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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的脑中的东西。
像上述的这种情形屡见不鲜。施催眠术的人可以暗示说，一只生洋芋是一个美味的凤梨，于是受催眠的人便会像吃凤梨一样津津有味地吃生洋芋。施催眠术的人暗示说，受催眠的人眼睛瞎了，于是，他便看不见东西了。
这种催眠的经验证明了什么？它证明了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思想、感觉、希望以及甚至于感官的感觉，而这些思想、感觉等等是我们主观地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其实是外面加诸于我们的。
举例来说。假如我们到一个岛上旅行，岛上有渔夫和从城里来避暑的客人，我们想要知道，明天的天气如何，于是便向一位渔夫和两位城里来的人请教，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三个都已听到了无线电的天气预报，对天气问题具有长期经验的这位渔夫便会思考一番“假定他事先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会考虑到风向、气温、湿度等因素，加以斟酌，然后做下他自己的判断。他可能会想到无线电广播中的天气预报，并引用广播中的消息来支持或反驳他自己的意见。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他判断是他自己的思想产物，是他自己的看法。
两位城里的客人说，有一个人知道他自己并不很了解天气问题，而且也觉得也没有必要了解这个问题。因此，他可以坦白地回答说：“我不能做判断。我们知道的就是，无线电广播是如此这般地说。”另外一个城里人则不同了。他相信他对天气知道的很多，虽然实际上他不过知道一点皮毛而已。他认为他必须有能力回答每一个问题。因此，他想了一下，然后把“他的”的意见告诉了我们，其实，他的意见不过是无线电广播的意见而已。当我们请教他的理由时，他告诉我，根据风向、温度等等，他得到这个结论。
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人的行为和那个渔夫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如果我们更密切地予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他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无线电广播的天气预测。可是，由于他觉得必须表示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忘记了，他是在重复另外一个人的权威意见，故而相信，他的这个看法，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而获致的。而他所提出的种种理由，也是虚伪的理由，其目的是想使他的意见显得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他自以为这是自己的意见，其实，不过是不自觉地承袭一个权威人士的意见。也许他的意见是对的，而那个渔夫的判断是错误的，可是无论如何，对的并不是“他的”意见。
如果我们观察人们对于若干事情的意见时，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到上述这种现象。比如说，我们向一般的报纸读者，请教对某一政治问题的看法时，“他的”意见其实就是他从报纸上看到的说法，然而，他却相信，他所说的乃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
对批评性思考的压制，通过在早年时便开始了。例如，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可能发现他父母有不诚实之处，可是由于父母不准别人批评他们，在害怕挨骂的情况下，她受到压迫，把她的批评想法压抑下去。久而久之，她便不再会注意到父母的不诚实行为了。于是，她将损失了批评思考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对她的生存是无益的和危险的。
在上述这些虚伪思想的例证中，我们要知道，问题在于这个思想，是否是一个人自己的思考结果，而不在于这个问题的内容，是否是正确。比如在渔夫预测天气的例子中，他的预测可能是错误，而那个重复无线电广播的人的预测可能是正确的。而且，虚伪的思考也可能非常合逻辑与合理的。有许多以合理及切合实际的立场来解一项行为或一种想法，可是，实际上，这种合理化的行为，却有种种非理性及主观的因素所决定。这种合理化行为可能与事实，或与逻辑思考是矛盾的。但是，它本身却常常是合逻辑的和合理的。它之所以不合理，乃是因为它不是这项行为的真正动机。
有一个大家都晓得的笑话，可说明这种不合理的“合理行为”。有一人向邻居借了一个玻璃罐，不小心把它打破了。当邻居索还这个玻璃罐时，这个人说：“第一，我已把它还给你了；第二，我根本从没有跟你借这个罐子；第三，当你借给我时，它已经碎了。”再举一个例子。有某甲破产了，向他的亲戚某乙借钱，某乙不愿借钱，于是说，他不借钱是因为借钱给他，无异于助使他更不负责任，和依靠别人的帮助。这个理由可能很有道理，但是这是种：“强词夺理”的行为，因为某乙根本就不愿借钱给某甲，所以，虽然他自以为，他不借钱的动机是出于对某甲的关怀，而实际上，他的动机是出于自己的吝啬。
因此，我们仅靠一个人的话是否合逻辑，是不能判断他的话是出于衷心，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心理动机。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要知道这个人是“如何地思想”，而不是“想些什么”。凡是由积极的思考所产生出的思想，永远是创新的；所谓创新，不一定是指前人未曾想到的，而是指思想的人，把思考当作为一种工具，用以发现在外界或内心中的一些新鲜事情。“强词夺理”的合理化行为在本质上便缺少这种“发现”的本质；这种“强词夺理”的合理化行为不过是想要肯定他本人的情感上的偏见而已。这种“强词夺理”的合理化行为，不是一种藉以洞悉事实真相的工具，而是一种事后想要把一个人的愿望与现实情况加以协调的企图。
感觉和思考是一样的，也有真伪之分，现在，从日常生活中选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之。我们曾观察过一个参加宴会的人。在宴会中，他快乐而善谈。显得非常幸福和满足，在告辞时，他带着友善的笑容，告诉主人他玩得很高兴。当门关上这一刹那时刻，我们特别仔细地观察他，我们注意到，他的面部表情突然改变了，笑容消逝了；当然，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现在他孤独了，没有必要做出笑容了。可是改变不仅是笑容消失了而已。在他的脸上还可以出现了深刻的忧愁。这种表情可能只停留几秒钟，然后，面孔又戴上了经常有的，象面具似的表情。这个人进入汽车，回忆在宴会中的情形，思量他是否表现得很好，最后，他认为他对宴会中表现得不错。可是，在宴会里，“他”是否快乐呢？在他脸上出现短暂的忧愁的表情，是否是毫不重要的片刻反应行为呢？在对此人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回答上述的这些问题。可是，有一件事，可以提供线索，来了解他的快乐表示些什么。
当天晚上，他梦到他与“美国远征军”一同赴战场。他已接到命令，要他通过敌人阵线，到敌军的总部去，他穿上德国军官的军服，然后，他突然发现他和一群德国军官在一起。他感到惊奇的是，敌军的总部是那么舒适，每个人对他那么友善，可是，他越来越害怕，他们会发现他是名间谍。其中有一个对他特别友好的年轻军官走到他前面说：“我知道你是谁。你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逃生。你现在就开始说笑话，大笑，使他们大笑，这样，他们的注意力便转到你的笑话上，而不会注意你了。”他非常感谢这个忠告，于是开始大笑和说笑话。最后。你讲的笑话太过火了，于是其他的军官开始发生怀疑，可是，他们越是对他感到怀疑，他越觉得必须说笑话。最后，他害怕得不能再忍受了；于是，他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家也都起来追他。然后，梦境一变，他已坐在电车上，电车停在他的家门口。他穿着西装，当他想到战争已过去了，便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现在，我们再分析他的梦，便可以进一步地了解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德国军官制服提醒他，在前一个晚上的宴会中，有一位客人带着很重的德国音。他记得，这个人令他很懊恼，因为这个人不注意他，同时他又想起，这些个带德国口音的人，在那天晚上会拿他开玩笑。至于德国总部的房间，他想起，有点家那天晚上参加宴会的房间；至于总部房间，他想起，它看来有点像一间房子的窗户，他曾在这间房间里考试，结果考试失败。他又想起，他小时候常坐电车上学。
这个梦显示出，他在前天晚上宴会中的真正感觉。他感到焦虑，害怕他表现不够好，同时，他对某些人感到不满。他硬装出快乐的样子。他并不是真的快乐，而只是用快乐的表情来掩饰“他”真正的感觉，恐惧与愤怒。这种感觉令他感不安，所以他觉得像在敌人总部的一名间谍。在他离开宴会时所表现出的忧伤，才是他真正的感觉。在梦中，这种感觉得以戏剧性地表现出来。
这个人并没有精神失常，也没有受到催眠；他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和每一个现代人一样，有着焦虑，和想要受到别人的赞许。他没有发现，他的快乐不是“他的”，因为他已经对虚伪的感觉习以为常了。
这种丧失自我，和由一个虚伪的自我来取代真实的我的现象，使个人陷于极端不安的状态。因为，由于他不过是反映了别人对他的期望，他已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他时刻在怀疑中。为了克服这种由失去自己个性而产生的恐慌，他被迫要显得和别人一样，想要不断地靠着得到别人的赞许，来寻求他自己。由于他不知道他是谁。至少他人会知道——如果他的作为能符合他人的期望；如果他们知道他是谁，他也就会知道了——只要他能相信他们的话。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自动与他人同一化的这种行为，使得个人益加觉得无助和不安。因此，他准备服从新的权威，因为新的权威给予他安全感，和使他解除怀疑。
第五章 自由与民主
一 个人人格的幻觉
在前几章中，笔者曾试图指出，在现代工业制度，尤其是在现代工业制度的独占企业方面，有某种因素促使一种人格的发展，使人觉得无权和孤独，焦虑和不安。笔者以为，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在的压力，而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社会中某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独裁主义发展的温床。笔者所指的这个观象就是：个人觉得不重要和无权力。
笔者的这种说法与传统的看法不同，传统的看法是相信，只要使个人不受外在的约束，现代的民主制度便实现了真正的个人主义。我们骄傲的是，我们不受任何外在权威的管制，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我们的思想与感觉，同时我们认为，这种自由几乎自动地保障了我们的个人地位。“可是，惟有当我们有能力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时，表达我们想法的权力才有价值”；惟有当内在的心理情况能使我们可以确定我们自己的个人地位时； 不受外在权威控制的自由，才能成为一项永恒的收获。我们是否已达到这个目标，或者，我们是否至少已快接近这个目标？本书的工作便是想分析这个问题。
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研究我们的文化如何培养人们，使其有这种屈服外在权威的趋势。事实上，从早期训练儿童开始，便已压抑自发的感觉，和真正个人个性的发展。这并不是说，如果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要促进儿童内在的独立及个人人格，以及促进儿童的成长与完整，训练必然会压抑自发性。这种教育可能加诸于正在成长的儿童的约束，只是暂时的方法，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可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教育的结果经常是消除自发性，用加添的感觉、思想、和希望，来代替原有的心理行为。比如说，最早要压抑的感觉之一是敌意与厌恶，教育的基本目的之一便是消除儿童对外界的敌意反应．使用的方法是很多种，有的是采取威吓与惩罚，有的是使用贿赂或“解释”。起先，儿童是不再表示出他们的感觉，最后，他根本就放弃了这种感觉，此外，人们还教导儿童压抑自己，不要注意别人的敌意与不诚实。有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儿童有种本能，可以注意到别人的这种敌意，而是像成人那样容易受“文字语言”的欺骗。他们会“没有理由”地不喜欢一个人——他们会直觉地感觉到从那个人所发出来的敌意而不诚实。这种反应很快地便受到打击；儿童很快便达成一般成人的“成熟”，失去了辨别好人与坏人的感觉。
在另外一方面，成人在开始教育儿童时，便教育儿童种种根本不属于“他的”感觉；例如教儿童要喜欢人，对人们要友善，要微笑。教育未完成的工作，在以后，社会的压力通常会继续完成之。如果你不微笑，人们便会认为你没有“悦人的人格”——如果你想事业成功——无论你是侍应生，是推销员，还是医生——你必须具有“悦人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