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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大意。他在讲话里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这些极而言之的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不惧怕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做了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强国直接较量。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为了支持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的提案，8月7日《人民日报》以《拥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为题发表社论。社论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愿与全世界一切正直的政府和正直的人士联合一致，共同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并使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从美国侵略者的魔掌下获得自由，使它恢复其原来的和平保卫者的光荣地位。”
8月20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月的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和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宣布中国完全支持马立克提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坚决主张：安全理事会在解决朝鲜问题时，必须有47；500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必须邀请朝鲜人民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并且在朝鲜应停止军事行动，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否则即不可能合理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负起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立即采取措施，迅速制止美军违反国际法与人类道德常规的暴行。”
但是，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抗议和谴责，也不理睬中国和苏联等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和主张，而继续扩大战争。8月下旬，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多次“误入”中国领空，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辑安、临江、安东等地的火车站、机场等建筑物，杀伤大量无辜平民。对此，周恩来外长致电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同时，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制裁侵朝美军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严重罪行。
第二部分：神兵从天降 秋风扫落叶彭德怀临危受命——未雨绸缪（5）
在朝鲜战场，美国继续增加兵力，扩大战争规模。至8月中旬，美国陆续投入到战场上的地面部队已有步兵第24师、第25师和骑兵第1师共4个师1个旅，总兵力达7万余人。参加“联合国军”侵朝的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开始陆续调往朝鲜，首先来的是英国第27旅。加上南朝鲜军，总兵力已达15万人，而正在实施反攻的朝鲜人民军只有6万人！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明显的变化。
为了准备战局可能的逆转，8月下旬，根据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调在华东地区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宋时轮指挥的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和在西北地区刚刚结束剿匪作战的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的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分别集结于津浦、陇海两铁路线，以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也作了防止台湾国民党部队登陆袭击的部署。8月26日，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种准备情况，并决定向苏联订购装备，加速空军、装甲兵、炮兵（包括高射炮兵）的建设，以便适应我军一旦参战后的需要。9月6日，50军被编入东北边防军，从而使其增加到5个军。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以惊人的战略嗅觉洞察到了中国可能面临的危险，作出了组建东北边防军这样一个具有远见的战略决策。由于当时国内几乎未建立战备物资的储备，运输条件又非常差，东北边防军从动员到入朝参战用了3个多月时间，许多准备工作甚感仓促。可是美军凭借其高度的机动力从突破三八线到进至鸭绿江边只用了十几天。假如中共中央不是从最坏的结局设想，提前组建东北边防军，待朝鲜战局恶化再临时准备，战争的进程如何就难以想像了。
隔了６年之后，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代表团时讲起这件事，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2个军，总共有５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过来了。”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还惋惜地说：“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1950年9月15日晨5时，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对人民军最为不利的情况终于发生了。麦克阿瑟亲自导演的仁川登陆作战击破了人民军的软肋。美军在次日控制了仁川，又占领了汉城，将人民军置于南北夹击之中。战争形势对朝鲜人民军越来越严峻了。
在美、南朝鲜军攻占汉城，进逼三八线，以战略速决吞并全朝鲜、危及中国安全的紧急时刻，北京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了正义的警告之声。但美国却置若罔闻。
第二部分：神兵从天降 秋风扫落叶朝鲜求援（1）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国庆之夜，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在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大片升腾而起的焰火把夜空点缀得多姿多彩，明亮的探照灯光柱，在空中欢快地跳跃，广场上，欢声笑语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天安门城楼上，红灯高悬，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和人民共度第一个国庆狂欢之夜。他们高兴地交谈着，不时被奇光异彩的焰火所吸引……
广场上沉浸在节日欢庆气氛中的人们没有想到，就在10月1日这一天，从朝鲜传来消息，所谓的“联合国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夜深了，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乘车返回中南海。
在菊香书屋，毛泽东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凝视着墙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目光良久地停留在朝鲜半岛和中国领土台湾。这些在面积上的弹丸之地，注定要吸引全世界的眼球，还要无数生命为之流血牺牲。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桌上，放着两份电报。一封是朝鲜党和政府关于中国出兵给予援助的请求，另一封是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的电报。
斯大林在电报中沉不住气了：“朝鲜同志们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不设防的。”建议中国：“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指挥员统率。”
金日成的电报则直接发出求援的请求，“……（联合国军）如要继续进攻且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出兵还是不出兵？房间烟雾弥漫，隐约可见毛泽东在来回踱步，不停地抽着香烟，那浓重的烟雾告诉人们，他正在为这一牵动国家民族以及千万人命运的决策紧张地权衡利弊。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要有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十分悬殊。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轰炸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同志们，他们在出兵的问题上也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菊香书屋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2日凌晨2时，一夜未合眼的毛泽东决定致电高岗、邓华：
“（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他还通知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时间又过了半个小时，毛泽东走到卧室，斜卧在一张单人的大床上，借着床头落地灯的光亮，仔细阅读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战况报告》。这时他又坐了起来，若有所思，然后拿起电话，告诉周恩来：“让德怀同志速来北京。”
1950年10月1日，古都西安。正举行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解放军第19兵团7；000多名指战员同22万群众一起，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观礼台。
观礼台上的彭德怀举手向队伍还礼。他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52岁的彭德怀个子不高，精神矍铄，气势凛然，帽檐下的两鬓已有些发白。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头号战将，他在历次战争中的卓越战功几乎和他经受的磨难一样多，在以后的日子里，那些曾经的侮蔑、歪曲、丑化、颠倒黑白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个无私无畏、刚正不阿的“真正的人”，一颗中华民族历史天幕上永远不灭的巨星。
游行队伍载歌载舞、喜气洋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响亮的口号响彻全场，彭德怀听得非常分明，那是：
“保卫新生的祖国，反对美国侵略朝鲜！”
远在西北的彭德怀一刻也没有停止关心和分析朝鲜战场的形势。10月2日，刚刚过了国庆节，彭总在办公室听完秘书杨凤安报告的最近消息，自言自语地说：“我总觉得快了，中央不会再让大家等下去的。”
第二部分：神兵从天降 秋风扫落叶朝鲜求援（2）
果然，10月4日，彭德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室召集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大西北的经济发展问题。
彭总正在听各个部门的领导汇报情况。当汇报到进疆部队的干部情况时，他插话说：“新疆有十几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宗教风俗习惯不同，语言文字不同。一定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各族人民一起大力从事生产建设，迅速恢复对苏贸易，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实行中苏经济合作，克服因难，繁荣经济，使新疆成为重要工业基地之一……”
彭总说话提高了嗓门，声音越来越高。正当他在兴头上，杨凤安领着一位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走进会场。他们两人绕到彭总的侧面。彭总刹住话头，询问地注视着杨凤安。
“这是中央办公厅的李同志，北京正在开会。毛主席派他来接你来了……”杨凤安说。
彭总眉毛一扬，“呵？”
“飞机在午饭后起飞。”杨凤安说，看了看表。
“这么急呀？”彭总不无惊讶地说，“我们还没有研究完呢。”
中央办公厅的那位李同志也说：“中央正在开着会，让立即把你接到北京，他要马上听一听你的意见。”
“好吧。吃过饭立即出发。”
1950年10月4日下午，一架银灰色的里－2型专机从西安机场呼啸着起飞了。这时，古都西安还沉浸在建国1周年纪念的节日气氛中，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架专机。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机舱里坐着的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连他的妻子浦安修也没来得及送行。
从此时，彭德怀告别古都西安，奔赴北京，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