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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把他熟识的吴老先生请来，给大家讲点古书，以开视野，长见识。刘乙光报请上头后，蒋介石立即应允，从北平请来了吴老先生。
在张学良的鼓动下，特务队员组成了读书会，大家都来听老先生讲学。读书会的第一课，吴老先生讲的是《左传》上“郑伯克段于鄢”那一段历史故事，讲者认真，听者专心，老先生刚讲完，就有人发出“郑伯这个人太无手足之情了，对自己的兄弟怎么可以使用阴谋手段”的感慨，张学良也很有感触，他说：“我们学习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去学历史上那种卑鄙人的阴谋手段，去想法子害人。但是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却可以防备别人加害我们呀。你们别以为现在是民国时代了，那些阴谋家使用的手段，其实同春秋战国时代差不了多少呢！”
吴老先生是前清举人，衣帽鞋袜、言谈举止无不有清代遗老遗少的风范，但他儒雅可亲，知识渊博，讲课生动，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张学良在抗战全面展开之时，不能参加抗战，又不甘心于在这寂寞中虚度光阴，便对吴老举人以史为鉴的学习，逐渐有了浓厚的兴趣，吴老先生也就一直留在张学良身边讲史，直到辗转迁移到江西萍乡后，张学良考虑到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对年迈的老先生来说，已是一种折磨和不堪忍受的重负，才派人送老先生返回北平安度晚年，之后，读书会也就此结束了。
1938年，张学良在刘乙光一队人的护送下，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了湘西沅陵凤凰山。在凤凰山，张学良读书很专心，往往一坐就是半天。他潜心研究明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案头上，堆满了有关明史的书籍和资料，张学良时而埋头细读，时而掩卷深思，时而又奋笔疾书，常常笔耕到深夜。
然而，局势越来越紧张，连远离城市的凤凰山也不免波及影响。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战火南烧，不久长沙又落入日军手中，千年古城在三天三夜的大火下毁于一旦，张学良在凤凰山也待不下去了，这年秋天，张学良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迁移生活，一路上饱受颠簸劳顿之苦，国破家亡之恨，心情愈加沉重。1939年秋，才到达目的地贵阳修文县。
张学良的新居座落在贵阳以北六十里，距修文县城四里地外的龙岗山上。龙岗山的气势、景色远逊于雪窦山和凤凰山，但是，它的名气却因为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而变得很响亮。四百余年前，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驿当驿丞，曾于龙岗山东洞隐居讲学、著书立说，成为后世景仰的大学问家。此洞遂被后人称之为阳明洞。
自嘉靖年间起，后人在阳明洞上方的石坪上修建了四合院式的“王文成公祠”，即阳明祠。清康熙后，又累经扩建和重修，重檐飞阁，红柱绿瓦，一派古色古香，清雅幽静。张学良的住地便被安排在阳明祠大殿斜对面的三间砖木结构的厢房中。
经历了长时间的旅途奔波，终于又可以安定下来了，这本该值得高兴才对，然而，秋风送爽，黄叶纷纷，龙岗山上的阵阵凉意并没有使张学良的心情开阔豁达，相反，却陷入了低潮。阳明祠不大，可为了防止张学良逃跑和被人武力劫持，戴笠派了大批军队、宪兵和特务，围绕着祠庙，步步设防，层层把关，前后左右共三道关卡，要想逃出龙岗山，真是比登天还难，插翅也难飞。愤慨和凄凉之感再一次涌上了张学良的心头。他隐约感到，蒋介石是不肯原谅他的了，他想自己武将当不成了，还是潜心读点书吧，儒士或许能弄出点名堂来也不一定。
就这样，张学良心境渐趋平静，阳明洞三年，他埋头读书，先从研究修文县志开始，进而对阳明学说发生兴趣，最后专注于明史。从修文县志中，张学良了解了王阳明在贬谪岁月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这使他联想起祠门上的那幅对联：
三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
一朝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
这深山古洞中究竟是怎样的“至乐”，终于使王阳明“一朝”“觉悟”呢？张学良大感兴趣，开始捧读王阳明的著述，他找来了《阳明集要》，又找来集王阳明思想之大成的《大学问》，孜孜不倦地研究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动静合一”、“心理合一”“爱之差等”等论说，一字一句读得废寝忘食。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1、余生烽火读明史（2）
一连数日，张学良闭门不出，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阳明学说中，室外的人声，卫队的警戒，纷乱嘈杂的周围，都与他无干。他被王阳明深深地俘虏了，他发现，这位大思想家的经历与自己有着惊人的偶合：王阳明37岁被削官贬到贵州，自己也是在这个年龄被蒋介石严加看管，软禁于深山古刹。由此，他想到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是要他也来个一朝顿悟啊！张学良愈发感到囚禁生涯的遥遥无期。
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在阳明书中，张学良每每都会读到与自己所思所想契合之处，他常常掩卷沉思，为此唏嘘不已。短短数月，这位曾经统兵数十万的将军，变成了言语深邃、宏论迭出的学人，以王阳明的隔代弟子自称，居然文气十足，满口儒言雅语，言谈中引经据典，不乏醒世精辟之见。
阳明学说看多了，张学良又感到要完全明了明代学术，还必须全面参照明代边防、军事、交通、经济等，明史非读不可，于是，他从埋头阳明学说转向了对明史的研究。此时，赵四小姐来到了他的身边，红袖添香，佳人伴读，张学良的苦闷和寂寞一扫而光，他的心情也随着豁然开朗起来，研究明史的热情更加高涨。夜深人静之时，青灯黄卷，看到会心处，张学良不禁击节叫好，发出声声喟叹。
其实，早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明史就有所留意，1934年他就任剿匪副总司令职时，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到汉口，亲手送给他《绥匪纪略》，是一函木版精印大开本的史书，那是惟一详细记载明末农民战争的史书，蒋介石认为让张学良读读《绥匪纪略》，了解李自成、张献忠、牛金星等“反贼”和明将孙承宗、洪承畴等人的情况，对“剿匪”战事会大有帮助和教益。张学良看了后，认为抗战前的国内形势，有点像明末，而蒋介石倡行的“剿共”方针，也同明朝皇帝相似，以史为鉴，张学良不想如明末般亡国，因此不想打内战，最后才决心发动兵谏，这可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他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他的书竟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现在再读明史，张学良有了明确的目的，他想通过研究明史，找出中国一直受外国欺凌的原因，从明代兴亡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所以，一章一节，字字句句，张学良都读得分外专心，分外认真，一个个王朝在他眼底浮现，史海波澜拍击着他的心胸，他感慨无限。
张学良日日伏案，乐而忘倦的读史情况传到了蒋介石耳里，他非常高兴，认为张学良研读史书，可以消磨他的意志，便下令吩咐戴笠搜集明史研究的线装书，寄给张学良，并传下指示：希望张学良每个月能交上一份“读史心得”，他要好好看一看。
长时间的埋头苦读，刻苦钻研采摭奥旨，张学良对各种版本的明史都了如指掌，但他的眼睛也在长期的伏案中看花了，写字读书颇感吃力。好在他有一个同样喜爱明史的得力助手——赵四小姐，欣然承担起做笔记的工作，赵四小姐从早到晚也埋头书桌前，为张学良整理札记，充当他的书记员，替他摘抄书卷、制作卡片，乐此不疲，从不露一丝倦容。
1947年5月，张学良给大姐首芳写了一封信，要她代买大字的明史，他在信中写道：
首芳大姐：
。。。。。。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您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会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四小姐附问候
弟良手奏
五月廿日
那时，张学良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到台湾大学去教明史，或者到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去当个研究员，也希望能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专家交流切磋，但均未获允。他对前来探望他的莫德惠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他并赠给莫德惠一首是他“真实的心境写照”的五言绝句：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当时的张学良，正因为变得热衷于学术甚至过分地服膺学术，而使得他在治人的权威方面滋生疑虑，他认为“不读历史的人，终究不能成其大业”。
读史使人睿智，也使张学良更清楚地看清了现实，他并不避讳谈政治，也不仅仅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而是谈兴甚浓，分析点评起来头头是道、入木三分。他对张严佛谈论当时的局势，俨然很有看法，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张学良本来想结合现实写写中国的动乱史，还计划研究清史、民国史。但当他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清史研究阶段时，突然发现历史只是人说的，记录下来的只是管见，人言言殊，并不一定代表真实，事实在那里，不说也不会变，尽信史，不如无书。又发现许多史书不但看法不全面，还经后人的删节，所以，原来想再研究清史和民国史的计划也就放弃了。
但是，张学良毕竟多年潜心研究明史，对明末文人的感情诗作特别偏爱，刚从大陆移至台北时，他看中阳明山公墓的一处地方，并不讳言当时“宁与鬼住，不与人居”的心情，还以明末一位诗人所做的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表达了自己虽生犹死，百无聊赖在人世借居的惨淡情状。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2、虔诚的基督教徒
张学良信奉基督教纯属偶然，只因蒋夫人宋美龄一句“汉卿，你又走错路了”，张学良从此心向上帝，潜心研究《圣经》，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其实，早年间的张学良，宗教观念十分开放，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少年时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西方传教士们往来密切，曾受他们的影响，初度涉猎基督教义，对基督教有了好感，后来因为进了奉天讲武堂，毕业后走上军旅之路，就很少跟基督教的人来往了；1935年在武昌行营时，张学良曾结识过一个喇嘛教的活佛，活佛去西康时，张学良还亲自送了一程。这个喇嘛吃肉，张学良很奇怪，也不便问，但喇嘛坦率地告诉他说：“这有何怪？西北地区没有草木，食肉乃环境使然。天生万物以养人，何能拘泥于教义？佛为了救世，可以杀人，必要时还可以杀天下人，就看你的动机如何了。”张学良一听之下，先是大为讶疑，继而赞赏不已，称这个喇嘛活佛与他带兵打仗的军人观点完全一致。
1937后，因为被蒋介石幽禁的缘故，往往住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深山古刹，与庙里的和尚多有往来，张学良耳濡目染，竟买来佛教书籍，研究起佛学来。在溪口时，张学良与雪窦禅寺为邻，雪窦寺始建于唐朝，鼎盛于宋朝，是天下禅宗十刹之一的名院，因供奉布袋和尚（弥勒佛）而驰名大江南北，张学良和寺里的又新和尚经常来往。溪口时期，张学良还曾请过有“政治和尚”之称的太虚法师讲解佛经，“佛曰觉悟”、“四大皆空”、“无人相，无我想”等佛教大道理虽未曾使张学良大彻大悟，顿悟人生，但太虚法师的其中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太虚法师说：“佛教虽主张禁杀，但却不反对杀人。如果杀一个人，可以救十个人，那么，这个人是非杀不可！杀恶人即是善念。”当时的张学良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对法师肃然起敬。后来南迁湖南，住的又是古庙，到了沅陵，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