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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才能在北京站稳脚跟。同时，张作霖也想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借助英美势力，牵制贪得无厌的日本，由日本手掌中挣脱出来，获得较多的独立自主权。因此，入关后张作霖与日本的矛盾渐趋尖锐，最后竟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张作霖是个机智善变的人，他善于窥伺各时期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虚实张持，去钻空子。在几次打内战和他处境危殆，需要借助外力时，他会无视舆论反对，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甚至屈辱的条件，以获得支援，但事情过后就另改一副面孔，设词推诿，概不履行或承认。他在对日交涉上有一个秘诀——从来不订成文条约或协定，也从来不在正式外交文件上签字，预先就留下尔后耍赖不认帐的借口。而日本也以为签订正式条约，可能引起国际麻烦，于事无补，又觉得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不怕张作霖不就范，也默许了这种做法。
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后，日本原以为他一定能顺从己意，解决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满蒙悬案”。所谓“满蒙悬案”，主要是指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地区的问题。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为取得日本援助以打败郭松龄，曾和日本缔结密约，密约中规定日本在我东北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条款。但事过境迁，在打败郭松龄之后，张作霖深感这些条件太过苛刻——如果答应土地商租和杂居权，就等于承认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损失太大，照章履行的话，不但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也将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处处受制于人，严重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张作霖采取了不加理睬，避而不谈，以拖为上策的办法来对付日本人。对此，日本深为不满，说“张作霖说话，说了不算”。
但对于日本陆军的及时援助，张作霖是心存感激的，他对左右亲信说：“日本人这次帮我，当然有所为的，我们对他的好意，也应该有个报答，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我自己的财物来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力、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所托！”张作霖说到做到，他将自己存在日本正金、朝鲜两个银行的日金存款500万元，全部赠给关东军司令官，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当时表示：“日本人仗义扶危，武士道的精神，固然施不望报，但张作霖受人一饭之恩，终身便不能忘，这一点意思表示，聊以酬答日本人公私的协助好意。”
1927年8月，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再次提出所谓“满蒙悬案”问题，有一次竟盛气凌人地对张作霖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听了很不受用，他当即毫不示弱的反唇相讥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话音刚落，就起身送客。而后吉田茂每次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只要一遇到对己不利的话，张作霖就立刻推说牙疼退席，借以拖延时间，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
1928年4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4支国民党新军阀联合起来，组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集团军，决定进行“北伐”，共同反对奉系和张作霖。北伐军一路打来，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本更是趁机纠缠不休，趁火打劫，逼迫张作霖在满蒙问题上作出明确答复。然而，就在日本侵略者不断施加高压的情况下，张作霖在多个场合连续表示，“豁出去我这身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让子孙后代抬不起头来的事！”
1928年5月17日晚，日本公使芳泽拜会张作霖，将日本照会面交张作霖，并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诱惑说：“如果你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警觉地看了芳泽一眼，正色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轻蔑地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不紧不慢地说：“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诱惑不成，芳泽变了嘴脸，恐吓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满不在乎：“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芳泽见说不过张作霖，恼羞成怒，便开始挑衅：“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不为所动地说：“我尚未接到报告。”芳泽接着用威胁的口吻说道：“张宗昌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话音未落，张作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久蓄的怒火终于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朝着芳泽熊熊燃烧。他愤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摔成两截，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叫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说完撇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两人3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在硝烟弥漫中不欢而散。
对于日本的照会，张作霖于5月25日通过外交部长罗文干答复日本政府：“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最后并告诫日本说：“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这一答复，措辞及语气都比较强硬，对日本表示了不屈服的态度。
6月2日晚，日本公使芳泽再次来访张作霖，表示日本愿以绝大助力迫退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天下，但有条件：（一）吉会路接轨；（二）停筑葫芦岛港；（三）打通路改线。芳泽逼迫张作霖正式签字。张作霖对日本这种趁火打劫的强盗行径，极为气愤，他推说太忙，“等我签字以后，再通知你来取。”张作霖嘱咐外事人员把芳泽让到客厅里等候，他自己则在办公厅里，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随后，张作霖将一叠文件叫外事人员交给芳泽，并让转告说：“今天太忙了，不能会见，还请原谅。”芳泽一时大意，拿到文件后，没有看就回去了。待回到公使馆，打开一看，上面只有张作霖写的“阅”字，既未署名，更没有“同意”字样，芳泽才知自己受骗了，当他打电话到大帅府询问时，张作霖已于当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奉天了。
在此之前，当奉军屡次败北，蒋军逼近济南时，日方曾和张宗昌密议，愿以日军两师团改穿直鲁联军服装，参加作战，并另以炮兵，进攻蒋军。此后不久，张宗昌在接见大阪《每日新闻》报驻津通讯员时，声称“欢迎日本出兵华北”。张作霖知晓后，立即急电张宗昌，当面予以申斥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对不能借重日军，留下万世骂名。”
多年来，日本想在东北实现其“二十一条”的侵略计划，但始终没有得逞。如日人杂居及商租土地等问题，日本“尝胁作霖履约”，但张作霖非但不应，反而急饬地方官民不得把房屋土地外赁给日人，违者处以重罪。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他被炸死之前，张作霖曾先后以奉天和吉林省政府的名义，发出严禁日人商租中国土地的训令多达40几号，因为张作霖有如此严令，所以日本人虽屡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张作霖的严禁，终使二十一条如同废纸。
其实，当时的张作霖，“与日本相比较而言，他的地位是很脆弱的。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在大多数方面，都比他本人的势力更大。只是在自甘冒险时，他才能够不理睬这个事实。”彼时的张作霖，确实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精神，在其势穷力竭之际，毅然拒绝日方的诱胁，他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明火，他曾说过：“我张作霖没有别的能耐，但替国家守护这点土地，还敢自信。日本人莫费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什么了？他连一条也未实行得了啊。这不是我吹，你们可实地考察。”张作霖身上有股野性，他胡子出身的经历使他必要时会不顾一切，敢于豁出去，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作霖曾表示：“舍出我这身臭皮囊不要了”，“要是骑着我的脖子拉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日本站（沈阳南满铁路附属地）屠了，所有男女老小鬼子，一个别想活。”也许正因为此，芳泽在他的回忆录中称张作霖是“一个倔强的人”，是个“不服输的刚毅的人”。
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6、两次被刺
张作霖不肯降身卖国恃外援以自保的做法，引起了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少壮派军人的嫉恨，他们视张作霖为日本进一步在满洲扩张势力的障碍，认为必须施以“外科手术”，切除障碍，除此之外，别无解决满洲问题的好办法。于是，一个密谋暗杀张作霖的计划便出笼了。
日本关东军经过仔细勘测，选择了皇姑屯以东约1000米的奉山铁路与满铁交叉处为炸车地点，派了十几个工兵，在铁路交叉点上，工作6个小时左右，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30个麻袋，装置在南满与京奉两路交叉点中间的一个花岗岩桥墩上，同时在桥墩500公尺外的瞭望台上安有电流引线，控制触发爆炸。对日方的这一布置，中国方面虽不知晓，但在张作霖回奉前几天，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日方不许行人通过，日本守备队在该处新增加了不少步哨。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将这一异常现象用密电报告张作霖，请加防备。但张作霖对此并未太重视。
此外，在张作霖离开北京之前，也已经得到一些日本关东军要对他采取不利行动的传闻，但他将信将疑，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本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又觉得堂堂大元帅，偷偷摸摸遛出北京太不成体统，而且官做大了，自然享乐变为第一，公路崎岖不平，他怕受颠簸之苦；况且把兄弟张作相和吴俊升都已经拍着胸脯分别保证从北京到渝关和从渝关到沈阳皆有所部军队严密保护，必不至发生意外，所以，最后张作霖还是决定乘火车回奉天。
不过，张作霖毕竟也是疑心重重，他故布疑阵，在出京的具体时间上作了一点略带防范性的安排。他先是宣布6月1日启程，后又改为6月2日动身，但直到6月3日凌晨2点钟，他才在夜色中悄然来到北京站，神不知鬼不觉地上了火车。张作霖的专列共挂有22节车厢，他乘坐的是前清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为安全计，花车特意编排在整个列车的中部，前后方的车厢里坐满了随行人员和全副武装的卫队。为防不测，在火车前面还特意设置了压道车，以防有人在路轨上做手脚。
专车到山海关时，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本守备队士兵站岗，态度如常，看不出有任何紧张的样子。这时，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已由奉天专程到山海关迎接，上车后，同张作霖谈了几句前后方的局势，然后，就和莫德惠、常荫槐等玩了一夜的扑克牌，一直快到皇姑屯，张作霖说：“各位回车，收拾行李”时才散。适逢夏季，夜短昼长，车到新民时，天已大亮。沿铁路两旁，均有步哨警戒，十余步就是一岗，步兵均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势。专车过皇姑屯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齐上车后，专车即向东行驶，开往小西边门外奉天车站，此时沿线两旁还皆有岗哨警戒，但是到了老道口附近就没有了。
6月4日拂晓，武田中尉报告河本大作，张作霖的专列已经通过新民府。河本大作立即命令川越大尉通知东宫中尉，按预定计划执行。河本大作与齐腾参谋长，以及其他的参谋部人员，登上奉天满铁属地广场中的东拓大楼瞭望台，准备观察动向，等待炸车事件发生。5时23分，张作霖的专列行至沈阳西北3公里的皇姑屯站时，就在这一瞬间，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中尉一按电钮，不差分秒，轰然一声巨响，地雷爆发，黑烟腾空而起，高达二百公尺，沙石横飞，交叉点上的南满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