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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着各种争辩讨论，从节育、卖淫、离婚到公共卫生、性道德及人口政策。十九世纪的性学思考虽然玄奥迂回，读者群极小，说教性甚强，但是仍然在这些争议中，竭力要理出一条系统的、理性的全盘了解之路。当时的性学研究因此也是一个新的身体政治学，它以专家的、学术的、医学的论述，来重新定义并经营身体的规范、道德的重整、甚至优生的考量。
结束语第二拨性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拨性学研究兴起，以金赛、马斯特与琼生为代表人物。这些性自由派的大师虽然不免受限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在当时全都是改造社会文化的进步分子，对松动当时的性压抑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比方说，金赛的研究彻底扭转了西方社会对婚前性行为以及手淫的负面评断，她也继承了第一拨性学研究对同性恋宽容的精神，在同性恋的议题上展现了当时少见的开明态度，将同性恋行为当作情欲选择的一种，而非病态，这些进步的主张甚至导致他在麦卡锡时代的白色恐怖中屡受迫害。马斯特和琼生的
研究则是出了名的准女性主义立场，他们二人在研究中发现女人有无穷的性愉悦能力，远比男人更为广阔多样，根本不是主流文化中描绘的薄弱冷感，因而主张性的愉悦和满足绝非男人的专利；相反的，女人有绝对的“高潮权”。他们并首度认定女人的阴蒂高潮才是女人性高潮的实相，这个观点透过《海蒂报告》的宣传，对当时女性观点的性论述影响颇大。
总之，第二拨性学研究，承袭了第一拨前驱者的科学信念，推动研究的力量则是一股启蒙的热切。研究者希望在充斥无知迷信和道德教条的性文化中，开出一条理性科学的康庄大道。性蒙昧需要建基于科学的性知识来加以启蒙，性欲才得以发挥其本质与能量，为人类提供正面积极的建议，这个信念也构成了第二拨性学研究者对于性教育的高度关切。
现在台湾读者所看到的《新金赛性学报告》（一九九O年美国版）和《马斯特与琼生性学报告》（一九九四年美国版）其实都是晚近的著作。由于时代脉络的变化，这两本性学报告在西方已经没有早期第二拨性学研究者那股移风易俗的冲击锐气。
（《马斯特与琼生性学报告》其实原名《异性恋情欲》，原书名展现了作者们对九O年代性偏好的敏感认知，也同时点出，我们一般习以为常的性学报告往往预设了异性恋的性模式，这种自知之明是合乎时代精神的自我定位。中译书名应当正名为《马斯特与琼生的异性恋性学报告》方不致误导读者把“异性恋”当成“性”的全部而非只是“性”的一种而已。）
结束语为什么一般人总要追求“正确”的性知识
不论是早期或近期的第二拨性学研究报告，也不论其写作风格上有多少差异，它们以专家挂帅，以科学为骨干的趋势仍是十分明确。和第一拨性学研究不同的是，随着现代资讯流动管道的变迁及人际关系的松动，第二拨性学研究者有机会进行更大规模的探究及调查，统计数据因此相应而成为呈现“科学性”的重要修辞策略，也是说服力的来源，第二拨性学研究者的权威则随着他们取样人口群的扩大而益增其公信力。
与此同时成长的是大量读者对一般性学报告的强烈兴趣及购买热潮。
读者带着潜藏的焦虑、不安与好奇，来发掘与自己身体直接相关的性活动及其定位。我在《豪爽女人》书中曾经分析过这种急于寻找“答案”的心理，也分析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只有某种“科学的”、“医学的”、“正确的”性知识，才符合我们心目中寻找的“答案”，才能平息我们心中的焦虑不安。我在书中指出了三层原因。（详参该书128…132页）
第一，我们在情欲经验中有太多挫折，太多不爽，太多惶惑，可是我们又常听说，性是多么美好多么神圣的一桩事情。这种矛盾使我们觉得，自己不爽一定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装备”有毛病，既然有“病”就应该找医生看病。
换句话说，由于我们对性愉悦的准备和操练不起，可是压抑的性文化同时却过度神化性活动，两者间的巨大差距使我们怀疑自己“有问题”，因此在不安焦虑中寻求解答。
第二，由于性经验的禁忌带来了性知识的隐晦，使我们以为只有医学专家得窥堂奥之秘，也就是只有医学专家有权威可以就性事发言，而医学专家们也努力在自己的言论中传达这种专业权威的形象，用解剖学的术语来炫惑一般人的眼睛。出于对专家和术语的膜拜，我们以为，专家既然能告诉我们身体的“正常”功能，那么，一定也能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地”（事实上应该是“愉悦地”）使用器官吧！可惜，我们想错了。
第三，在一个性不开放、性知识有待创造和流通的社会里，人们由于不知道自己表现如何，也不知道别人如何做，因此他们最关切的问题多半只是出于焦虑的“我正常吗”。在没有比较、没有信心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觉得自己最需要的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以便安抚心中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建基于大量取样的统计，加上专家们权威的分析和解惑，是最合乎读者的心理需求的。
虽然我们每个人的性生理配备都差不多，但是在个人生活历程中的因缘际会却使每个人都形成各自独特的情欲模式或性癖好。这就好象人人皆有相似生理的口舌味觉，但是有人爱麻辣，有人要酸甜，有人喜欢彼萨配牛奶，有人偏好猪血汤不放猪血。这些差异从未令我们感到焦虑而担心自己是否正常，因为，吃的文化早已是大家公开谈论多年的话题，个人的口味习惯偏好早已在言谈中被接纳，被正常化了。可是，正是在我们这个尚未公开交换性经验，尚未公开谈论个人性癖好的压抑社会中，性和情欲才会引发正常与否的焦虑。我们以为要是不知道标准答案就有不正常的嫌疑，因此我们追着医学专家要“答案”。
很明显的，一般性学报告的形式与内容都是顺应着读者这种追寻“正常”、“正确”、“科学”性知识的心理。在这个意义上，这类性学报告是性文化贫瘠与封闭的时代之产物。早期的性学报告以“穷尽”变态性的所有形貌，以及后来的性学报告以“全面”提供有关正常性或变态性的系统知识为目标，一方面似乎丰富了我们对这个文化的认知，但是另方面也是对于性的另一种权力“管理”技术。毕竟，只有意图全面掌握性（或者对性过度焦虑）的人才会认为“穷尽”与“全面”是性学报告最重要的条件与形式。
结束语新性学研究报告的萌芽
在性学报告的形式上，《海蒂报告：女人性事》显然是一个异数。这份报告虽然保留了统计数据的权威形象，但是众多女人在其中的坦诚直言却又同时呈现了差异与多音，使得《海蒂报告》得以多多少少摆脱（男性）医学专家的独白指示，开启女人说性的可能。而在众多女人时而激越，时而哀怨的诉说中，逐步展开女人所面对的文化社会现实。
《海蒂报告：女人性事》的问世，暴露出许多性学论述在性别上的盲点，显示过去性学
所谈论的“性”，其实是以生理观点掩盖并抹煞女性情欲的特殊社会文化属性。另方面，《海蒂报告：女人性事》一书也以众声喧哗冲淡了大家对“常态”和“平均值”的执着。但是《海蒂报告》只剪辑了一个个不同的、无名的、无身分特质的女人在个别空间中的只言片语，这些声音的齐头并列因此常常显得琐碎零散重复。它们在时空的切片冻结，在某一方面也象征了个别女人的孤立与隔绝。（我对《海蒂报告》的完整评论，请参看我为《海蒂报告：性爱欢愉》一书所写的导读《高潮的情欲文化》）。
过去这些性学报告在“科学”的前提之下进行实证研究，但是，当实证研究的目的只是对情欲现况“忠实呈现”时，它们最大的功用不过是在保守的情欲天空之下展现一个个奋力经营的生命，希冀这种呈现可以帮助大家消除焦虑，认识到自己并不那么奇怪。
但是就女性情欲解放运动而言，新性学报告不是静态的反映呈现而已，新性学报告的书写必须具体冲破女人的孤立隔绝，它必须摆脱单音的自我叙述，它不能接受既存的现实为唯一可能。因此工作坊一开始就是在女性集体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中成形，在彼此倾诉的互动、成长、分享中诠释情欲，在互相交换激荡的回忆和叙述中想象那未知的可能。
作为“纪实”的书写者，我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以线性的书写来创造诠释学（her…meneutics）式的交互主体和本土志（ethnography）式的参与式观察。
我自己在工作坊中的发言不在少数，事实上，如果没有我提出上千的善诱或挑逗式问题，如果我们不及时提供一些安抚的、鼓励的、支持的、玩笑的、假装责备的旁白，要不是组员们彼此模仿这种对话的方式，我们就无法创造那么一个对女性友善安全坦言环境，提供女人自我发现、自我得力的过程。
我们对谈的记录已经由耐力十足的滕写者抄写下来，可是我要如何处理自己在工作场中的存在与介入呢？
我不相信“客观呈现”。没有“事实”、“回忆”、“状况”、“经验”、甚至于“感受”是不经过诠释/叙述而存在的。组员在工作坊中的一再重述建构自己的性与性心情，已为此下了最好的注脚，那么，我又何必为我的“记述者”身分的存在（materiality）而烦恼？于是我作了决定：把我的发言及我在书写时的反思写成另一条叙述线，揉合我在这两个时空中的想法，再与组员们的叙述和争辩溶为一个多元杂音的协商对话，而在对话的叙事流程中展现我们彼此的冲撞和转变。
我的困难其实不只在于书写多音对话，更大的挑战在于捕捉八个生命的厚实。那些号称包含了成千上万选样对象的性学报告或许安抚了焦虑者对常态和掌握“性的全貌”的渴求，但是女性情欲的解放的新性学报告不想为了取得平均值而辗平个别的生命故事，更不想为了百科全书式的列举而抹煞组员的个别性。不管有没有统计数据的支撑，刻板印象一向是女人的大敌，我们对抗它的方式则是挖掘更多的差异，更独特的自我，更细致的人生故事。
《性心情》的性学报告对语言、对叙事、对女人如何理解情欲经验保持高度的尊重与敏感。重点倒不在于她们说得是否正确，是否完整，是否诚恳——对“真相”的苦苦追求不是新性学报告的关切。工作坊的重点是在于展现一个由女人来创造的自在述说情欲的空间，也就是一套自在情欲的语言，这样的空间和语言才可能支持女人面对并得力于身体情欲的种种波动。工作坊更希望鼓励女人在集体的诉说和对自豪感中重新书写自我的生命，创造自我的形体。因此，性心情工作坊的新性学报告是女人的性学，女人的性知识，女人的性科学。它拒绝让没有性别意识的科学性学来主导女人“应有”的感受与表现，也拒绝让专家权威来垄断知识的生产和经验的诠释。
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新性学报告是“治疗”的和“解放”的。因为组员在平等互动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集体式自我建构，是对主流情欲语言的具体抗拒，同时也是对女性情欲的重新创造。在这些交谈之中，被文化视为病态与罪恶的那些女性情欲表现得到了肯定与颂扬（所以是一种“治疗”），被社会视为不可想象的情欲模式在女人之间自由地扩散（所以是一种“解放”），而且更多的女人男人将以《性心情》的女声喧哗为触媒，开始营造她/他们自己的性心情工作坊，累积她/他们的性经验与性知识，书写她/他自己的新性学报告。
作为首次的尝试，《性心情》最迫切的需求是找寻更多属于女人经验的语言来诉说愉悦。我们会说记忆，我们会说常识，我们会控诉，我们会抱怨，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语言来说出我们或真实或想象的愉悦。我们需要想象并创造愉悦的能力。
或许，愉悦语言的匮乏是来自愉悦经验的匮乏？我倒不做此想。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对性事抱持强烈歧视的社会文化中，控诉与悲情是比较被包容的，愉悦及欢欣则遭受排挤和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