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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反冒进引起全党全民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用了1/4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大学问明王守仁著。为其在嵇山书院讲授《大学》的记，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10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1957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冒了，财政赤字有20到30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资82亿元，1956年140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用了。1957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建委提的是120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150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120亿还多了。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此作了决定。
周恩来反对急躁冒进是很坚决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的，但是仍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他一再讲，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的时候，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由于1956年反对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国国民经济就可能持久地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发展。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纠正冒进的正确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说”。在西方，古希腊泰勒斯把水、阿那克西曼德把气、赫拉，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13日，他赶到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毛泽东接连不断地声色俱厉地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立不安。周恩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气氛。他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2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提出反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3月8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25日，周恩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听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番话，意味着要周恩来在将要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行检讨。
这种批评，从1957年11月的南宁会议，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直继续着。并且把问题混淆为政治路线问题。最后瑜伽派古代印度哲学派别之一。瑜伽（Yogā），意为“相，大家都赞成毛泽东了，没有争论了。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比较少了，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周恩来的内心非常苦闷。成都会议期间，他对秘书讲，回到北京后，要起草一个他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后来回到北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周恩来说，这个稿子主要是做“检讨”，囚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已经同毛泽东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毛泽东。这个“检讨”，周恩来说一旬，秘书记一句，他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反映了当时周恩来内心的矛盾，他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在这个情况下，秘书向他建议说自己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等他安静地构思好以后再来记录。这时已是深夜12点了。凌晨之时许，邓颖超找到秘书说：怎么周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她同秘书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记录稿。在同秘书谈话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白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秘书看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增添了。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个8000余字的检讨发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
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而在他被认为是错误的，不能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的时候，他就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了。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是决定周恩来去就问题的。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出席会议的属性拉丁文attributum的意译。西方哲学史上，一般指，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批反冒进的“错误”，批掉了一个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十二、从“大跃进”到调整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让论《乘凤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迅速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
这时的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他必须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经过这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他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写于1925年12月。1926，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就在他做检讨的1958年1月下旬，他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预算草稿的报告（草稿）》时，在文中“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的“15年内‘之后，增加了“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九个字；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改为“并且争取提前”。这些，在当时“大跃进”的气侯下，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积极拥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距离的。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形势非常乐观，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一90％，据此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耕地面积，实行园田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虚作假。因为当时有外宾在场，他没有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1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出，要合理密植，并提醒乡党总支部书记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并且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河南在大刮共产凤时，周恩来到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