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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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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这个女人的事,我可以预先说明几句:她先告诉我说,她是画家,后来又说自己是个“鸡”,也就是高级妓女。后来她又说自己是心理学家。我也不知该信哪个好了。我对她的态度是:你乐意当什么,就当什么好了;而且不管你说自己是什么,我都不信。我开头告诉她,我是史学家,后来说我是哲学家,最后又说自己是作家,说的都是实话,但也没指望她会信,因为太像信口开河了。我们俩如此的互不信任,不能怪我们缺少诚意,只能怪真的太像是假的,假的又太像真的了。 


3

  假如我叫M的话,和我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的那女人就该叫作F了。在安置前,所有的F 和M都在公司的地下车库办学习班,那车库很大,我们在一头,她们在另一头,从来不聚在一起,但是有时在路上可以碰见。我们M胸前佩了D字以后,多少有点灰头土脸的感觉,走到外面低头驼背,直到进了车库才能直起腰来。而F则不是这样。她们身材苗条、面目姣好,昂首挺胸地走来走去,全不在乎胸前的D字。假如和我们走到对面,就朝我们微笑一下,但绝不交谈。我的一位学友说,她们都是假的,是公司雇来的演员或模特儿。看上去还真有点像,但这位学友是怀疑主义哲学家,犯的是怀疑主义错误;假如不是这样,我就会更相信他的说法。顺便说一句,这位学友一点骨气都没有,成天哭咧咧地说:我的怀疑主义是一种哲学流派,可不是怀疑党、怀疑社会主义呀!假如一只肥猪哭咧咧地对屠夫说:我是长了一身膘,但也没犯该杀之罪呀,后者可会放过它?当然,没有骨气的人,看法不一定全错,但我更乐意他是错的。现在我房间里有一个F,似乎已经证明他错了。 
  上完班疲惫地走回家,发现这间房子完全被水洗过了,原来的燥气、尘土气,被水汽、肥皂气所取代;当我坐在床垫上解鞋带时,F从厨房里出来,高高挽着袖子,手被冷水浸得红扑扑的。她对我说:把衬衣脱下来,现在洗洗,晚上就干了。这时我心情还不坏。后来我光着膀子躺在烂床垫上说:你哪天去上班哪?问了这句话以后,心情就坏了。 
  我已经说过,安置后我是个建筑工人,所以我就去上班。在此之前,我对这个职业还有些幻想,因为建筑工人挣钱很多,尤其是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上了班之后这种幻想就没有了。他们把我安置到的那个地方名叫某某建筑公司,却在东直门外一个小胡同里,小小的一家门面房,里面有几个面相凶恶的人,而且脏得厉害。其实这是个修理危旧房屋的修建队。人家问我:干过什么?我说:史学家,哲学家,等等。对方就说:我们是建筑队——你会干什么?我只好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人家就叫我去当小工。这时候我又暗示自己可以记记帐,做做办公室工作,人家则狠狠地白了我一眼。于是我就爬上房去,手持了一根长把勺子去浇沥清,还得叫一个满脸粉刺的小家伙“师傅”。下班时那小子说:明天记着,一上了班,先要给师傅“上烟”——咱们是干一天拿一天钱,不合意可以早散伙。我答应着“哎”,心里却在想:给死人是上香,给你是上烟,我就当你死了吧。沥清是有毒的,闻了那种味直恶心;房顶上没有遮阴的地方,晒得我头晕脑胀;我两个胳臂疼得像要掉下来——假如掉下来就不疼,我倒希望它们掉下来;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算一次帐,当天就有工资,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上班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该说说那个D的含义了,公司的人说,D是delivery(发送)之意。安置就是把我们发送出去。听了这个解释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个邮包,很不自在。他们说,我们这种包裹有两种寄法,一是寄给别人,二是寄给我们自己。在前一种情况下,必须要有肯要我们的人,举例言之,408那位太太。她是个退休的小学教师(有二十年教龄就可退休,所以她年龄不太大),四十二岁结了婚,四十三岁生了双胞胎,同时遭丈夫遗弃,就到公司去申请了一个丈夫。头天晚上,她以为我就是那个邮包——这种错误是可以想像的,嫌我太瘦弱,但没有说。后来她收到了真的丈夫,是个出租车司机,同时又是个假释的刑事犯(公司的业务也包括安置这种人),虽然不瘦弱,却天天揍她,还说:你敢去公司诉苦,我就宰了你;但这都是后话了。我和F属于后一种情况,在公司学习时,他们说,对这类情形要实行三搭配:男女搭配,高低搭配,错误搭配。第一条是指性别,第二条是指收入,最后一条指什么我也不知道。说实在的,我对第二条抱很大希望,因为我已经是个每天只挣二十块钱的小工了,她再挣得少,那就没法活。我问她哪天去上班,她说:我已经上班了。我问:在哪儿?她说:在这儿。公司给我安置的职业是家庭主妇。听了这话,我都快晕过去了。她还怕我晕不掉,从厨房里跑出来说,我给你做家务,你可要养我呀!我万分沮丧,无可奈何地说:安置前你怎不这样讲? 
  众所周知,二十一世纪女权高涨,假如有位女士对男友说:我让你养我,这是至高的求爱之词。安置之前假如有位女人对我这么说,我一定会养她,除非她是安徽来的小保姆。而不养安徽小保姆,绝非因为渺视那个省份,而是一养就要养一大批人,包括她爹妈、她的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堂兄表弟之类,而且这些表兄弟里还有一个是她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就在你眼皮底下不干不净;这种现象被人叫做“徽班进京”,多的时候一班有一二百人。所以,男人养了一个女友或是妻子,实在是体面得很,但是很难养到。有位女士说过:谁要养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长得要像阿波罗(指雕像);2,阴茎不短于八英寸;3,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二条,极难满足——因为中国男人很少长这么大,而且这么大并无用处,所以也就是瞎说说罢了——所以男人家里很少有主妇。倒是有时到某位女士家里作客时,能看到一位很体面的小伙子。主人指着他说:我先生,我养着他。偷偷和他聊几句时,他皱着眉头说:没办法,想过家庭生活——与此同时,听到河东狮吼:你们在干啥?要搞同性恋吗?他赶紧灰溜溜去陪老婆。不敢像主妇那样吼起来:我和人说几句话也不行吗?这说明男人的条件不那么苛刻。综上所述,有女人要我养,我不能拒绝。我只能委婉地和她算这本帐:每天二十块钱,咱们两个人,怎么活呀。 
  F告诉我说,只要省吃简用,两个人花二十块钱也能活。吃的方面,我们只吃粗茶淡饭,她决不追求比我吃得好;穿的方面她也可以凑合,只是要买一两件时装和几件内衣(我皱着眉头指出,这些东西贵得很),再加上一点起码的化妆品,卫生用品,她就不再要求什么了。我知道这是要求我每年出勤350天,天天腰酸腿疼,生不如死。这样规划了以后,她就把我今天的全部工资搜去,一个子儿也不留。然后她到厨房里去做饭,我则躺倒在旧床垫上长嘘短叹。 


4

  从前述的情节里,你一定能想到安置是四月底的事。那时候北京常是阴雨天气,就是不下雨,天也阴得黄惨惨的。就算是风和日丽,我也没有好心情。到了五月初,天就会连续晴朗。五月一日放假,当然也没有工资。我心情比初安置时好了一些,像一个男人一样收拾了这间房子,用拣来的塑料薄膜把窗子上的碎玻璃补上,然后爬上房顶,用新学会的手艺修补漏雨的地方。在干这件事的同时,凭高眺望这片拆迁区。当然,景色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在四周玻璃大厦的蓝色反光之下,这里有十几座土红色的砖楼,楼前长着树皮皴裂的赤杨树。楼前面还有乱糟糟的小棚子,是多年以前原住户盖起来的,现在顶上翘着油毡片。我还看到最北面那座楼房正在拆,北京城和近五十年来的每个时期一样,在吐出大量的房渣土。这个景象给我一个启迪,我从房顶上下去对F说:等我们这座楼被拆掉时,就可以搬出去住好房子了。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住好房子?付得起房租吗?这使我相当丧气,但还是不死心,说道:也许我可以考个电工什么的;你也可以去考个秘书,这样可以增加收入。她继续笑了一下,就转过身去。然后我就更丧气地想到了和公司定的合同:服从公司的安置,不得自行改换工作。我很可能要当一辈子的小工,住一辈子拆迁区。本来我还想下午去外面找找,看哪个废弃的房间里有门,把它拆回来安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但是我没了情绪,就在床垫上躺过了那一天下余的时间。那一阵子我总是这样没精打彩——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事可高兴的。 
  有关我想考电工的事,还有必要补充几句。人到了我这个地步,总免不了要打自己的主意,想想还能做点什么。作为一个物理系的毕业生,很容易想到去考电工。而作为一个喜欢在公路上和人赛车的人,我又想去考垃圾车司机。这些奇思异想都是因为当小工太累,挣钱又太少,还要受那个小兔崽子师傅的气。每次我说起这类的话头,F总是那么干脆地打断我。假如她能顺着我说几句,我也能体验一点幻想的快乐。这娘们没有一点同情心。 
  《我的舅舅》得了汉语布克奖,为此公司派车把我从工地上接了去,告诉我这个消息。这个奖的钱不多,只有五千块,在我现在的情况下也算是一笔款子了。我向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但是当坐在我对面的公司代表说“祝贺我们吧”时,还是面露不快之色: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他说:怎么没有关系?你忘了我们的合同吗?你的一切归我们所有,而我们则重新安置你。其实不等他提醒,我就想起来了。我站身来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我要回家了。他说:别着急呀,现在还用得着你。你得去把奖领回来,还得出席一个招待会……我说:我哪里都不想去。那人就拉下脸来说:合同上可有缔约双方保证合作的条款,你想毁约吗?我当然不想毁约,毁约也拿不回损失的东西,还要白白住监狱。然后我就被带去洗澡,换上他们给我准备的体面衣服,到U·K·使馆去。有两个彪形大汉陪我去,路上继续对我进行教育:怎么着,哥们儿,不乐意呀?不乐意别犯错误哇。我说:我不犯错误会落到你们手里吗?他们说,也对。你们不犯错误,我们也没生意。但是,“这我们就管不着了”。 
  作为一个史学家,我马上就想到了“这我们就管不着了”像什么——它像上世纪六十年代林彪说自己是天才的那句话:我的脑袋特别灵,没办法,爹妈给的嘛。“这我们就管不着了”和“没办法”是一个意思,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自豪心情,使我气愤得很。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骂几句。在汽车里不能骂,在U·K·使馆更不能骂,那儿的人对“cao”“bi”这类的音节特敏感,一听见就回答“fuke you”,比听见“How do youdo”反应还快。我忍了一口气,在招待会上狼吞虎咽,打饱嗝,而且偷东西。这后一种行径以前没有练习过,但是我发现这并不难,尤其是别人把你当个体面人,不加防备时。我共计偷掉了两个镀金打火机、四把刀叉,四盒香烟;还偷了一本书。公司陪我的人只顾听我在说什么,一点没看见这些三只手的行径。不幸的是我吃不惯那些cheese,回来大泻特泻。我觉得自己赚回来了一点。既然我的一切,包括体面都归你们所有,那我就去出乖露丑。为公司跑了这一趟,回来以后得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十五块钱(这是误工费,公司代表说),还有一通说教。他们说我没有体面,表现不好。 
  晚上回家,我告诉F今天发生的事,还告诉她我在招待会上捣了一顿乱,多少捞回了一点。她说我还差的远,公司从这个布克奖里得到的不只是五千块钱。《我的舅舅》得了奖后,肯定比过去畅销。会出外文本,还能卖电影改编权。所以我该平平气,往前看,还会有前途。往前看,我只能看到自己是个浇沥清的小工,所以气也不能平。她又从另一面来开导我:你不过是得了布克奖,还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呢。这话倒也不错,从公司的宣传材料里我知道,被安置的人里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霍梅尼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小说奖得主,有教皇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撒旦学院院士(这最后一位我还认识,他是研究魔鬼学的),他们大家都犯了错误,在公司的安置下获得了新生。相比之下,我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拿起了一根撬棍,对F说,我出去找找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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