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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每天都回来得晚？”
“嗯。”
“读几年级了？”
“初三。”
“明年就要上高中了。”
“嗯。”
“你爸对你咋样？还那么凶？”
马秀萍不吭声了。祝永达回过头去扫了她一眼，只见她的目光直直地看着村子后面的雍山。和她的同学相比，马秀萍多了几分卑怯，她是第一次坐别人的自行车，很不自在，似乎目光也无处搁了。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们家里的事外人不知道，我爸就是那脾气，不能全怪他。”
“噢，照你说，怪你妈？”
“也不全怪我妈。”
那究竟怪谁？祝永达不能再问了。他感觉到，马秀萍有难言之苦。女孩儿已谙事理了，父母亲无休止的吵吵闹闹残酷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这是她一辈子也不愿意提及的话题。如果不是祝永达，换了别人问她，她连一句也不会说，这事儿一提起来，她就伤心。
车子到了村口，马秀萍从自行车后座上跳下来了。她对祝永达说，剩下的路，她走回去。祝永达明白，马秀萍不愿意被村里人看见她坐在一个大男人的自行车后座上。这是一个有心计的姑娘！不，她不仅仅是有心计，祝永达忽略了马秀萍的害羞。她害羞时就不由自主地将手挎在了书包上，垂下了眼。似乎连马秀萍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在祝永达面前这么害羞？
祝永达第一次觉得，这段路和时光一样短暂，他和马秀萍还没有说几句话就到了家门口。真是有点意犹未尽。
“秀萍。”
马秀萍抬起了眼。
祝永达嘴张了张，却不知从哪儿说起。
“你明天还去学校吗？”
话一出口，祝永达就觉得，他问得真有点可笑。
“明天才星期二，咋能不去呢？”
“我是说，我明天还要去兽医站学习。”
又是多余的话。他去兽医站学习和马秀萍有什么关系？
马秀萍一只手依然挎在书包上，她“哧”地笑了。
“那你快回吧。”祝永达无奈地说。
马秀萍已经走开了，祝永达朝她背身说：“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
马秀萍回过身来说：“我知道。”
祝永达不是看见而是感觉到，马秀萍还了他一眼。马秀萍给他那一眼时，面部飞上了红晕，双眼轻轻地一笑，垂下了乌黑的睫毛。祝永达紧紧地攥住了自行车的手把。
祝永达和马秀萍在村口分了手。
第二天傍晚，在这条路上，祝永达又碰见了马秀萍。惋惜的是，她照旧和她的几个女同学在一起，祝永达无法和她说话。他跳下自行车，一直跟在这几个女孩儿后面。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似乎能看见马秀萍那白皙的脖颈上的汗毛被染成了金黄色，那圆圆的像勺子似的耳轮上的线条柔软细嫩，尤其是她那轻轻摆动的短毛辫子不住地在他的心中摇荡。他几次想叫住马秀萍，却鼓不起勇气。他希望马秀萍能回过头来看他一眼，可是，一直跟到了村口，马秀萍也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祝永达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闭上眼睛，马秀萍就在他跟前晃动。她那白皙而滋润的脸庞，她那小巧玲珑的耳朵，她那比年龄成熟得多的露出了曲线的身段，尤其是她那害羞时手挎在书包上、低眉垂眼的样子像电影镜头一样清晰。虽然，有一种声音在提醒他：她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可是，另一种声音却固执地给他说，是孩子就不能和她说话？就不能和她相见？我一定要把想说的话告诉她，不然，我会被憋死。祝永达睁开眼睛，对着黑夜说。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的情景，祝永达都无法接近马秀萍。
到了星期六，祝永达再也克制不住了。因为，就在这天，他的学习结束了。他和马秀萍在这条路上将没什么机会相遇了。在这一天，他就是喊，也要从马秀萍的同学中间把她喊出来。他的自行车后面捎着铺盖、脸盆和一些书籍。他跟在马秀萍后面走了几步，心中有了主意。他从前梁上跨上了自行车，赶到了马秀萍她们的前面。他蹬着蹬着，自行车的车头一歪，车子连人倒在了路上。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慢慢地去扶自行车。这时候，马秀萍她们走过来了。
“秀萍，帮我一把。”
祝永达按住了自行车。铺盖歪在了一边。几本书掉在了地上。
马秀萍弯下腰去帮祝永达捡拾书本。她的三个同学前边走了。
祝永达解开绳索，重新捆绑铺盖和书籍。马秀萍按住车头，静静地看着祝永达。祝永达打住绳子的最后一个结，抬起眼，定睛去看站在他跟前离他只有一步远的马秀萍。他第一次发觉，马秀萍的眸子是那么黑那么亮，马秀萍的目光是那么纯粹那么清澈。他似乎觉得马秀萍看他的眼神里有信赖有敬意有一种他说不清的很稚嫩的情感。祝永达抓住绳子头儿的那只手动了一下，不知怎么的，又把绳子解开了。他像孩子似的一笑，又去系绳子。
这一次，祝永达终于有了仔细看看这女孩儿的机会。他发觉马秀萍的漂亮就在她的脸庞上，就在她的眼睛上。她的漂亮简直是神韵，只在他的心里。他的心怦然而动。他这时候的感觉仿佛是饿了整整一个春天突然端上了一碗新麦面，只是觉得香气袭人却无法下筷子。
“秀萍。”
马秀萍把按在自行车上的手取下来，又挎在书包上。
“你爸还是那样子吗？”
“……”
马秀萍之所以没吭声大概是不愿意提及她的父母亲。祝永达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真笨呀！可是，他该说什么呢？他觉得，他有好多话要和这女孩儿说，却不知道怎么表达。他要告诉她，她是松陵村最聪慧最美丽的一个女孩儿；他要告诉她，他对她并没有非分之想，他所要做的就是不能让任何人折损了这朵花。他有责任呵护她。如果马生奇对她再有伤害，我祝永达首先不答应。他要告诉她，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走出松陵村，走出这块土地。他还要告诉她，他将她装在了心里，谁也偷不去了。这些话非说不可！
马秀萍看了祝永达两眼， “我先走了。”
她没有叫他永达叔。马秀萍抬起眼，似乎用目光征询他的意见。
“你走吧。”
祝永达轻声说。话一出口，祝永达就后悔了，后悔他把准备好的话没有说出来。可是，他转念一想，说这些话总得有点由头啊，他就这么直白地向一个女孩儿骚情，叫马秀萍怎么看他？在她的心目中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眼看着马秀萍走远了，消失了，才跨上了自行车。该说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他觉得，心里没有前几天那么慌了。
祝永达没有回家去，骑上自行车进了大队院子。大队办公室已经亮了灯光，祝永达将自行车在院子里锁好，走进了办公室。田广荣和马志敬不知道在说什么事情，他刚进去，田广荣就问他：“永达，学习得咋样？”祝永达说：“猪牛羊的一般病能对付得了。”田广荣说：“结束培训还得多少天？”祝永达说：“今天结束了。”田广荣说：“那正好，支委开会研究，叫你参加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祝永达说：“落实啥政策？”田广荣说：“纠正冤假错案。县委去年九月就安排布置了，咱南堡公社没开展，把党委书记也撤换了，这次是非搞不可。”祝永达说：“叫我干啥？”田广荣说：“你和万良先摸底登记。万良是大队会计，底子清着哩，你们查一查，一九六四年‘社教’把哪些地主富农家二次割了‘韭菜’，分了人家多少东西，包括房屋、家具，还有‘文革’中抄去人家的东西也要弄清楚，该退的坚决要退给人家，公社里派一个工作组协助咱，具体怎么搞，万良知道。”马志敬说：“咱老是做装起来又倒下来的事情，早知道今日个要退，当时就不分人家。”田广荣说：“这是上面的政策，不能打折扣。咱公社已经晚搞了几个月，公社党委在全县被批评通报，咱再不能拖了。”马志敬说：“分人家东西的是咱们，给人家退东西的也是咱们，咱不是被人当猴耍吗？”田广荣说：“这就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咱们这些人直接和老百姓交火，得罪人的事得咱干，做好人的事就得留给上面了，有怨气也得干工作。”马志敬的不理解在嘴上，田广荣的怨恨在心里。田广荣问祝永达听清楚了没有。祝永达说听清楚了，说他这就去找祝会计。祝永达嘴上这么说，却磨磨蹭蹭不走，他把自己办公桌上的那个抽屉拉开又合上，合上又拉开了。田广荣已经觉察到祝永达有什么话要说，他给马志敬说：“志敬，你回去喝汤（吃晚饭），明日个晌午咱再开个支委碰头会，你看咋样？”马志敬说：“那我就先回去了。”马志敬一走，祝永达果然开口了：“田支书，我有个事情想给你说一说。”田广荣说：“啥事？你说呀。”祝永达说：“我要入党。”田广荣一听，不认识祝永达似的看了他一眼，片刻，没有吭声。怎么？田支书不同意我入党？祝永达仿佛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似的垂下了头，双手很不自然地在抽屉里翻弄。他的心凉了。这句话是他思考了几个月后才说出来的。入党对他来说不是兴趣所致，而是他重新在松陵村站起来的重要举动。当然，这话他不能对田广荣说。如果说了田广荣不同意，他不会强求。他已看得很清，松陵村的党就是田广荣，田广荣不同意，他入不了党。田广荣吸了几口烟，很严肃地说：“永达，你要入党，这是好事，是你要求进步的表现。按程序，你要写出书面申请来。”田广荣从抽屉里取出来一个红色封面的《党章》：“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祝永达接过《党章》说：“谢谢田支书。”田广荣说：“先不要谢我。安心搞工作，把落实政策的工作搞好。”
祝永达走后，田广荣坐在办公室将祝永达要求入党的事又想了想，他觉得，他对祝永达的估量不够，祝永达不是想混一碗饭轻松吃一吃的，祝永达是有抱负的。但是，他的抱负再大，没有他田广荣的提携不行。经过这些日子的观察，他觉得祝永达是能靠得住的，他谨慎、稳当，和他父亲一样，讲良心、有智慧。他只能支持他入党，妄图把他关在党的大门以外是很愚笨的做法。不只是田广荣身边需要祝永达这样的人。从骨子里说，田广荣还是很爱才的。
祝永达推着自行车走进院门时，父亲正在院子里的电灯光下收拾着锄头把儿。祝义和没有停手中的活儿，他说：“永达，你今日个咋回来得这么晚？”祝永达撑好自行车，说：“田支书和我说了些事情。”儿子到大队里去工作，祝义和觉得很荣耀，他希望儿子能把事情干好，但他从不过问儿子的工作。祝永达一看，父亲专心致志地用圆刨子在锄把上刮动，就说：“咱家的那些家具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问儿子：“是咋回事？”祝永达说：“要落实政策了。”祝义和心里还不清楚：“落实啥政策？”祝永达给父亲解释：“‘社教’那年分去的所有东西和“文化大革命”中抄去的家具都要给咱退回来。”祝义和一听，又惊又喜：“照你说，咱家的楼房（大房）和那三间半厦房都会给退回来？”祝永达说：“不光是房子，按政策规定，桌椅箱柜也要退。”祝义和长叹一声：“真是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呀！”他将手中的锄把掂了掂，紧紧地攥住，半晌不说话了，他的心在翻腾着。
祝义和家里的成分是土改那年给定的。祝义和的父亲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第一次分浮财，将家里的八十多亩土地、五头牲畜和大型家具都分去了。一九六四年，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次“割韭菜”，祝义和家被割惨了，三间楼房、三间厅房和三间半厦房全被分走了。家里的立柜、桌子、椅子、炕桌子、箱架子、木梳、匣子、十不闲、柜子也被抬走了拿走了，拥进门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连铁锨、镢头和厨房里的碗、碟子以及黑老锅、老瓮、席盖子、蒸布也不放过。一家三代七口人只留下了三间厦房。一想起那些寒心的日子，祝义和心里发痛手发颤。
事隔十多年，房子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猛然一听，觉得是天大的好事，他不再愁没有房子住了。可是，他那激动的情绪维持了没有多少时间。他装了一锅烟，咂着烟锅，陷入了沉思：把那些房子要回来，贫下中农同意吗？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这些年来，翻过来倒过去的事还少吗？假如过几年，又要翻过儿，他们一家保不住家产不说，怕连命也保不住了。这样的事，祝义和经见得多了，给他父亲戴地主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