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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伪省长吴赞东回到家，象被卖肉的剔了骨头，浑身懒洋洋地连头也抬不起来。想跷脚叫姨太太给他拔皮鞋，瞥见她那气的发青的脸色，便没敢招惹她，自己脱下皮鞋，登上拖鞋，象倒树一样把全身扔到沙发上，紧闭眼睛，一声不响。他一不是酒醉，二不是思眠，是在运用脑筋研究今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
“你多田顾问是骂谁？是不是骂我？好！任你骂，这个鬼政权的事，反正谁也干不好，无非闭着眼睛瞎混。呵！瞎混可不成，多田还说要肃正思想。”提起肃正思想，伪省长从内心里打了个冷战，象被花脚蚊子叮了一口。姨太太认为他发冷，拿件狐皮大衣给他盖上。他睁眼看了看，没有作声。她火了：今天这个倒血霉的会，伤神惹气，分文捞不到手，老东西回来还这般拿捏人。她一赌气，先摔大衣，后扒袄裤，滚到床上，用红绫缎被蒙住头再也不理他。他知道她在生气，往常遇到她生气，他总得想法温存她，现在他顾不了这许多，接着刚才的思路继续想。想到多田说大日本皇军不吝惜子弹那句话，“我佩服日本人说到做到的精神，刀砍吧，枪毙吧！可有一宗，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再说轮到我头上的时候，省城里混洋饭的人就十室九空啦。多田哪，多田，你说的是浪言大话哟！”他脑子里得到这个满意的结论，在沙发上翻了翻身。
“哎呀，不好！”思潮里滚来一个大的浪花，汹涌地向他冲击过来，他惊呼出声了。姨太太吓的掀开缎被，一跃而起。看到他那凝神发呆的样子，才知道他是想心思，骂了声：“魔症！”索性脱掉内衣，头朝里睡了。
伪省长惊呼的是宴会上散传单的事。他把整个过程回忆了一番：“这件事要叫多田知道娄，就是有缝的鸡蛋啦。况且，不只多田这一面，还有共产党这一面，不是吗，他们已经直接攻到我的头上。”这时候他想起从宴乐园带来的那封信，立刻站起，摇撼睡在床上的女人：
“喂！别生闷气啦！快把那封信给我！”
“什么信？”
“八路军送来的。”
“那有啥看头，要看，你自己有手，信在大衣兜里。”
伪省长掏出信，依偎在她的身旁躺下，打开床头绿色台灯，戴上花镜，信中字迹立刻清楚多了：
……你要知道，帮助日寇残害中国人民，万古千秋被人唾骂。他笑了，他笑信中的内容无力，跟日本人混事，挨骂算什么，做官不挨骂，难把洋刀挎；曹操还主张：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哩！信中接着揭露了他历史中的罪恶，他冲动了：“对我写信，为什么辱及先人，骂遍子女，真真是岂有此理。”一怒把信扔到床下，冷静了一会儿，觉得信里含有内容，单是对他了解这样多的情况就不简单，又翻身从床下捡起那封信，继续看：
你认为是享乐吗？不！出卖祖国、出卖灵魂的人，心地卑微，人格下贱，生存是屈辱，享受也是卑鄙的，而且任何金钱物质上的所谓享受，也填不满上述损失于万一。
他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眼镜的位置因摇头滑动了，正了正眼镜，继续朝下看：
我们全面分析过你的一切，认为你的地位并不稳固，也不安全。眼光短的看不远，无远虑者有近忧。你纵不为国家民族着想，也要为自己的下场打算。……
最后这句话，打中了他的要害。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有一分钟不为自己打算吗？日本人占领了平津上海，我看国家没希望了，为了个人生活，就走了这条道路。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南京的朋友告诉我说，汪精卫和蒋介石是明暗一条腿，就同他们挂上钩，在华北百团大战之后，又同高参议拉了一条线，这些都是为自己呀。现在，形势摆的很清楚：日本人霸占中国、占领南洋这是一派；美国帮助蒋介石是一派；中共和苏联又是一派。不多不少整三派，三派有三条路线，需要三只脚走。是嘛！狡兔还有三个窟窿呢，有奶就是娘，就是老母猪有奶，也可以叫娘……”他用力推动身旁的姨太太。
三姨太太骤然坐起，双手上去捋住他的胡须：“老东西，你说谁是老母猪？”
“你听的哪去啦！”他解释并安慰了她之后，说道：
“高参议不是几次找我吗？他再来电话，你给他规定个时间。”
“又臭又硬的穷棒子，理他作什么？”
“这是北方的实力派呀！”
“你到底一个闺女聘几家？吃着日本饭，盼着蒋介石，又想投共产党的机。当心些，跟着庞拐子庞炳勋队伍过来的那个姓范的家伙，已经到日本特务机关接洽好了，听说他要当剿共委员会的主任啦！”
“当个三条线起飞的风筝有什么不好，适者生存嘛，好的舵手会使八面风呢。八路军这一阵闹的多欢哪，我得摸摸他们的底。”
现在宴乐园里剩下高大成和他的卫队了。高大成躺在休息室里，仰面朝天，头枕两个手心，左腿搭着右腿，独眼盯住天花板。红宝同他挨着脑袋作人字形躺着，胸前茶盘上放一盏黄色烟灯。在跳跃的灯头上，她伸看焦黄的食指和拇指烧烟土，烟土从米粒小泡烧的开了花。她揉捻成半截粉笔长的烟泡，安插在烟斗上，用烟针扎个孔，吹了吹气，自己试着先吸了个烟尖，然后肩头碰了碰高大成：“给！别生气啦，吹了这个吧！”
高大成没吱声，张嘴含住烟枪，抽的滋滋作响。红宝一面用烟针替他拨泡，等他快吸完的时候，乘势说：“高司令，刚才你在火头儿上，我也不好开口。说正格的，跟我一块来的姑娘们，都是大大的好人。田副官都清楚。”
“我清楚！”小田立刻接过话头，他早同红宝商量好了帮腔说情的。“她们都是好姑娘，司令，依我看把她们放回去算啦，女人的手是扎花的，谁敢弄这玩艺儿。”
“呸！你满肚子大粪，就懂的吃我的冤枉。”
小田不敢作声了。红宝知道高大成喜欢奉承，变着法儿给他说好听的，果然高大成有活口了，他说：
“红宝！本司令把面子赏给你，凡跟你一块来的，我一概不追究。快把她们都喊来，给我捶捏捶捏。”
红宝同她的伙伴围着高大成，卡头，捶背，揉腰，捏手指头。
高大成仰面朝天四脚拉叉地躺成一个“大”字，倒拧着两道牙刷似的黑眉毛，紧闭住那只顶用的眼睛，心里叨念着：今天的传单上有扑鼻的油墨气息，一定是从内部印刷的，这就是说，城内有共产党的组织，有他们的宣传印刷机关，有通讯连络人员，通讯人员有男有女，今晚散发传单的就是个年轻女子。呵！……想到这里，他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挣开大家喊：“你们统统是危险分子，给我滚开！”她们并不理解他这时的心思，一个个吓的变貌失色。小田连忙向红宝使眼色，红宝乘此机会领着她的伙伴离开了宴乐园。
高大成并不关心她们的去留，命令小田去叫副官长。
刹那间，一个年近六旬、小头窄脸佝偻腰的人，身着长袍马褂，一脚轻一脚重地走进来。
“你说，怎么办？”高大成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没错儿，刚才我跟商会会长谈过，出事说出事，办事说办事，人头落地，大伙也得掏钱。”
“你胕膝盖上钉掌——离了蹄（题）啦！糊涂……”
平时副官长在高大成眼里倒是个诸葛亮。他生在清朝的科举制度时代。先习文，学八股，多次县考不中，是望进的同生；后改习武，学兵法，练武功，眼看武秀才到手，举重时被石头砸了脚；以后学中医，卖炮药，捎带着相面算卦看风水。高大成还当土匪时，就把这位风水先生吸收入伙了。起初人们喊他师爷，以后随着伪军几次改编，升到副官长。高大成对他确有几分敬重，刚才本想骂他糊涂虫，因为敬重，话到嘴边把虫字咽回去。
副官长挨了申斥，脸上灰溜溜的，急中生智，他想起八路军送给高大成那封亲启的信。
“司令！是叫我念给你听吗？”他从衣兜里掏出信，清了清嗓子，就要念。
高大成眉毛倒竖，眼睛睁圆，把烟灯一推：“快给我烧掉那劳什子！”
副官长二次碰了钉子，心里更慌了。“有话照直说呀，干么攥着拳头叫人猜？”毕竟他是熟悉高大成的，他意识到高大成是思谋今天出事的后果和责任，便献媚地说：“高司令！你是担心目前的吉凶祸福吧！不要紧，今天夜里诸神下界，求神问卜最灵验，我给司令爻一卦。”
“我还有心思算卦！今天的事，纸里包不住火，多田总会知道的。那时节，人是咱们抓的，官司是咱们审的，凶手没找出来，他当省长的倒躲了个干净，这一盆稀屎还不扣在我的头上……”高大成故意把话说了半截。
“高司令，我看不会的。宴会是两家召开的，有责任两家担负。我看懂了吴省长的意思。他拉出李歪鼻就是要找个替死鬼。我回头找咱们麻团长合计合计，把问题一古脑儿推给歪鼻子算啦！”
“光拿李歪鼻问罪，那就太便宜啦。你跟前来。”他终于向副官长小声说了他的全部计划。
“我倒同意司令的意见。”副官长的话口有些犹豫。“我担心吴家根子硬，不好拱动，再说剿共委员会的范大昌主任新到职，会不会跟咱们一个鼻孔出气呢？”
“范大昌离开咱们的枪杆，他能开展工作？都象你这般犹豫，那颗警备司令部的大印，什么时候姓高呢！”说完他再也不理副官长。命令田副官，把全部嫌疑犯人统统带回司令部去。
三
伪团长关敬陶的家，住在红关帝庙以北，地名叫北沟沿。从西城流来的水，灌入这条沟。沟长一华里，横架两座木桥。桥北是一排民房，其中有个乌黑大门连着一所小三合院，就是关团长的家。本来军官有官家几幢楼房当宿舍，他们为了寻求僻静，特意搬到这里的。
关敬陶怀着懊丧疑虑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家。
他敲了敲门，没人答话。用手电照了照，发见门未上闩，只是门顶上用插销拨住。他身形高，踮起脚尖把插销拨掉。进院之后，又轻轻关了门。屋里有灯光，隔窗玻璃一瞧，他爱人陶小桃趴在桌子上睡了。他虽知道她是为的等他，但也不大原谅她。进屋后，脱下大衣，用力摔到床铺上。
她惊醒了，看到丈夫的脸色，知道又是从外面生了什么气。她无声地走过去，帮他挂好大衣，宽了外衣，拧一把热湿毛巾递给他擦脸，替他拔去长筒高皮靴，打了洗脚水，亲自给他洗净双脚，放好拖鞋，最后端来一杯可口的香茶。关敬陶象往常的烦恼时候一样，本想从老婆身上撒气，偏是老婆在这时候，伺候的特别周到，使他狗咬刺猬没处下嘴。陶小桃确实对他有一百个好，在历史上对他也有过很大的恩情。
在芦沟桥事变的那年暑假，关敬陶在北京读大学二年级，平津陷落敌手，学生们纷纷离校，他也随着大流搬家，住到西城的二龙公寓，每月房饭费共十二元，日期久了，家里汇不来款，手里的钱花一个少一个，他心里十分焦虑，每天四处打听消息，希望时局有所好转。有一天上街，恰逢日本兵入城示威，军用汽车填街塞巷，这引起了他的害怕和激愤。这天回到公寓，听说很多同学离开北京，奔赴抗日前线，二龙公寓里有一批同学要走——他们是投奔共产党去。他对共产党一点认识也没有，自然不想去。怎奈大家异口同音说北京呆下去危险，便也想着离开，凑了最后的零钱，跟同学一起买了车票。他想：先跟大伙上天津坐轮船奔青岛，然后设法回河南老家去。临行前日，大伙都去推头，为的是化装商人改变学生的身份。他跟同学一块到了理发馆，连问也没问就推光了。同学们发现后告诉他说：我们都是带垫推，头发槎留的长，你这秃光光的，日本人查问时准说你是学生改扮的。他心里既害怕又难过，万般无奈，硬着头皮跟大伙到了车站。车站谣言更多，说从北京到天津这一段要经六次大检查，检查出有嫌疑的人来，立刻拉下火车去枪毙。听到这些话，又看到那些呲牙裂嘴的日本兵，他心里沉不住气了，想迟走几天，等头发长长些。决心下定后，跑到车站退票，从人山人海的旅客拥挤中，好容易涌到票房窗口。他把票先递进去，高声申诉情由，刚说了两三句话，那张票从小窗户里飞出来。
“不退也罢，豁着我这颗脑袋，赶车一块走！”他想着急忙俯身捡那张票，看看票要到手，手被一只皮底鞋踩住了。抬头瞧看踩他的人，票被另一个人拿走了。他看准这两个家伙的相貌，不顾一切地追出�