
“我去做。”我粗鲁地打断道，一下子掐断了电话。
几分钟以后我接通拉诺严大夫，阮德尔·依贝哈特在新英格兰长老会女执事医院的前老板，他满口承诺说下午去查凡·何文的档案表，他的英国口音富有节奏，显得很动听。在我的经验中，即使最有修养的人如果有机会和FBI共事一番也会兴奋不已的。
局里要求每六个月对我们进行一次体能测验，所以每周在你的时间表上就可以开列三个小时时间用以进行锻炼，所以对我来说，每天穿过停车场到位于色普维达的“韦斯特伍德公共娱乐中心”的游泳池里游个二十二分钟每哩就决不只是为了消遣混日子。我如此急切地渴望到那里去没有别的意图，只是想一头扎进水道里游个痛快。把精神的焦点对准对面壁上的大十字纹，尽情享受运动中充分的技巧性的乐趣，干净利落的转身，挥臂入水的节奏，池水在皮肤上的滑动，胸腔所承受的压力，每个晚上都从疲劳中重新振作；今天我的体力应付有余，甚至战胜了一位穿橙色泳衣的小姐的挑战，她游的是水池中央的快水道，这起码给她增加了十分之一的作用力。
我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回到办公室。一次酣畅淋漓的运动之后找感到彻底放松下来，又有精力可以应付任何事情。回来就遇上幸运的事，罗莎琳给我留了条子让我打电话给波士顿的拉诺严大夫。
“克劳迪娅·凡·何文是因为在一次汽车事故中的骨折和外伤而接受治疗的。”医生热情地告诉我，“在此以前，她因为有各种病症，从压抑到精神分裂症，所似接受了长时间的精神病医治，直到后来被送入佐治亚瑞文纽学院接受治疗，实际上诊断为分裂性个性失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重性格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