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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制造舆论。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5月。编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本文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了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谈话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原来甚为健康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紧张、繁忙而急剧衰弱，除得了心脏病而且屡次发作外，1972年5月，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定为膀胱癌。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周恩来万机待理，不可能真正地得到休息。因治疗一再延宕，到1973年1月5日，大量便血。3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说明了便血的情况，向政治局请假两星期，并提议在自己去玉泉山检查身体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10日，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毛泽东批：同意。3月10日到24日，周恩来到玉泉山进行检查治疗。10日晚，做了第一次手术。4月9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5月20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在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12月1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接着，周恩来忙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并于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安排。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惧。他们不断地进行阻挠。1972年8月，周恩来针对江青一伙大搞“空头政治”，造成不敢抓业务、不重视业务的严重情况，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这个指示传达后，江青一伙就追查来源，并阻挠它的贯彻执行。9月底，周恩来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姚文元勾掉。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称这版文章是“毒草”，在上海组织批判。这年秋，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上认为周培源为贯彻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讲话而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当时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这个会议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说什么“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他们声言要追周培源的后台。周恩来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在会议纪要中不能把科技战线写成是“黑线专政”。11月底，周恩来审阅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设想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阅后批“拟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阅。张春桥阅后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他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在谈到批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报到中央后，也因张春桥的阻挠而没有通过。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的经济工作《十条》，由于张春桥的破坏，也不能下达。江青一伙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尽力纠正“文革”“左”倾的错误。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江青、张春桥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说：“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反抗哲学。试图用它来回答现代西方所面临的问题。认为马，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具体斗争是不断的。如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谈到影片《李双双》时，当场点名要那个江青安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批判这部影片，并明确指出这部影片总的倾向是好的。8月6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21日，在召集万里等开会时，听说了卫生战线劳动模范时传祥因被江青点名而受到迫害，周恩来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指示叫为时传祥平反。这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她遭到了毛泽东的斥责。
1974年初，周恩来癌症显著发展，病情加重。1月20日后，连续作治疗。24日，江青一伙背着毛泽东召开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这两次大会，经过江青一伙策划，迟群、谢静宜等作了煽动性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毛泽东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一·二五”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说他们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接着，江青又制造了“蜗牛事件”，以美国康宁公司赠送我国四机部代表团成员玻璃蜗牛的工艺品为借口，说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从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周恩来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真相和该国风俗习惯。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常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下发的要收回。
江青一伙对于周恩来等前一时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了不断的反扑。他们针对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科组一份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查的文件，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宣扬交“白卷英雄”张铁生。这年底，他们又利用经过编者精心删改的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的日记摘编“荀子”。②著作。见“著作”中的“荀子”。，批所谓“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他们还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追查周恩来看过和肯定的电影《海霞》是谁推荐的，说这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他们指责电影《创业》是“给什么人树碑立传”。毛泽东看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他们才把已经排好的批判文章拆了版。他们组织了一些写作班子写文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邓小平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并去作报告，江青吵着不同意，直到毛泽东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一时期，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捣乱，已经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严重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
4月底以厉，周恩来病情日益增重。6月1日，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此后就住在305医院里了。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说“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对“现在的儒应写文章”。不久她在天津又说，“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甚至给一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她们极力攻击周恩来等，妄图为自己组阁创造条件。这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10月17日，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向周恩来。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同意。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交通部派两个干部去任政委、政治干事。“四人帮”的党羽要他们来批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他们拒绝。“四人帮”的亲信就在上海整了诬告材料，江青一伙借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扬言要揪后台。“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遭到邓小平的批驳。第二天，他们就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昧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听了后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周恩来在医院里得知这事后，同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风庆轮”事件经过。然后，他通过接近毛泽东的同志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这事情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上旬，周恩来在医院里分三批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
1974年底，周恩来不顾病情的发展，为了主持开好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仍然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争取要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约李先念等交换意见，感到教育部关系重大，确定以周荣鑫掌管为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