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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3、“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1）
“蒋先生和我在感情上是兄弟，但我们俩在政策上不一样。”
“我同蒋先生当时争论的问题是，他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
“当然目的不同。这个很清楚。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蒋总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就是这样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同的。”
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如此评价当年他跟蒋介石在剿共和抗日上的争执。
1935年9月，张学良被蒋介石调往西安，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在与红军作战中，连连挫败，对蒋介石的“平定内乱的国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官拜一级上将，身任“剿匪司令”，但却心想“抗日还乡”，他嘱咐部下，尽量避免与红军交火，并对友人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他预感到“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将与国家同归于尽。”因此他说：“我们惟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族与日寇拼命。”他主张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原则，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先例，对共产党“也应当能容”。
所以，张学良在西北一面和共产党交朋友，达成“停止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的协议；一面又与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确定了退出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
从1936年7月起，张学良开始频频向蒋介石“诤谏”上书，规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然而，不断飞来的情报，不断演化中的西北，使蒋介石终于决定御驾亲征，亲赴西安视察、督战。
10月，蒋介石以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身份，偕宋美龄飞抵西安。蒋介石知道西北的事不太好办，他没有采取强硬之法，而是声称“避寿”，要各地走一走。蒋介石在西安故意装出忙里偷闲的姿态，登华山，游终南，看秦陵，逛骊山，到处游山玩水，纵览西岳风光。然而，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看似闲庭信步，其实处处玄机，游华山时，蒋介石指点着“远而望之若花状”的华山，一语双关地说：“西岳之胜在于险，一有失误，便会掉到万丈深渊里。”张学良当然明白蒋介石说的是什么意思，然而，他心里却是另外一番滋味。站在巍峨的华山之颠，向北望去，祖国的东北正在遭受日寇的蹂躏，何日收拾旧山河？他的心情复杂万分，一首七言绝句脱口而出：
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蒋介石尽量装出一副轻松悠闲的样子，但他总免不了要时时敲打张学良，他装做不经意地问张学良近来看些什么书，张学良直言不讳，说自己最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辩证唯物论》，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蒋介石闻言大惊，对他所获得的情报已经得到应证，他训斥道：“这些书都是苏联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最后一句刚出口，他又改口道：“你该好好读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就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张学良心下大不以为然，又不想辩解，只好一笑了之。此番试探，蒋介石印证了张学良不愿剿共的原因。
数日后，蒋介石收起了无事一身轻的逍遥之态，开始着手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对红军作战，当他询问西北剿共和陕西的政治情况时，张学良趁机陈述说：“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请委座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并恳切地说明，这不单是他个人的看法，也是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希望，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风吹草低，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杨虎城婉转地说：“我个人服从命令不成问题，只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昂，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忧虑。”张学良也争辩说：“打内战是调动不灵了，要打日本，我保证调动自如，锐不可当。”蒋介石断然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不要问为什么！”
过了两天，张学良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蒋介石又训斥说：“抗日之事，不要偏听共匪蛊惑。士气问题，我来解决。”为了彰显自己坚定的剿共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蒋介石径直前往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他一上台就搬出他那套忠孝礼义廉耻的哲学信条，大谈“军人首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的道理，接着又大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外敌不除便无法抗击外敌的谬论。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是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又重申：“共产党不以民族为本位，不论其标榜如何，政府坚决贯彻‘戡乱’方针。”蒋介石这番训话，显而易见，不光是说给受训军官的，更是对张学良、杨虎城等的再次警告。
10月28日，张学良利用谒见蒋介石的机会，再一次要求停止内战，带兵赴前线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还强调中国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就必须联合苏联，共同抗日。蒋介石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并说直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被关进监狱，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迟。张学良的劝谏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0月30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带着对张、杨极为不满的怒气飞到洛阳“避寿”，张学良想借蒋氏过生日不便发火之机，再次劝谏，便邀请阎锡山携王以哲、何柱国同赴洛阳，以祝寿为名，行进谏之实。
张学良这次学乖了，他觉得蒋介石已听不进抗日大道理，就换了一个角度，专讲东北军目前的困境。殊料，蒋介石早已觉察到了张学良的用意，他碰了个大钉子，蒋介石只是逼问他：“你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为了阻止张学良等的劝阻，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分校作讲演，大骂主张抗日者，并重申：“日本是皮肉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也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决不能动摇。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变更。”
训话间，蒋介石情绪激愤，突然大谈起汉奸来，“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一种是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他们出卖整个国家和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大家要明白，通日本是汉奸，通共产党的也是汉奸，而且是二等汉奸。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团结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这番措词严厉、意有所指的指桑骂槐，没有谁会听不出来，张学良神色大变，面容惨白。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3、“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2）
张学良劝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幻想终于破灭了，在回西安的飞机上，他若有所思地说：“阎百川毕竟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要再和委员长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问题了，我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干什么，连我的太太也无从知道。”此时此刻的张学良，已经深深感到劝蒋“放弃剿共，一致抗日”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劝蒋以外的办法了。
不久，蒋介石在洛阳遥控国民政府，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公开镇压抗日运动。毕竟是血性军人，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驾机飞往洛阳，准备冒死力劝。他要求东北军参加绥东抗战，蒋介石坚决不允。他又请求蒋介石释放被捕的“七君子”，不要因此失掉民心，酿成大错。蒋介石要他专心剿共，别管政治上的事。蒋介石句句不离剿共，别的什么也听不进去，张学良所求之事也件件驳回。情急之下的张学良把事先准备好的劝谏之词全都忘了，东北、华北一幕幕耻辱的景象纷纷闯入他的脑海，他的眼前模糊了，泪如泉涌，他哭诉道：“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您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终夜彷徨，如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内失统一之力，外无御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无救，饥馑在途，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
蒋介石最不愿别人对自己说这样的话，没等张学良说完，他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放肆！”
张学良本来也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在东北时他一人独尊，归顺蒋介石后，和蒋相处又很好，交情极深，没有人敢不让他说话，平时两人之间的争执、冲撞多不介意，仗着这样的关系，张学良敢于仗义执言，他腾地站起身来，变换了语气说：“委员长，请问你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劝谏变成了质问，极大地刺痛了至尊无上的蒋介石，他大发雷霆：“太放肆了！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盛怒之中的蒋介石脸气得发青，手打着哆嗦，完全失去了平时说话做事慢条斯理的风度，他越说越气，越气越说，朝着张学良继续大吼道：“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张学良不是魏征，蒋介石也不是唐太宗，劝谏变成了吵架。事已至此，张学良也不再有任何顾忌，他逼视着暴跳如雷的蒋介石，忧愤地大声嚷道：“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本想将蒋介石一军，岂料蒋介石冷冷地接应道：“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
12月4日，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再到临潼。随同蒋介石一同回到西安的张学良则神情沮丧，郁闷不乐。几天来，他陷入纷乱如麻的矛盾之中：丧父之仇，失土之痛，全国民众的谴责，与蒋介石难以调和的严重分歧，搅在一起，他心乱如麻。
“我曾考虑了三种办法：一是向蒋委员长辞职；二是做最后之劝说，希其回心转意；三是采取类似兵谏的办法。为此，我反复思考，绕室徘徊，斟酌再三，决定先‘苦谏’蒋介石，实在不得已，再行‘兵谏’。”
这种逼上梁山的苦迭打方法（法文政变之意），对张学良来说，实是万不得已。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交极深，非中国其他军事领袖所能比拟。张学良经常在公开场合自豪地夸耀说，他把蒋介石作为父亲看待。宋美龄也曾说过，张学良尊蒋如同父执。多少年来，蒋介石对张学良也算是爱护备至，数度委以重任。张学良也投桃报李，从欧洲考察一回国，就宣传要绝对服从领袖。正因为这种关系，张学良一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相信凭他和蒋介石的私交情谊以及这几年在政治、军事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他能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次政见上的冲突，他们再也无法谈到一起去了。
12月7日，张学良下定决心，他对杨虎城说：“我们再劝蒋先生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也对得起他了。”事到临头，他终究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是个死不回头的人，不想张学良再去，怕露出马脚。张学良坚持要去，他说蒋介石很骄傲，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他不会想到别的。杨虎城不便再说，只好让张学良再去劝谏。
晚上，张学良只身前往华清池谒蒋，痛哭陈词，作最后的“苦谏”，三个小时的慷慨陈词，三个小时的苦苦劝求，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时而声泪俱下，时而义愤激昂，蒋介石均无动于衷，最后，换来的是蒋介石的勃然大怒：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也不会改变。
苦谏无效，张学良步履沉重地回到了驻地，但他还希望杨虎城再走一趟，做到仁至义尽。杨虎城深知蒋是不会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