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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终令》明确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墓，陵上不堆土，也不植树。
一年后，曹操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分别盛放在四个箱子中，上面写明春夏秋冬，并留下一个遗嘱：“有不讳，随时以殓，金珥珠宝之物，一不得送。”意思是说，我如死了，请按当时季节所穿的衣服入殓。金玉珠宝铜器等物，一概不要随葬。在上一节引述的《遗令》中，曹操又一次重申了死后“薄葬”的要求，即“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者，勿遗。”及“敛以时服，葬之于邺之西冈上”。
历代帝王都把陵寝作为社稷江山的象征，他们大多从登基日起，便下令建造陵墓，而且这些陵墓大多耗费惊人。为什么曹操却反其道而行之，力主“薄葬”呢？若稍加考证，不外乎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摆在最前面和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当是与其一生崇尚节俭分不开的。
217年岁末，天气寒冷。一天，曹操登上铜雀台，环顾四周。突然，一个青年女子出现于他的视线。该妇女头戴饰物，身著绫罗，十分华丽。曹操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士兵前去盘问。士兵报告说，此女乃曹操之子曹植的妻子。曹操听后没有言语。第二日，一道诏令送到曹植府上，内容是说其妻违反家规，不事节俭，专好华丽，请其自裁。曹植之妻无奈，只好自缢身亡。原来，一生节俭的曹操曾制定了家规，规定后宫的妃嫔衣服上不得织锦饰绣，侍女的衣裙不准超过鞋帮。宫廷里的帷帐和屏风，破旧之后缝补一下继续使用，所有人员所盖的棉被和垫褥，一律不准织有花纹。
曹操不仅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自己的生活也十分俭朴。据《曹瞒传》记载：“太祖为人佻易天威重，好音乐，偶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磐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治汗巾帻，其轻易如此。”当时，天下闹灾荒，中原常发生人吃人的事情。军中无粮，靠采桑椹、摸河蚌充饥。曹操颁发了《屯田令》，动员士兵种田，解决了粮食问题。由于资财匮乏，曹操带头不穿皮革制作的衣服。曹操患头风病，官员们劝他做一顶皮帽，以御风寒。但他戴了一顶绢帛做的帽子，不破先例。在他的影响下，官员们都不戴皮帽子了。
当然，曹操毕竟是曹操，不是李操、王操、朱操、毛操和什么乱七八糟不靠谱的操。曹氏力主薄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盗。虽说中国历史上盗墓之盛始于春秋，但无论是先行一步的秦人，还是怀着复仇心理后发制人的项羽，都没有明目张胆地设置刨坟掘墓的官吏，只是趁兵荒马乱之机劫掠一番。但自董卓之乱后，却大不一样了，蜂起争雄的各路军队经费严重不足，纷纷干起了盗墓的勾当。曹操也不例外。鲁迅在《清明时节》一文中提到的曹操设置“摸金校尉”，专门做盗墓勾当之事，最早见于《讨曹檄文》。200年，袁绍发兵进攻许昌，讨伐曹操，“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代袁绍所作讨伐曹操的《檄文》，其中有一段指责这位老奸巨滑的曹阿瞒，除设立“摸金校尉”之类的官职外，还创立了同一类型的“发丘中郎将”官职。
顾名思义，发丘就是盗墓，只是这种行当是以官家的身份出面而已，这种公开的盗掘，当是不折不扣的官盗。为了对这一行业表示重视，曹操于日理万机中，曾亲自指挥发掘古代帝王陵墓，用出土金宝换取世俗的钱财，以养活自己日渐庞大的军队。《檄文》曾言及：“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后汉书·袁绍传》）尽管此事是曹操的敌人以叫骂的形式出现，自有夸大的成分，但曹氏所设立的盗墓官职当不是空穴来风。据说曹操见到此《檄文》惊出一身冷汗，头痛病已顿有好转，遂大笑道：“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曹操虽未把儒生陈琳与匹夫袁绍放在眼里，但对说他设官盗墓之事没有辩解，这在看客眼里，似乎不值一哂，又似乎是默认了。
不过，既然是《讨曹檄文》，就不能像表扬信一样尽拈好听的说，主要的功能还是要历数曹操的罪状。所以后世有研究者认为，这段话很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曹操确实干过盗墓的勾当。曹操在历史上不失为千代枭雄，但这一行为却为后人所不齿，有人于此评论道：“曹操无道，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数十员，天下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
正是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不愿重蹈覆辙，所以曹操一再要求薄葬。
曹操的这一想法甚至遗传给了他的儿子曹丕。222年，曹丕在《终制》中要求他的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曹丕认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侥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
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据说，曹操还采取了非常措施，即设置疑冢。
据好事者考证，中国最早的疑冢出现于殷商时期，当时，一些奴隶主贵族死后制造几座假墓，虚虚实实，使后人难分真伪。春秋时期，随着盗墓风的盛行，疑冢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到曹操所处的三国，则达到了一个高峰。
曹操设置疑冢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盗墓。但也可能与其生前一贯奸诈多疑的性格有关。
《太平广记》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曹操年少时曾与后来的敌人袁绍一起搞了一个恶作剧。有一户人家结婚，晚上夫妻合拜入洞房。曹操叫袁绍“站岗放哨”，自己潜入主人家园子，偷看新郎新娘的床上之事。不料看得正起劲，被主人发现，大喊：“有偷儿至！”于是主人家的家丁把园子团团围住，曹操被包围了。但曹操对此一点也不惊慌，只见他从袖内抽出一把利刀，一手拽住新娘，主人见状瑟瑟发抖，不敢动弹，反而求他放人。曹操此时却指着躲在树后的袁绍说：“偷儿在这里，你们为何不去追？”袁绍一听，转身就逃。主人也急忙带众家丁去追赶。这时的曹操，放开新娘，旁若无人地走了。
曹操性格上的多疑，不止是三国演义多有演义成分，有许多史料可以证实：曹操有一个同乡叫恒邵，过去与他有私仇。曹操得志后，恒邵向他请罪，跪在庭前。曹操说了一句：“跪而解死耶？”结果还是把他杀了。《魏书·张绣传》记载，曹操的一个侄子曾为张绣所杀，后来曹操为了打败袁绍，以摆脱军事上的劣势和被动地位，不得不释怨招徕张绣，封他为侯，食二千户。但一俟消灭袁绍，地盘巩固，曹操的儿子曹丕就出言逼迫张绣自杀。曹操在临死之前，又把张绣的儿子张泉杀死，以绝后患。凡是有宿怨的，曹操都猜忌，不放心，至死也不放过，所以《曹瞒传》中说，“故人旧怨”大都被曹操报复杀死。
曹操生性多疑的性格，在其死后也得到了体现。传说在曹操安葬的那一天，邺城的所有城门全部打开，72具棺材，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城门抬出。从此，一个千古之谜也随之悬设：七十二疑冢哪座为真？
宋代诗人俞应符对曹操的这种行径甚为不齿，他在《七十二座疑冢》一诗中，以厌恶的口气写道：
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
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告君知。
直须发尽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尸。
这位自作聪明的俞诗人，对曹操的性格和谋略还是不甚了解，如何知道曹操之尸就埋在了这七十二疑冢之内？焉知其不会埋入七十二冢之外乎？对此，鲁迅在《花边文学·清明时节》中曾这样说道：“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人论者又曰：“阿瞒老奸巨滑，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又说：“阿瞒虽是老奸巨滑，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很少，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曹操入葬后，盗墓者并没有被其“薄葬”的标榜所迷惑，也没有因为疑冢之多而望而却步。但是，尽管他们费尽了心机，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却连曹操的一根毫毛也未见到。那么，曹操的尸骨到底埋于何处？
按照曹操留下的《终令》来看，曹操墓应在古邺城西门豹祠以西的地方，相当于今天河北临漳县三台村以西直到磁县境内的漳河沿岸。这里为古墓地，其中丘垄星罗棋布，森然弥望，高者如山列列，低者如丘累累，这就是历史上传说的曹操七十二疑冢所在之处。正如一首诗所写的那样：“漳河累累漳水头，如山七十二高丘。正平只有坟三尺，千古安眠鹦鹉洲。”
七十二疑冢的传说，使后人无所适从。史载，南宋诗人范成大于1170年曾在此下马，拜谒曹操陵。但是由于搞不清哪座是真正的曹操陵，只好在当地老百姓的指点下，对讲武城西侧的第一个疑冢进行了拜扫，但对于是否拜了真陵，他心里也没底。面对星罗棋布的坟堆，他只能感叹道：“一棺何冈冢如林，诸复如公负此心。”
后人不断追寻，但总是毫无结果，给七十二疑冢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当地老百姓有关疑冢的种种传说，更使疑冢越发显得神秘莫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讲武城一带的疑冢，在雷雨天常常会冒紫光。还有的说，近代的军阀混战年代，曾有东印度公司一个名叫胡赛米的古董商人，从郑州雇了一批民工，把临漳河的疑冢一座座掘开，企图找到曹操真墓，掘取财宝。结果，民工挖了十几座墓，发现里面除了土陶、瓦罐之类的东西外，一无所获。当他们试图继续发掘时，关于洋人盗墓的消息传开了。愤怒的当地群众手持刀斧，将胡赛米及其雇佣的民工赶出了漳河。
还有一个传说，十分离奇。
清朝同治年间，当地有个自幼失去双亲的孤儿，名叫朱伢儿。由于无依无靠，他只好以给地主家牧羊为生。有一天，朱伢儿在讲武城东南的彭村打柴。这彭村，也叫彭城村，古时曾是一个人工湖泊，三国时曹操将其命名为玄武池，专门在此操练水兵。后来由于长年不疏浚，加上中原一带连年干旱，池水涸竭，玄武池便渐渐淤塞，长满芦苇，变为陆地。朱伢儿在这里打柴，突然在高高的蒿草丛中发现了一座大墓，墓前侧卧一块石碑。朱伢儿不识字，又觉好奇，所以就请了一位私塾先生来辨认。私塾先生一读碑文，原来这是魏武帝曹操陵墓。于是，他们便告知磁州县衙门。县令得知后，马上坐轿赶到彭村，但是奇怪的是，当他带人拨开杂草时，那座大冢已是无影无踪。县令十分生气，认为私塾先生欺骗了他，命士卒将他打了三百杖，而那个少年伢子，却从此再也未有下落。
前面已经讲过，宋代诗人俞应符针对曹操七十二疑冢，曾设想了一种办法：“直须发尽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尸。”可惜的是，这种方法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自元明之后，这些陵墓相继被盗，但曹操尸体仍未找着。这就应了鲁迅所说的话：“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该文说，“七十二疑冢”实际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而墓的确切数量非72座，而是134座。这篇文章的全文如下：
闻名中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