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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以延宕不可避免的命运，最后投降了。其中绝大部分作为战俘在一九四四年到
一九四五年的冬季里被运往俄国，只有少数人在十年后返回德国。
（陶伯的日记中又用了二十页打字的篇幅描述在皇帝森林集中营里，在饥饿、
疾病、苦役和营地警卫的暴行的重重压力下进行的垂死挣扎。在此期间，没有见到
党卫军上尉爱德华·罗施曼的任何踪迹。但他显然还在里加。陶伯描述在一九四四
年十二月初，那些党卫军军官想到他们可能被复仇心切的俄国人生俘，不禁惊恐万
状，准备不顾一切从里加的海路撤退，带上最后残存的一小批囚犯作为他们返回西
面的“帝国”的通行证。当俄国人势不可挡地向前挺进时，这成了集中营的党卫军
人员相当普遍的做法。只要他们还能借口需要完成一项对于“帝国”是重要的任务，
他们就能继续享有高于国防军的优越地位，躲开被调去与斯大林的师团面对面战斗
的可怖前景。他们给自己分派的这项“任务”，就是把他们的过去统治的集中营里
少数残存的可怜虫押解回仍旧是安全的德国心脏地区。有的时候党卫军警卫的人数
竟比蹒跚而行的犯人多十倍，这种莫名其妙的把戏变得十分可笑了。）
十月十一日午后我们到达里加市时，已仅剩下四千人。我们的队伍直接走向船
码头。我们能够听见远处一种奇怪的响声，象打雷一样，沿着地干线传来。我们愣
了一会，因为我们从未听过炮弹或炸弹的声音。消息随即在我们这些被饥饿和寒冷
搞得迷迷糊糊的人中间传开——是俄国人的迫击炮弹打到了里加的郊外。
当我们到达码头区时，那里已布满党卫军的官兵。我从来没有同时在一个地点
见过这么多的党卫军。他们在那里的人数一定比我们多。我们在一座仓库前面排成
几行，大部分人又以为要在这里用机枪把我们毙掉。但是并非如此。
显然党卫军部队打算利用我们这些数以十万计的来过里加的犹太人中的最后残
余，作为他们从俄国人的挺进中脱逃的口实，作为他们返回“帝国”
的通行证。运输工具是一艘货船——逃出包围圈的最后一艘，碇泊在六号码头。
在我们望着它的十候，德国人正开始把靠码头较远的两座仓库里几百名德国陆军的
伤兵用担架抬上船。 罗施曼上尉到来时，已快天黑了。他一看到正。
在发船的状况，倏地停了步。等他看清正往船上装运的是德国陆军的伤兵，便
转过头来对抬担架的看。
护兵大叫一声： “停下来！”
他越过码头冲到他们面前，打了一个看护兵的耳光。他快步绕到我们囚犯的队
伍跟前吼道：“你们这些混蛋！到船上去把这些人撵走。把他们弄下来。这艘船是
我们的。”
在跟我们一道来的党卫军的抢托推搡下，我们开始向跳板走去。一直站在后面
观看装船的几百名党卫军士兵跟着我们涌上船去。先头的人一上甲板就抓起担架往
码头抬去，或者不如说，他们刚要往码头抬去，另一声吼叫制住了我们。
当我听到吼叫声时，我正走到舷梯下面准备往上爬，我转过头去看看发生了什
么事。
一个陆军上尉正跑下码头，在舷梯口离我相当近的地方停下来。上尉抬起头瞪
着甲板上抬着担架准备卸人的那帮人叫道： “谁命令把这些人抬走的？”
罗施曼从他后面走上来说：“是我。这艘船足我们的。”上尉转过身子，从口
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艘船是派来运陆军的伤兵的，”他说，“它要装走的是陆
军的伤兵。”
他说着就转过头去吆喝陆军的看护兵继续抬伤兵。我打量着罗施曼。他站在那
儿颤抖，我以为他是在发怒，后来我看出他是恐惧，他害怕要留下来面对俄国人。
俄国人不象我们，他们是带着武器的。
他对看护兵尖声叫道； “把他们撂下！我以“帝国”的名义征用了这艘船。”
看护兵不理会他，他们服从国防军上尉。上尉离我只有两米远，所以我看清了他的
脸。他国过度疲乏而脸色发灰，眼眶底下泛起黑斑。鼻侧满是皱纹，下颔上留着几
个星期没有剃过的胡碴。他看到装载伤兵的工作重又开始，便打算从罗施曼身旁走
过去监督他那些看护兵。从积雪码头上拥挤的担架堆里，我听见一个汉堡腔的声音
叫道：“上尉，你干的好事。你这头猪。”
国防军上尉正走到罗施曼跟前，这个党卫军军官一把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拖了
个转，并用戴着手套的手打他的耳光。他揍人耳光我是司空见惯，但今天这样的下
场倒从未见过。上尉挨了这一家伙，按晃摇晃脑袋，紧握拳头，对着罗施曼的下巴
用右手狠狠给了一拳。罗施曼跌跌跄跄倒退了几步，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上，一小
股血从嘴里流出来。上尉向看护兵走去。
我看着罗施曼从抢套里掏出党卫军军官的“鲁格尔”手枪，仔细地瞄准，对着
上尉的后颈开了一轮。枪声一响，一切活动都停止了。国防军上尉摇晃地转过身来。
罗施曼再开一枪，子弹射进上尉的咽喉。他旋转着朝后倒下，在着地之前就死去了。
当子弹击中他的时候，他脖子上戴着的什么东西飞出来了。后来我奉命把尸体
投进水里时，我路过那个东西，发现那是个挂在绶带上的奖章。我始终不知道这个
上尉的名字，但这个奖章是带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密勒读到日记的这一页时大为惊愕，渐渐又将信将疑起来，最后则深信不疑，
怒火填膺。他把这一页反复读了十来遍，确定还是无可怀疑的了，然后继续阅读日
记。）
此后我们奉命把国防军伤兵卸下船去，并让我们把他们放在码头旁边的雪堆上。
我搀扶一个年轻士兵走下跳板往码头上去。他已经瞎了，他的双目用从衬衣尾襟撕
下的一块布做为绷带包扎着，绷带很脏。他已经陷于半精神错乱的状态，老在找他
妈妈。我猜测他肯定只有十八岁上下。
伤兵终于都下船了，命令我们囚犯上船。我们都被塞进一前一后的两个货舱里，
直到我们挤得几乎不能动弹。然后舱门钉上了板条，党卫军开始上船。刚刚在午夜
之前我们启航，上尉显然希望在破晓之前安全驶入拉脱维亚湾，以避免遭受俄国巡
逻机的袭击和轰炸。
花了三天时间才抵达但泽，已远离德国的防线。在甲板下这个漆黑一片、上下
颠簸的地狱里的三天，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三天里四千人死掉了四分之一。尽管没
有食物可以呕吐，每个人还是囚晕船而千呕。许多人就这样吐死了，有的死于饥饿
或寒冷，有的死于窒息。还有些人只是由于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往后一躺，向死亡
投降了。船终于又碇泊了，舱门打开了，一股冰冷的冬天气流冲进臭味扑鼻的货舱。
当我们走上但泽码头时，死尸也搬出来成行地排在活人旁边，以便计算人数与
里加上船的是否相符。党卫军在数字方面总是很精确的。
后来我们知道里加在十二月十四日落入俄国人之手，当时我们还在海上航行。
（陶伯的磨难重重的航行要到达终点了。活下去的人从但泽用驳船送到但泽郊
外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星期，他白天在柏格拉本的潜水
艇工厂劳动，晚上住在集中营。在斯图特霍夫又有好几千人死于营养不良。他看着
他们都死了，但他还活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一月，当俄国人挺进迫近但泽时，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幸存者又被
赶往西去，在冬天的雪地里向柏林进行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这支活死人的队
伍，被他们的党卫军警卫当作在西方手里谋求庇护的工具，被赶着往西穿过整个东
德，一路上，冰冻雪寒，他们象苍蝇似的大批死亡。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陶伯还是活了下来。最后残存的人抵达柏林西面的马格德
堡，党卫军在那儿终于扔下他们自找活路去了。陶伯他们被安顿在马格德堡监狱里，
由当地“民卫”组织的那些不知所措，无依无靠的老头们照管着。 “民卫”组织
没有食物可供他们的囚犯吃，又怕向前挺进的盟军将来找到他们时不知会怎样处理，
于是准许囚犯中最健壮的人到附近农村去觅取食物。）
我上一次见到爱德华·罗施曼，是在但泽码头上被点数的时候。他穿戴得暖暖
和和地以抵御冬寒，正爬进一辆汽车。我以为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了，但我
还有一次见到他的机会呢。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
那天我外出到城市东面的一个小村庄加德来根去，同另外三个人一起弄到一小
口袋马铃薯。在我们背着马铃薯艰难地往回走时，一辆往西开的汽车从后面驶来。
汽车停了一会与路上的一辆马车打什么交道，我向周围瞥了一眼，并没有特意想看
看那辆驶过的汽车。汽车里坐着四个党卫军军官，显然是在往西逃跑。有个人坐在
司机旁边，正在往身上套一件陆军下士的制服外套，他是爱德华·罗施曼。
他没有见到我，因为我的脑袋大部分包裹在一块从旧马铃薯袋子上割下来的头
巾里，以抵御凛冽的春风。但是我看见他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就在汽车西驶时，四个坐在车里的人显然都在脱换他们的制服。当汽车在公路
上消逝时，一件衣服从车窗甩出来落到地上。几分钟后我们走到那里，停下来瞧瞧
是怎么回亨，这是一件党卫军军官的外套，戴着部队党卫军银色的两道闪电的领章
和上尉军阶。党卫军的罗施曼消失了。
二十四天以后当地解放了。我们根本不外出了，宁愿在监狱里挨饿也不愿意上
街去冒险。街上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到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城市完全平静下来。
那天早上九、十点钟时，我在监狱的院子里与一个老警卫谈话。他似乎怕得要命，
花了将近一小时解释他和他的同伴们是跟阿道夫·希特勒毫无干系的，当然也就跟
迫害犹太人的勾当毫无干系。
我听见锁着的大门外开来了一辆汽车，并听到重重打门的声音。这个老“民卫”
走去开门。那个进门来的人誓惕地手上拿着左轮手枪，那是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全副战斗装备的军人。
他显然是个军官，因为有一个戴着浅口圆顶钢盔手特步枪的士兵跟着他。他们
默默无言地站在那儿，向监狱院子四围打量。院子的一角堆着大约五十具尸体，这
是在最近两周里死去的，谁也没有气力把他们掩埋掉。其他的人半死不活地沿着院
墙躺着，想得到一点春天的阳光，他们的伤口在化脓发臭。
这两个人互相看了看，然后看着年已七十的“民卫”。他也看看他们，不知该
怎么办。然后他说了一句一定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学到的话：“哈哕，汤米。”
那位军官回看了他一眼，又朝院子四周打量，用相当清晰的英语说：“你这该
死的德国猪！”
我突然哭泣起来。
裁并不太清楚我怎么又回了汉堡。但我是回来了。我想我是要看看那儿还有没
有什么过去生活的遗迹。那儿什么也没有。我出生和成长的街道在盟军空袭引起的
大火中全部烧光了，我工作过的办公室，我的住宅等等一切东西都完了。
英国人把我安排在马格德堡的医院里呆了一阵，但我自动离开那里，搭便车回
了家。当我到家看到什么也没留下时，我终于心力交瘁彻底垮台了。我在医院里与
那些从一个叫做贝尔根—贝尔森的地方来的人住在一道，当了一年病号；次年在医
院里当看护，照顾那些比我健康状况更糟的人。
我离开医院后，在我出生的汉堡找了间房子，消磨我的余年。
（这本日记以显然是最近打上字的两张干净的白纸作为后记而结束。）
从一九四七年起，我就住在阿尔托纳区的这个小房间里。我离开医院不久，就
开始写我和其他人在里加的遭遇。
但早在我写完之前，我就发现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还大有人在。我最初的意
图是要作为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